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秦朔　

　　在我看來，國家真正的成長，也是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息息相關的一種精神現象。我從不懷疑中國的韌性，但我們需要時刻警惕中國的惰性，尤其是在表面的光鮮增長背后潛伏的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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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波動、市場與人的心理因素、精神因素的關系，是這篇文章要討論的主題。

　　資本市場既是經濟的晴雨表，更是人心的晴雨表。去年中國股市的主調是慌張、惶恐，沒有最低，只有更低，充滿了步步向下的緊張感。去年12月下旬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整個經濟做了“經濟運行穩中有變、變中有憂，外部環境復雜嚴峻，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判斷，今年3月的《政府工作報告》也將GDP增速調低到6.0%到6.5%，向下調低了0.5個百分點。

　　而短短幾個月時間，情況發生了一些明顯變化。

　　股市已然回暖。截至上周五收盤（4月19日），上證指數比去年最后一個交易日攀升了31%。

　　主要經濟指標正在企穩回升。國家統計局上周發布一季度國民經濟運行情況顯示，3月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8.5%，一季度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5%（去年全年為6.2%），一季度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同比增長6.3%（去年全年為5.9%），這都超出市場預期。

　　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是經濟先行指數，無論官方數據（3月為50.5）還是市場數據（3月財新PMI為50.8），都重返枯榮線（50）的上方，表明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總體上在加快擴張，具體表現為：新接業務總量回升，制造業用工規模擴張，補庫存意愿修復，等等。這些指標都在轉強。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4月公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將2019年全球經濟增速從3.5%下調到3.3%，中國經濟增速則從6.2%上調到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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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變化引發了很多人的思考。不少人歸結為政策刺激和流動性放松。在和一些國際大型投資機構交流時，我更多聽到的是“對比效應”和“增強中國配置”。

　　所謂“對比效應”，是說盡管中國經濟增速在下行，但在全球大型經濟體中仍是優等生。資本永不眠，總要投資，看來看去，離不開中國。

　　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德國去年的GDP增長為1.5%，今年內部預測為0.8%。日本今年一季度GDP增速預計接近于零，之前預計為0.3%。

　　美國的表現依然不錯，高盛最近將美國一季度GDP增速預期從1.6%上調至1.7%，但隨著2017年減稅政策影響的減弱，美國企業的利潤增長已經放緩。去年第四季度，美國消費者支出的年化增長率為2.5%，低于三季度的3.5%，原因是對娛樂商品和車輛等耐用消費品的支出預期大幅下調，“消費者仍在消費，但有所選擇”。

　　大型經濟體唯一增速超過中國的是印度，比中國高不到1個百分點，但印度的經濟規模只有中國的1/5左右。

　　這些大背景，決定了管理長期資金的國際機構投資者，必須加大對中國資產的配置。并不是說中國資產本身的信用和質量已經發生了質變，而是說，過去的配置太少了，不符合中國的地位，從被動的指數投資角度肯定要加大對中國資產配置的權重。從去年到今年，外資不僅大舉進入A股，也開始投資大宗商業地產。

　　根據世邦魏理仕最近發布的報告，今年中國內地超越澳大利亞和日本，首次成為亞太區跨境地產投資的首選目的地，上海名列所有投資目標城市的榜首。今年一季度，全國大宗商業地產交易總額超過人民幣530億元，其中外資占比約50%。

　　最近和很多國際投資機構負責人交流，有幾個印象：

　　1、投資中國資產有風險，但不投資中國資產是更大的風險；

　　2、中國經濟的結構性改革遠未完成，陣痛仍在，灰犀牛、暗雷、既得利益約束也沒有消除，但改革的方向，即按照國際標準優化營商環境，提升資源配置的市場化程度，推動高質量發展，增強創新驅動能力，等等，是正確的。結構性改革的陣痛會造成市場分歧，但也為長期投資者提供了有利的買點。

　　3、既要增強配置，又要防患風險，則投資中國優質上市公司股權和有潛力的創新公司，以及一線城市具備良好現金流和穩定回報率的商業地產（如寫字樓），就成為安全邊際很高的投資方向。

　　當然，市場也有另外的聲音，如認為中國公司的基本面并沒有真正改善，這輪行情是“無基之彈”，由“外資加游資”驅動的結構也不穩定。外資只是來撈便宜，在認可的估值區間下沿買入，在上沿賣出，撈到就走。散戶三根陽線就追，三根陰線就砍，很不穩定。而產業資本減持意愿很強，對市場將是很大的抑制。

　　在這些觀點看來，股市行情不應發動的這么早，估計下半年還會掉下來。

　　在我看來，如果“增強中國配置”是一個大趨勢，外資投資的長期性會進一步加強。而外資對估值區間的堅持，對于保持市場中軸的合理性、抑制暴漲暴跌反而是好事。散戶確實比較短線，但今天大量高凈值的散戶越來越傾向于通過專業投資基金參與市場，這將有利于價值發現，而不是肆意炒作。

