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秦朔　

　　過去40年，深圳無疑是中國城市最大的標桿、最讓人驕傲的樣板。它的昨天承擔了很多高遠的歷史使命，今天如果僅靠市場化的自發(fā)滾動，而沒有新力量的話，長期看會有問題。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圳如何以更飽滿的愿景去凝聚力量，并向深圳以外的地方發(fā)出號召和輻射效應，還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廣州珠江新城一家酒店客房，落地窗外高樓林立。全球化、城市化的浪潮下，城市的面貌趨同。我們笑言，可以“假裝在曼哈頓”。秦朔的商業(yè)文明觀察是以全球為坐標的，曼哈頓與珠江新城，前海與黃埔江，經常出現于他的筆端。

　　在“秦朔朋友圈”里，深圳絕對算得上一個高頻詞。對市場經濟、公平競爭、開放、法治、理性的呼喚與堅持，面對熱點的冷靜觀察與洞見，使他在深圳擁有一大票的“粉絲”。我們的對話就此開始。

　　談深圳印象之一：“上海更像紐約和東京，而深圳更像硅谷”

　　南方日報：您先后在廣東和上海生活和工作，也經常到訪深圳。作為一個觀察者，如果要您向一個對深圳一無所知的人介紹深圳，你會如何介紹？

　　秦朔：如果用西方人熟悉的地區(qū)來比擬，我會告訴他，上海更像紐約和東京，而深圳更像硅谷，一個朝氣蓬勃的、高新技術和移民高度結合的城市。

　　我曾說中國分為“深圳”和“深圳以外”兩種地方。十多年前，我寫過一篇題為《中國的內地在哪里？》的文章，那時我大學同宿舍有個同學在深圳，跟他一交流，我發(fā)現自己的思想就顯得有點固化，比如對于單位的選擇，深圳的同學基本上都是反反復復在跳，這感覺非常不一樣。

　　所以當時覺得，只有深圳是“凌空一飛”的那種感覺，沒有按部就班。盡管“深圳”和“深圳以外”這種描述不是很科學，但它表達了某一個歷史階段，深圳給人的印象。今天來看，情況可能有變，但深圳的這種鮮活力量依舊在保持。

　　南方日報：1980年設立的深圳經濟特區(qū)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2018年6月，秦朔朋友圈有一篇文章題是《從中國特區(qū)到世界灣區(qū)的38年》，深圳每年人口流入量非常驚人，實際人口已達2000多萬，您怎么看待這個現象？

　　秦朔：這是一個世界級現象。我覺得，未來10年，從城市帶角度看，有兩地可能成為全球發(fā)展最重要的兩大驅動力，一是上海、杭州這一帶的灣區(qū)，另一個就是深圳所在的粵港澳灣區(qū)。

　　長三角在全球城市群中的作用會更具綜合性，更加以生活方式為主導，包括城市的精細化管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等，逐漸成為世界級生活方式的新代表。目前全球最重要的零售品牌在上海的密度超過50%，都在上海開店，越來越多歐美等國際新品的全球首發(fā)選在上海，（上海的）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

　　而深圳所在的灣區(qū)特點是，擁有全球最前沿和最具創(chuàng)新性的產品，再結合中國制造這個背景，它的軟件硬件加工效率全世界最高。所以現在如果在硅谷有什么創(chuàng)意，最先把它做出來的反而是深圳，因為硅谷沒有這種上下游配套體系。因此，現在討論上海和深圳，已不僅僅是中國概念，它們是世界級的。

　　談深圳印象之二：深圳的市場化是更現代化、人文化及更高水平的市場化”

　　南方日報：如果早高峰去坐深圳的地鐵，你會發(fā)現20多歲的年輕人像潮水一樣涌上來，這個場景令人印象深刻。類似這樣的細節(jié)，想到深圳，您會有什么印象？

　　秦朔：我研究商業(yè)文明史，你剛才說的這個場景就有點像美國淘金運動，也有點像美國1860年代發(fā)現石油，很多人蜂擁而至的場景。某種意義上，深圳其實也代表了這樣的機會。

