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賈康

　　以后線上線下結合是大趨勢。如果我們相關的稅收研究能夠看到這大趨勢，我們至少可使認識框架和眼界放得更開闊和更有前瞻性。可能大家都是走線上線下的結合之路，這樣稅收是不是有新的契機處理得更好、各方面可接受度更高？

　　第一，大家在一起從數字經濟概念討論問題，需先對于數字經濟的作用有一個更全面和更深刻的理解。人類社會走到現在我們所說的供給側創新，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創新，它得去適應、滿足的需求側，是“永新而無新”的不斷上升的“用戶體驗”要求。現在中央說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必須滿足，理論上講其供給的“不充分”是會永遠存在的，關鍵在于現在中央總體的判斷，這個矛盾不平衡是“不平衡”帶出的“不充分”而“不平衡”是結構問題。結構優化，決定著怎樣實現中國高質量的發展，化解矛盾滿足人民需要。這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主要矛盾，及其化解需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主線的認識邏輯，這個邏輯在我們討論的數字經濟概念之下，我覺得應當進一步領會。

　　這幾年社會經濟中科技創新的加速太明顯了，我們現在很難設想十年以后，最前沿的那些將會流行的電子產品將是什么樣？兩年以前我聽說有可穿戴設備什么的，現在是不是有一些人已經在開始用它了？我是落伍者，是跟著潮流不得已情況下使用智能手機，但是新生代的人們，興致勃勃要用新產品。從生活看到生產，生產已經進入了人工智能時代，甚至思想界已挑戰性地提出，再往下會不會發展到技術創新的奇點，機器人會反過來控制人類。我自己琢磨了半天，我覺得可能最現實的威脅是一些能夠在技術上沖到前沿位置的人，借助機器人方向上的人工智能創新，成為一種人們最擔心的超級專家——就是“超級人類”，而人本性中間“惡”的作用是無法回避的，他們這時候可能會利用人工智能技術的力量，在奇點之后就形成了這種人對另外眾多的人們的實際控制乃至奴役。人們最擔心的這種風險，顯然也很值得探討。但這不是今天會議的重點。

　　我們現在，基于已經有幾十年信息革命的經驗來密切跟蹤潮流，討論新經濟對于人類社會的可能影響，要爭取有一點前瞻性，特別是看到中國經濟社會轉軌中結合追求現代化的戰略目標，首先要正面肯定數字經濟引領全球發展與中國發展的作用，同時要注意防范這里面的風險。在現實生活中，“互聯網+”有前面一段時間的P2P，已經在中國引起了始料不及的偏差、爆雷，對于經濟生活間帶來一些無法忽視的負作用，但絕對不能以此來否定互聯網+這個方向錯了。還必須順應互聯網+，以后還是移動互聯和萬物互聯這樣一個發展趨勢。在這個視角上，數字經濟引領整個創新發展的過程，在中國我覺得要接著說到第二個層面。

　　第二，是我們得充分地意識到，中國在數字經濟發展方面有后發優勢，有明顯的亮點，已經可以給予我們重要的提示。這個領域原創的技術，我聽到前些年都是來自美國、硅谷，但是它在中國現在幾個巨頭-BAT和京東、蘇寧，還有咄咄逼人新起的美團等等，在迅速做大企業這一方面，他們并沒有提供什么原創技術，就是在硅谷提供的原創技術運用中，在中國潛力巨大的市場上，以及在中國要立足于對接全球化這個思維導向下，很明顯地超常規發展起來。這里面產生的對于中國經濟社會的各種貢獻，有GDP、有稅收，特別是有就業，而且尤其是對于原來與工業化、城市化進程距離很遠的一些農村地區，都起到了很明顯的作用，促進了那些地方的繁榮。我在兩三年前就看過窮鄉僻壤的淘寶村，到了那里以后，雖然很多東西還是似懂非懂，但我知道有了跨越式的發展，使原來沒有太多文化素養的農村這些社會成員，迅速就近對接新經濟。政府和企業合在一起，以免費的方式做十天左右的培訓，這些人就在淘寶村內開了淘寶店，這一片很快就形成了“產業集群”，各種服務的物流、快遞、包裝、銀行等等，陸續地全都進駐了這一片區域，誰能想到，原來看起來發展振興沒有多少指望的農村，很快就形成了這樣一個新局面。這種后發優勢在其他方方面面，可能還有很多體現。

