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專欄作家 陳九霖

　　站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我國社會主義實踐的角度分析，非公經濟與公有經濟一起，共同構成我黨執政地位賴以維持和鞏固的基本條件，是我黨長期執政的重要根基之一。

　　2018年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有力地回擊了“民營企業離場論”，極大地鼓舞了民營企業家的信心。“民營企業離場論”“新公私合營論”等否定民營企業的言行，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歪曲，必須從理論和實踐兩個維度予以澄清，必須站在理論高度確立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地位。這不僅涉及進一步穩定民企、穩住民心，更關系到黨的執政根基，即依靠誰、依靠什么執政的問題。

　　非公有制經濟，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商獨資經濟、中外合資和中外合作經濟等。本文將所有非公經濟從“私”的角度進行分析。

　　首先，私有制的形成與消亡是一個歷史過程，在社會主義社會初級階段“消滅私有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 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 是決不會滅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 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私有制的消亡將是一個相當長的自然歷史的過程，完全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也必將是漸進的，并沒有明確的時間表。

　　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也指出，不能一下子消滅私有制，“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實行財產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樣。因此，很可能就要來臨的資產階級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現有社會，只有創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后，才能廢除私有制”。

　　其次，對“消滅私有制”的含義存在理解誤區。《共產黨宣言》指出：“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 因此，即使是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真正廢除私有制，馬克思指的是“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也就是那種剝削人的所有制，而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  “政治經濟學在原則上把兩種極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來了。其中，一種是以生產者自己的勞動為基礎，  另一種是以剝削別人的勞動為基礎。” 而那種非剝削型的私有制就屬于《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一般的所有制”，即不以剝削別人的勞動為基礎的所有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資本論》還提到過重建個人所有制的概念，即：“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  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里所提及的“重建”不完全等于“廢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共產黨宣言》還指出：“共產主義并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也就是說，“重建”乃至“廢除”私有制，不等于廢除私有財產和保留私有財產的權利。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以剝削別人的勞動為基礎”，“利用這種占有（‘社會產品’）去奴役他人勞動”的現象，依然存在，但不存在剝削制度，不會產生剝削階級。換句話說，非公經濟整體上不會構成一個剝削階級。允許剝削在一定范圍內存在，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還可以通過法律的完善得到限制。

　　第三，在社會主義階段消滅私有制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基本原理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要求。馬克思認為衡量歷史事物是否合理，存在著歷史標準和價值標準。用這兩條標準來判斷一種所有制合理與否，最終的標準是看它能否解放生產力，是否促進了人的全面發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全黨同志一定要永遠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這才是我黨的初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營經濟蓬勃發展，符合馬克思主義關于私有制長期存在，與公有制長期并存的重要理論，也符合馬克思主義關于衡量歷史事物的歷史標準和價值標準。從歷史標準來看，1978年之前僅有國有企業單一所有制和零星存在的個體企業，正是因為大規模地發展了私有企業，允許其它非公有制企業的存在，以及它們與國有企業的共同努力，才有了改革開放的成功。從價值標準來看，民營經濟在整個經濟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目前，民營經濟對國家財政收入的貢獻占比超過了50%；GDP和固定資產投資、對外直接投資占比均超過60%；企業技術創新和新產品占比超過70%；城鎮就業占比超過了80%；對新增就業的占比貢獻超過90%。個體工商戶、外商獨資企業、中外合資合作企業、港澳臺在大陸設立與經營的企業，也都雇傭員工、繳費納稅、生產產品或提供服務、履行社會責任，都是在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下的市場主體。我國經濟發展到今天，沒有非公經濟，單靠國有經濟不僅不能支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個宏偉大廈，也會消弱乃至動搖我黨的執政根基。

　　而且，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非公經濟，因為機制靈活，注重效率，充分有效地利用資源，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促進了人的全面發展，成為不斷地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生力軍。

　　從權利角度看，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財產權和營業權是公民享有的基本權利，民營企業的開辦與經營，正是個人行使財產權、營業權等基本權利的表現與結果，是公民權利的一個部分，是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必然要求。否定民營經濟，實質上也就是否定個人的財產權利，極大地限定了公民的權利。

　　從我國實踐看，非公經濟的發展并不是對公有制經濟的排斥，也不是此長彼消。二者長期共存，在同一法律體系下，共同形成我們黨的執政條件，所不同的是側重點稍有差別：非公經濟側重于物質基礎層面，公有經濟則側重于政治基礎層面。因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重申：“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2018年11月1日，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我國經濟發展能夠創造中國奇跡，民營經濟功不可沒！民營經濟是我們黨長期執政、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重要力量。

　　站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我國社會主義實踐的角度分析，非公經濟與公有經濟一起，共同構成我黨執政地位賴以維持和鞏固的基本條件，是我黨長期執政的重要根基之一。

　　執政黨的執政根基由多方面的因素構成，最核心的是人民，最基本的是經濟。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來看，非公經濟與政黨和國家長期共存；從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來看，非公經濟吸納大量勞動力，具有很強的人民性；創造了極大的社會財富與價值，形成強大的物質基礎。如果沒有非公經濟，就沒有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就沒有整個經濟的穩定發展。忽略了這一點，就是忽視了對黨的執政根基的認識，就會動搖黨的執政根基；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與歪曲；就會損傷非公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的積極性，就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本文作者介紹：清華大學法學博士，北京約瑟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曾擔任兩個世界500強企業副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