　　衡量一個城市我會用3個指標，一是資源配置的市場化，二是城市管理的現代化，三是文化氛圍的國際化。深圳最核心的肯定是市場化，但它又跟很多地方不一樣。除了極其強大的市場活力，生活也很方便，而且有強烈的創(chuàng)新感覺，有很多技術和知識驅動的東西。換句話說，到深圳去的創(chuàng)業(yè)者不簡單是淘金人群，里面有大量的有知識、有文化的工程師、技術人員，因此整個產業(yè)結構更新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同時，城市管理、公益文化等起點也相對較高。所以深圳的市場化是一種更加現代化、人文化以及更高水平的市場化。

　　在管理的現代化上，深圳在中國是不錯的，但肯定不是最好。比如，跟上海比還是有差距，上海的管理規(guī)范化、條理化、信用等都很高。招商銀行原行長馬蔚華曾說過，中國的金融機構在上海是“高收益，低風險”。盡管人的流動性越大，城市也會有更多投機成分，但管理得當的話，城市還是能在活力和秩序中找到平衡，這是上海的特點。

　　在上海，政府機關干部的社會地位還是比較高的，而深圳是創(chuàng)業(yè)者、企業(yè)家更受追捧。從商業(yè)本身來講，深圳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圈子，比如平安、華為、萬科等現代公司是一種風格；以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等技術驅動的年輕企業(yè)，又是另一種風格。同時，還有很多潮汕商人為主導，活躍在地產、拆遷、舊城改造等領域。而上海的商業(yè)世界里，國企、央企和外企都很多，民企則非常分散，總體氛圍更平衡一些。

　　南方日報：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秦朔：我覺得上海是在一個非常強大的網格化管理體系里慢慢長出來的，所以它可能創(chuàng)新的東西有不足，但同時是規(guī)范和可控的。而深圳是處女地上起來的，這個過程中很多形態(tài)的建構是非規(guī)則、非均衡的，這也是它活力不斷之所在，這就是事物的一體兩面。

　　談深圳市場之一：深圳政府沒把自己當成高于企業(yè)的力量

　　南方日報：您跟深圳的企業(yè)界接觸較多，不知道您跟深圳政府部門有沒有打過交道？

　　秦朔：以前也有比較多的聯(lián)系。從全國來看，深圳政府是非常高效的，且跟企業(yè)之間的平等意識、服務意識是最好的之一。深圳的官員沒有把自己當成一種高于企業(yè)的力量，從這一點來說，上海要像深圳學習。

　　深圳自主創(chuàng)新的特色是“4個90%”，90%的研發(fā)機構在企業(yè)，90%的研發(fā)人員在企業(yè)，90%的研發(fā)資金源于企業(yè)，90%的職務發(fā)明專利出自企業(yè)。很早以前就是這樣了。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一個城市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產業(yè)方向，最終是靠企業(yè)做出來的，政府只是服務，把規(guī)則做好就行。這也是深圳不僅有好企業(yè)，更有杰出企業(yè)的原因。

　　所謂好企業(yè)，是不犯錯誤，想得很周全，但杰出企業(yè)需要創(chuàng)新。由于政府不干預，所以深圳企業(yè)可以更極致地去綻放它的創(chuàng)造力和生命力，所以今天中國本土最優(yōu)秀的企業(yè)是“深圳制造”，如華為、騰訊、平安等等。

　　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肯定是雙輪驅動，即政府和市場這兩股力量都不可缺少。政府在基礎設施、經濟領域的立法和加強人力資源上都會發(fā)揮作用，比如深圳以前沒幾所大學，現在各種大學分校、研究院都起來了，如果沒有政府幫助，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實現的。

　　同時，深圳政府跟企業(yè)之間很平等，我曾參加過一些深圳的會議，感覺政府領導的心是真正放得下，不覺得自己比企業(yè)高明。企業(yè)提意見也很自然，政府不會覺得企業(yè)是在指責政府如何如何。而在深圳之外的很多城市，有些時候是表面平等，實際上政府更希望企業(yè)按規(guī)劃、方向和指令來運行，或是覺得官員的想法更正確，某些城市甚至還不把企業(yè)當回事。