　　當然也會帶來新的挑戰，它現在所催生的快遞、外賣，使我們在人口紅利很快要消失、人口的結構變化和經濟發展變化中，原來所稱的“農民工”作為百分之百來源的建筑工人，現在也遇到了明顯的挑戰：新生代的農民工都不肯做建筑工人了，因為現在有外賣小哥的職位等著他們，他們也不愿意吃這份苦，到腳手架上風吹日曬雨淋，使得現在建筑工人平均年齡要50歲以上了，這就逼著建筑行業把工資再往上抬。我們國民經濟的一大支柱就是建筑業，這是否會影響其今后發揮的作用？對于整個經濟社會結構性的影響，我們需有一些超前或者至少要緊密跟蹤的研究分析。如果能提出有意義的認識結果，有助于我們的管理部門早一些考慮如何引導政策優化。

　　另外一些感想，也跟各位交流一下。在數字經濟發展中，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作為國企、民企各有自己的相對優勢但在這方面看得特別清楚，數字經濟引領出有影響的企業，其成長中特別需要有一個燒錢的過程，在硅谷經驗來說，是一些科技精英他們整天做各種奇思妙想或者胡思亂想之后，有一幫金融精英以風投、創投、天使投的方式，在科技的創業群體里面選擇支持對象——顯然這就是一個要靠“燒錢”推進的機制，選擇十個，不一定成功一個、兩個，一百個中成功三個、五個，全盤皆活，整個新經濟一波接一波的發展大潮，就是這樣一個基本的機制，按照硅谷經驗來解讀便是這樣。當然后來歐洲和中國意識到是不是可以試以政府產業引導基金來超越硅谷，使我們后發追趕者不是簡單地跟隨。但是無論如何，非常直觀的表現就是要燒錢。這方面我有自己的觀察。那是接近千年之交的時候，在北京公主墳環島邊的寫字樓里，已有瀛海威這樣的公司在那里租了大量工位，在做互聯網創新（但是現在已很少人知道這個企業的名字了），當時它是沖在互聯網最前沿的企業，但沒有沖出“一飛沖天”的結果，后來阿里巴巴一飛沖天，被稱為沒有翅膀的豬，在風口也吹起來了。阿里和騰訊代表了少數、甚至極少數，這個過程讓國企來做，看起來走不通。我聽說，現在有巨大影響的騰訊微信，當它來自美國的原生技術受到注意的時候，類似的創新安排就包括中國移動的飛信，是同一個技術傳過來的。但飛信直到現在，也沒成什么氣候。騰訊把這個原生技術用了一段時間，發展很困難，曾經想轉賣，沒人接盤，沒想到，過了某個關口突破瓶頸期，就是一飛沖天。從現實的比較來說，是國有企業想燒錢，效率上和機制上都支撐不了，每一個具體措施都要上黨組會討論，我看看你我看看你，各種顧慮，各種自己的小心思，往往久拖不決。民營企業這邊，就是幾個大佬下決心沖，這事就可能沖過來了。這機制確實不一樣，雖然你看民營企業也有這個問題那個問題，但目前線上線下結合的民營企業，其實都在高歌猛進，包括京東劉強東受了這么大挫折以后，大家對京東的信心可能有一點懷疑，但總體并沒有動搖。大勢在這里，它們是跟著新技術燒錢沖關，沖過瓶頸期就打開新局面。現在民營企業“五六七八九”最代表性的、最具有亮點特征的引領，其實在于沖在了新經濟前沿，這對于全局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沒有這樣一些民營企業如此重要的燒錢成功所帶來的對未來的引領，以及決策層也意識到可期待的繼續發展前景，可能還不會有總書記所說的“自己人”這樣一個肯定，成了新華社通稿大標題的主題詞。這些事情擺在我們面前，非常看中的未來的發展中，國企、民企按照混改思路，不是誰進誰退的問題，而是共贏發展的問題，這對于現代化的意義一定是全局性的，是在數字經濟給出了非常具體而有力的支撐條件之后，在我們面前展開的非常值得肯定的新局面，事關我們的韌性、支撐力和中國潛力發揮的回旋余地。民企在新經濟領域的帶頭沖關，形成了具體的一系列組合條件、伴隨條件，是很現實的重大貢獻。