　　無論如何，我們看到，市場已經走出去年的“群體性悲觀”，這為克服結構性、體制性困難，提供了更寬松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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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過去一年多的變化，我有兩個基本結論：

　　對中國經濟的韌性，不要低估；市場的變化，也是一種精神現象。

　　關于韌性，我專門寫過文章（詳見鏈接：中國經濟的韌性到底在哪里？|| 大視野）。這里主要談談后者。

　　凱恩斯最早提出“動物精神”的說法，由此形成了一個流派，其核心觀點是——要理解經濟如何運行，懂得如何管理經濟并促進經濟繁榮，就必須關注人們的某些思維模式，這些思維模式能夠真實反映人們的思想和情感，或者說人們的“動物精神”，具體包括：信心、公平感、貨幣幻覺、講一個好“故事”，等等。

　　對同樣的事實，從不同的思維角度往往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這里舉幾個例子。

　　第一是地方政府負債。這被普遍認為是中國經濟的灰犀牛。不久前財新雜志關于江蘇某地級市所有城投公司有息債務接近4000億的報道引起了廣泛關注和擔心。光大證券資產管理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徐高指出，加總中國2175家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數據，發現它們2017年的平均總資產回報率（ROA）為2%，而同期發債的票息率平均有5.8%，投資回報率遠遠覆蓋不了融資成本，所以一些人認為要爆發債務危機。但要看清楚，融資平臺所做的投資項目主要是公益項目，很大一部分回報體現在社會層面，體現在項目的外部性上，尤其是土地增值。政府修地鐵，賣地鐵票賣不了多少錢，但地鐵活躍了經濟活動，把房價地價推了起來，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賣地收入。賣地收入是地鐵創造的回報，但沒法變成地鐵項目的直接現金回報。所以，對這種項目不能用私營項目的標準去評價，而要站在社會層面算大賬。

　　第二個例子是汽車。中國2018年新車銷量為2808萬輛，同比下降2.8%，今年一季度仍在下滑。但中國一年的新車銷量已經比美國（1730萬）、日本（527萬）、德國（344萬）的總和還要多。最近正在舉行上海車展，比亞迪的高管告訴我，雖然車市負增長，但一季度新能源汽車的產銷量增長都超過100%。2005-2015年，新能源汽車在乘用車中的滲透率實現了從0到1%的突破，2015-2018年則實現了1%到5%的增長。比亞迪董事長王傳福說，中國新能源汽車已駛入“快車道”，正迎來更大規模的市場爆發。新能源汽車的增長，過去靠補貼，靠不限行、不限牌的優勢，但現在50%的消費者所在的城市是不限行、限牌的，這表明消費者的接受程度正在快速上升。

　　第三個例子是縣鄉市場。這兩年縣鄉市場的消費增長很快，特別是數字消費增速已全面超過一二線城市。最近看到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房寧的一篇文章，他們在河北故城往夏津渡口驛的路上，在一個比較大的村莊的比較大的“小超市”里，看到落滿塵土的大貨架上有些存放多年的白酒，有產于70年代的，產地有河北的，山東的，還有一瓶北京二鍋頭，是1984年產的。他覺得淘到寶啦，就精選了7瓶產地不同、類型不同的白酒。店主說給80塊錢吧，他說太便宜了，堅持給了200塊。沒想到晚上一喝，沒有酒味，是酸的，甚至有股臭味。打開1984年的二鍋頭一試，也是地地道道的假酒。

　　很多朋友到鄉村去，都有一種“富裕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力”的感覺，特別是廁所的條件不堪入目。房寧所長把7瓶酒全都扔掉了，他寫道，現代化、現代生活，其實還沒有真正進入中國鄉村地區。這類鄉村表面上是中國現代生活的一部分，但卻是模擬版的“現代化”——假冒偽劣冒牌貨偽裝起來的現代生活。

　　對上述三個例子，你可以說債務危機嚴重，車市跌跌不休，農村假貨橫行，都很負面；也可以說，很多地方債務產生的是正外部性，只算單一項目的投資回報率并不準確；車市在邊際上的增長，更符合環保的方向；下沉市場亟需一場“質量革命”，而且需要很長時間，正如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寫過的，中國依然處在邁向現代化的“未完成狀態”，從2020年全面小康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到2050年前后全面實現現代化，改變的空間還大著呢。很多“前現代化”的地方不用進行任何前沿性探索，只需要和沿海發達地區的水平看齊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發現，人的思維和心理往哪個方向偏移，市場就會往哪里偏移。如果制度、政策、治理、社會等環境有助于人心穩定，那么正向偏移的可能性就大。

　　過去這幾個月，關于中國經濟的預期和資本市場的情緒穩住了，向好的一面變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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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本文要強調的，并不是那種“通過改變預期來提升估值”的精神勝利法，而是說——現代化更是一種精神狀態、國民素質和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只有把這種動能注入整個中國經濟的資源配置和結構性改革之中，經濟和市場才能具備可持續發展的堅實基礎。