　　南方日報：記得您曾撰文說，如果深圳加上海“雙劍合璧”，可能就無人能敵。您覺得他們加起來能兼得一個強勢政府和一個強勢市場嗎？

　　秦朔：任何一個“加”的想法都是人們的理想，就像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電子工業(yè)發(fā)展時期，波士頓128號公路跟硅谷之間的競爭。從理論上說，128號公路應該是最牛的，有MIT（麻省理工學院）等很多知名高校，而且工業(yè)基礎強。但最后的贏家卻是硅谷。因為在這個關于創(chuàng)新的競賽過程中，歷史還是選擇了文化更加包容和開放的力量，而不是基礎條件或人才更加完善的地方。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覺得要成為創(chuàng)新高地，最重要的還是全球化、市場化和文化上的包容性。同時也跟激勵制度有關。好的激勵制度更多是以私營、民營企業(yè)為主導，因為給創(chuàng)造者提供了更充分的回報。

　　談深圳市場之二：“深圳在城市治理上應該向上海學習”

　　：您剛才講到央企、國企和大項目優(yōu)勢，在深圳好像有種聲音，大不一定全是優(yōu)勢，您怎么看？

　　秦朔：我覺得深圳蠻幸運的，因為深圳先天沒有這樣的大力量，而那部分跟央企、國企有關的力量，恰恰又是“國家隊”里是最具有開放性的，比如招商局、華潤、華僑城等。

　　蛇口就是招商局的工業(yè)區(qū)，現在的平安、招行，甚至華為都與其有關。所以盡管招商局是央企，但代表的其實是最先進的一股力量，使得深圳一開始的起點就比較高，它不是簡單的市場化，還結合了現代化因素，比如效率、國際化和管理。

　　從用工制度到勞動人事體制，從招投標到媒體開放，包括公司治理、股東大會、監(jiān)事會等方方面面，蛇口當時都代表了更現代、更先進的制度。你可以說深圳是靠民營化搞起來的，但它早期跟招商局更加有關。而招商局母體當時是在香港，是“以港為師”，和國際先進的東西接軌。

　　南方日報：深圳因為靠近香港，很多觀念是被香港直接教育的，很少聽到深圳向上海學習，但您說在城市治理上應該向上海學習。

　　秦朔：對，我覺得其實上海有很多東西可能被外界低估了。為什么在中國這么多可選擇的城市中，世界500強企業(yè)最后還是不約而同選擇在上海設立中國或亞太總部、投資總部和地區(qū)性研發(fā)中心？落戶上海的比重非常高，不亞于北京。據我所知，有相當一部分外國人認為在上海的生活比他們國內要精彩得多。而且上海的腹地大，去中國任何地方都很便利。

　　長三角是中國幾千年的富庶之地，我發(fā)現，從管理文化角度，比如類似幾點開會、會議細節(jié)、信用與契約的履行等等，長三角企業(yè)的精準度、規(guī)范度總體上超過了珠三角，珠三角更多的是市場驅動，更有草根活力。

　　上海這些年有點漸入佳境的感覺，出現了很多新生力量。就拿新媒體來說，目前上海有“澎湃”“一條”“B站”“梨視頻”“喜馬拉雅FM”……很多在全國有影響力的新力量不斷向上海集聚，反而深圳雖然背靠騰訊，這些方面的發(fā)育不如上海。

　　深圳過去40年肯定是輝煌無比，有著非常漂亮的曲線。深圳的昨天承擔了很多高遠的歷史使命，而今天如果僅靠市場化的自發(fā)滾動，而沒有新力量的話，我覺得長期看會有問題。

　　毫無疑問，上海在市場化這塊沒有深圳做得那么好，但它的管理現代化程度到一定的時候會為其帶來后發(fā)力量。因為大資本、大企業(yè)并不是簡單考慮市場化問題，他們考慮的是規(guī)范性、法治化和政府一般性服務的可預期性，是更綜合的因素。

　　2018年10月31日世界銀行發(fā)布的《2019年營商環(huán)境報告》顯示，中國營商環(huán)境的全球排名已第78位躍升至第46位，首次進入世界前50名。其實主要考察的就是北京和上海這兩個城市，權重分別為45%和55%，上海的得分非常高，一下把總分給拉起來了。我覺得對上海需要再評價和再評估，上海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