　　當然在這方面，我們要通過研究，考慮后面財稅怎么樣去匹配合理的支持。財稅要服務全局，這是誰也回避不了的問題。

　　還有一個視角，也是不成熟、但很愿意跟各位探討的看法。過去經濟學一直在說反壟斷，因為企業做大、成了壟斷局面以后，一系列的負作用就出來了。我在80年代去美國，印象很深刻，到美國那里可以很便捷地接通電話（那時候在中國本土，電話可是稀罕玩意兒，只有高級干部家里有）。我到美國做訪問學者租的房子里有插口，你在街上買一個電話機，有一個程序允許你打電話接通當地電話公司，就可以給你開通業務。當地的電話公司，是從原來的AT&T強制拆分而來的電話公司，AT&T做成非常有影響力的大公司以后，政府強制地把它切分（當然很長時間長途電話它還是一家獨大，但Local的通話業務就不許它經營了）。現在完全是另外一個境界，大家知道微信實現了幾乎無成本的可視電話，整個局面跟那時候已不可同日而語——當時印象非常深的是按照反壟斷法，要把企業做大的強制拆分開。然而現在這些年，沒聽說美國要把亞馬遜拆分，似乎對微軟做過反壟斷的審查，也沒有做傷筋動骨，這一件事情很值得琢磨。看了中國已成寡頭壟斷局面的電商，BAT和新起的， 以后不論是5家、6家，這個事情怎么分析認識？我現在的初步認識框架是，可能得要在經濟學理論方面延伸發展壟斷概念的研究，提出一個新的判斷，就是現在迅速形成的數字經濟、新經濟領域里的寡頭壟斷，和過去寡頭壟斷的實際效應，有重大的區別。比如說阿里，它的寡頭壟斷地位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但是它能夠帶出很多中小微企業跟它形成一個產業鏈，特別是下游的這些淘寶村，一直滲透到窮鄉僻壤，它的這種壟斷不是以前的“通吃”中小微，以及有經濟過程中導致低效影響，反而是給出一個新經濟條件下自然而然帶出一大堆中小微經濟主體跟它一起形成產業鏈和產業群的結果，可以共贏發展。這樣的情況令我欣慰，做實際的調研后應爭取上升到理論，重新認識在壟斷和競爭概念之下數字經濟帶來的更復雜的問題。

　　當然這并不否定反壟斷的命題，但是反壟斷具體的內容，還有現實中間的延伸解說，就要應對一系列實際的發展，要有新意、要能夠給出容忍寡頭壟斷正面效應發揮的理論上的解說。這樣就有利于更好地理論聯系實際來共同促進創新發展。