　　房寧買了7瓶假酒的故事，對我的觸動在于，不少地方的人們對假冒偽劣有一種無意識的漠然。如果這種精神和思維能夠改變，把點點滴滴的生意重新做一遍，好好做一遍，就有巨大的供給側改革的空間。

　　在窮困的鄉村，我們也能看到很多正面的例子。今年3月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紅杉資本全球執行合伙人沈南鵬講到紅杉投資的中和農信為中低收入農民提供小額貸款的故事。

　　蔡學權是中和農信在甘肅省定西市的一名信貸員。他和發達地區的金融從業者完全不同，他面試時被問到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怕狗嗎？”因為他們要跋山涉水、跑遍十里八鄉，要進得去農民的家，聽得懂農民的話。像他這樣的信貸員，如果一個月要放90萬元的貸款，平均要跑100公里的山路，要去5個村莊，接觸二三十戶農民。

　　到今天為止，中和農信的在貸客戶數已經達到36萬，很多農民的命運因為中和農信而改變，一個很典型的致富模式是，農民到縣城餐廳打工，熟悉餐飲后，一對夫妻借助小額貸款支持，自己創業，也開一個小店做老板，順利的話，最后可以把留守在村里的老人和孩子接到縣城生活。

　　沈南鵬對我說，他非常喜歡在中國最窮困的地方之一定西所發生的這些故事，因為從中可以看到普通人向上改變的可能。這也是金融應該扮演的角色，就是幫助人們通過市場的力量活得更好。

　　為什么現在強調“房住不炒”？在我看來，如果金融不是支持生產性的創造（哪怕非常小微），而是用于支持資產市場爆炒，那么我們的社會將會出現越來越嚴重的馬太效應和既得利益固化——坐擁資產的人不用奮斗也能賺大錢，因為可以輕易賺大錢，失去了對于奮斗的想象力，而在另一邊，越來越多年輕人望房興嘆，甚至失去希望。

　　從這個角度進一步思考，則中國經濟真正的韌性，并不只是因為我們還處于“發展中狀態”，邁向現代化還有很大空間；而更是因為，我們的社會還能為千千萬萬處于不發達和窮苦困窘中的人們，提供一個通過動態發展，最終走向現代化的可能。

　　前不久，一個加過我微信的90后年輕人，給我發了一條消息，他給母校中國礦業大學捐了1100萬元人民幣。他是一個農村孩子，2008年進入大學，入學后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圖書館和學校的鏡湖大講堂，這兩個地方改變了他的視野和思想。由于創業興趣濃厚，他賣過服裝、收音機，讀了一年零四個月之后輟學經商，一開始做電商開淘寶店，掙到錢后轉型做了天使投資人，目前管理著接近50億元規模的基金。基金的名字就是以校園里的鏡湖命名的鏡湖資本。

　　這個叫吳幽的年輕人說，他絕不是主張大學生輟學，相反，他的經歷說明了進入大學、改變思維的重要性。而我看到的是，知識改變命運，奮斗創造財富，成功后回饋社會，改變更多人的命運，這是一個正向的價值循環，也讓我們看到了中國90后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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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到這里，讀者朋友當會明白，我所認同和期待的，支撐國家經濟發展的精神因素究竟是一個什么含義。在我看來，國家真正的成長，也是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息息相關的一種精神現象。

　　黑格爾寫過著名的《精神現象學》。他曾說，物質（Matter）的本質是重力，精神（Spirit）的本質是自由。1806年，拿破侖領導的法國軍隊在耶拿大戰中擊敗了普魯士軍隊。黑格爾承認法蘭西民族的優勢，德國須向法國學習，但他在一封信中預言，如果這些日耳曼人一旦被迫而拋棄他們的惰性，將要激勵起來奮發有為，保持他們深厚的內心生活，也許他們可以超過他們的老師（注：指法國人）。1818年初，他在柏林大學的開講詞中說，德國這個國家，“由于精神力量的高度發展，而提高其力量于現實中、于政治中。就權力和獨立性而言，已與那些在外在手段上曾經勝過我國的國家，居于同等地位了。”可見德國在歐洲的后來居上，也是一種拋棄惰性、奮發有為的精神現象。

　　我從不懷疑中國的韌性，但我們需要時刻警惕中國的惰性，尤其是在表面的光鮮增長背后潛伏的惰性。每一種惰性都會給自己找到“正確”的理由，以此回避按照市場和效率原則所必須進行的結構性改革。而那些本來有可能打破惰性的市場化創新力量，往往被各種各樣的條條框框所束縛。

　　所以我們必須不斷呼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換句話說，就是要千方百計降低非市場因素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只有向上的、價值創造的力量大大超過向下的、原地踏步的、循規蹈矩的力量，我們的未來才充滿希望。

　　如果將國家的成長視為一種精神現象，也可以說，最大的市場就在人的心里——讓每個人從內心里切實感受到公平奮斗的希望，創新求索的希望，則中國經濟現代化的偉大復興，就會屹立在我們前方。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