　　這些，是第二個層次上我想說到的看法。

　　第三，正面說說我所理解的“數字經濟與財稅”這個命題。看來需要包括一系列的研討，探索具體的切入點，來應對現實需要。這方面我確實還太缺乏調研，知道的只是對于稅收怎么樣去調節電商的行為和利益，已經有多年的探討。美國方面、歐洲方面，可能有一些值得初步總結的經驗，中國人前一些年也有一些探討。業界中我接觸到一些看法，也有不同的角度，可以說屁股決定腦袋，有的時候觀點的沖突還是非常明顯的。非電商的企業，幾乎一致譴責稅收這方面對電商過于寬松優惠，形成不公平競爭的環境，但是在實際生活中，似乎管理部門卻知道電商所帶來的創新境界，有很多我們還要繼續觀察，要按照克強總理所說的審慎包容的態度，再看一看，并沒有急于對電商加強管制、調節收入。電商引出的很多經濟活動，稅收就是對其沒產生什么直接的影響。但是公司做大了以后，稅務部門相對來說就比較好管了，大量的很小規模的淘寶戶、更不要說微商，現在恐怕還很難設想怎么對他們去做像樣的稅收調節，這事情只能進一步討論。那邊沒有做互聯網+的商家憤憤不平，這邊政府對此種訴求要作回應的同時，還要另外掌握好數字經濟為主要特征的電商的發展空間。那些明顯處于傳統經濟成分的企業，他們怎樣可接受？這實際生活中間，又有一個趨勢：電商概念越走越模糊，像一些有影響的比如阿里和京東等等，他們已是線上線下結合著來做，所以馬云說電商概念已經不適用，我們并不是只做線上的事情。實際情況也正是這樣，以后線上線下結合是大趨勢。如果我們相關的稅收研究能夠看到這大趨勢，我們至少可使認識框架和眼界放得更開闊和更有前瞻性。可能大家都是走線上線下的結合之路，這樣稅收是不是有新的契機處理得更好、各方面可接受度更高？具備相關信息條件也要用信息技術，管理上面可能產生的管理成本、可能產生的糾結、矛盾點，都很值得探討。

　　另外，我覺得可能有一個現在大家討論不足的方面，就是這新經濟發展，對于我們的稅源建設的長期影響怎么看？可能這樣的研究需要有技術上有發言權的專家，再加上稅收的經驗，合起來一起討論，有可能把這課題做得像模像樣。像我本人，技術知識上不過關，我只意識到這個視角上做起來，可能很有意思，但不好預測整個新經濟發展的節奏和未來主打的一些突破口。可能技術領域的人，有他們自己一些特別的想法，有一些直覺加上理論性的思考，就可能得出很有意思的成果。 我知道阿里公司現在參加進來的凌霄，他過去就是稅務部門的干部，這些年在阿里公司里接觸大量的新經濟創新信息，也是咱們阿里研究院的骨干，像這樣的研究者最有發言權，一方面適應稅務部門有意的一些課題，一方面推動必要的信息溝通，對以后戰略層面有所關心的新經濟的發展和波動，我們就有可能比較早一點地、或者說當領導層有需求的時候，及時地給出一些我們提出的預測和建設性的意見、建議。 領導層肯定會很看中財源建設，中央也好、地方也好，坐在那個位置，“柴米油鹽”是必須考慮的基本問題，不論出什么樣的改革舉措政策、什么樣的發展決策，都得考慮財力支持，還有相關的行政體系成本是什么情況。我們這種研究對全局的意義也是比較明顯的。但是這些事情現僅有蒙蒙朧朧的感覺，咱們以后的沙龍研討中，似乎這可以作為互動的切入點之一。

　　還有一個，如果說到財稅的支持，對于現在數字經濟發展中走在最前面的大企業，似乎人家也不在乎給什么樣的財政專款支持，但是我知道過去有一些任務，是按照產業政策、技術經濟政策，總得有部門的工作總結——年度內通過財政的特定專項支持，是怎么扶持經濟增長點的。像建筑行業里面，有那種運用地緣熱泵技術做的節能建筑，地底下幾百米，形成帶有恒溫特點的氣體，通過回流到上面來，就把南京的“火爐”那個地方夏天過去要用空調耗能，替換為非常低的能源耗費而產生出恒溫效果。到了冬天，又解決了南方沒有暖氣的問題。過去望而生畏、到武漢、南京夏冬兩頭難受的情況，用這個技術，一下子變了，生活質量就有重大的改善。這方面已經做得比較大的企業，聽說前些年住建部給800萬的專款以示獎勵，鼓勵他們在行業帶了頭。這些大都是表面文章，但這表面文章還是有它的意義，無非是通過財政資金做專項的獎勵，給這種帶有創新性質的、已經做出成績的企業，樹立一個政府背書的社會形象和標志，去引領后面更大范圍的企業跟進。

　　但是更重要的，我覺得是當前面有成功地沖上去的企業，又要引領一大批中小微企業時的融資支持。中小微企業絕大部分是民營企業，現在必須對接到總書記民營企業座談會的指導意見，要解決現實過程中有糾結的問題。總書記要求對于民營企業的融資支持，必須納入銀行和金融機構各個年度的業績考核，都是自己人，要體現堅定不移的支持。“政治正確”的問題解決了，后面跟著技術問題：這些小微企業，它們就是無法很好地在傳統商業金融體系里面獲得支持，商業金融是按照“錦上添花”的方式運作而不肯“雪中送炭”。總書記政治正確的業績考核要求，遇到的問題是在風控一線上誰簽字？貸款責任終身追索，商業金融又必須堅持這一個好不容易大家這些年已適應了的風控機制，出了呆壞賬，只要簽字的人活著，就要追責。那么風控環節上，小微企業風險度高、安全性低、成本負擔重，誰簽字？這些技術性阻礙怎么解決？基于我多年研究形成的思路，是必須認清楚，要趁著“政治正確”的前所未有的支持環境和條件，趕快破解“技術性歧視”的問題，即政策性融資這個體系和機制的成長和發展。政策性融資機制從大框架講，是要有財政資金為后盾，財政貼息、政策性擔保等等，都不可能離開財政概念來討論，綠色金融、小微金融、普惠金融、精準扶貧的金融支持等等，這些概念無一不具有非常濃厚的政策色彩，大量資金支持民營企業，使他們得到融資，新近易綱行長要求的是國有控股大型銀行年度業績上，按照要求必須使他們支持小微企業的貸款按照30%增幅來做考核，這可說是下了死命令的。后面跟著，我覺得財政在這方面是不是要有一種全局觀念——我的認識是要有一個財政為后盾、可持續、健康的政策性融資支持機制。這個事情上形成我們意愿中的可持續性，需要財政提供出“政策性資金，市場化運作，專業化管理，杠桿式放大”，從貼息、信用擔保，向更多性的產業引導基金等探索開拓。

　　新經濟的電商已帶出來很多支持小微企業的融資，這方面首先要看到數字經濟本身擴展了商業性金融的邊界，這就是在阿里公司我兩年前就看到的那種小貸，不要求政策性融資，在數據庫、云計算支持之下，風險可控地不斷發小貸了。但那個前提是，申請對象有相對充分的電子痕跡，而有一些領域里，初創階段的市場主體、三農領域的創業創新活動等等，電子痕跡不足、得不到風控審批的前提條件怎么辦？那么就要求：我們還得在政策性融資這方面要跟上討論。

　　還有一個稅收的國際協調也是我們要考慮的問題。電商服務可是沒有嚴格的國內國外之分的，只是每年“光棍節”成員統計里面，能分得出來，哪一些交易是國內產生、哪一些交易是國外產生。但是相關的稅收，如果說起來，就成了稅收國際協調問題，是不是這一方面也可以作為我們需觀察的問題、或者是早晚實際生活中，管理部門也會提出要求，希望學者、研究群體提出意見建議，以更好地處理的一個問題。

　　本文系賈康先生在數字經濟財稅沙龍成立大會暨第一次交流研討會上的發言。

　　(本文作者介紹：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