　　談深圳貢獻：“深圳在改革開放各個重要歷史節(jié)點上都有推動作用”

　　南方日報：：改革開放40年，深圳應該說是一個策源地，您覺得它對中國貢獻了什么？

　　秦朔：改革開放40年中國取得巨大成就，其中一個非常偉大的作品就是“中國城市”。中國創(chuàng)造了很多城市化方面的奇跡，很多城市無論從外觀還是內在肌理、精神風貌，變化日新月異，在全球也是領先的，深圳就是這個樂章里最華彩、最有代表性的部分。以近乎一張白紙的基礎，發(fā)展為世界級超大規(guī)模的創(chuàng)新城市，充滿了活力和創(chuàng)新精神，吸引了這么多人來這里生活和工作。

　　一個城市能夠發(fā)展得那么大，本質上一定是比較強的。如果大而不強，就會扭曲，甚至運轉不了。要支撐2000多萬人在2000平方公里土地上生活和工作，沒有內在的能量和極大的協(xié)調性和管控性，是不可能的，這也拓展了人們對進步城市的想象力。

　　從另一個層面，深圳在中國改革開放各個重要歷史節(jié)點上都有推動作用。1984年，正是在深圳試驗的基礎上，國家才確認開辦經濟特區(qū)的決策是正確的，進而有了更多沿海城市的開放，標志著改革開放從農村走到城市。加入WTO后，深圳向全球證明了中國的創(chuàng)新能力，而不再是簡單的加工或組裝。可以說，沒有深圳，中國的改革開放還會前進，但一定不會像今天發(fā)展得這么快。

　　同時，深圳不僅僅是物質文明搞得好，精神文明及社會治理也達到了相當高的現代化水平，是體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政治正確性的重要樣本。深圳證明了“越堅持市場經濟，越堅持開放，越堅持多元和繼承，黨的執(zhí)政基礎只會更強”，這讓整個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偉大復興有了更堅定的預期。如果中國有更多的“類深圳”或“小深圳”，或有深圳基因的東西存在，那中國會非常有未來。

　　南方日報：致敬改革40年，我們最應該致敬什么人，您心里是否有個排序？

　　秦朔：首先最要致敬的還是黨和國家的決策層。中國人的智慧、稟賦、勤勞和勇敢的精神是眾所周知的，能否將其調動起來，需要有更遠大的家國情懷和對世界潮流的認識，以及對人民群眾的信任。正是他們看到了這種趨勢，走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包括大量地方政府的官員如深圳早期的袁庚等闖將披荊斬棘，才會有現在的中國。

　　其次是企業(yè)家為主導的市場經濟力量。企業(yè)家是微觀主體的塑造者和營造者，中國跟全球融合后，中國企業(yè)家也展示出很強的競爭力。

　　再者是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否則中國制造、中國服務將是空中樓閣。但今天的農民工城市化、市民化待遇等權利方面還有很不足，所以在致敬他們的同時，也應該有致歉。

　　南方日報：最近非常受關注的是科創(chuàng)板在上海開設。從深圳角度，您覺得深圳人該怎么解讀？

　　秦朔：國家政策能否實現，最終還是取決于市場的發(fā)展。我覺得對于深圳來講，科創(chuàng)板具體落在哪里，用什么形式，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深圳自身在促進科創(chuàng)方面，如何能形成自己真正內生的、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動力，包括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設，讓城市涌現出更多的優(yōu)秀公司。

　　南方日報：如果請您對深圳人說幾句，您會說什么？

　　秦朔：我對深圳蠻有感情，1990年大學畢業(yè)后就在廣州工作，經常去深圳。現在做商業(yè)文明研究，案例庫里最重要的樣板也都在深圳，這是我做研究的源泉之一，而且它隨著時間變化生生不息，不斷刺激你產生新的想法。

　　過去40年，深圳無疑是中國城市最大的標桿、最讓人驕傲的樣板。它的昨天承擔了很多高遠的歷史使命，今天如果僅靠市場化的自發(fā)滾動，而沒有新力量的話，長期看會有問題。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圳如何以更飽滿的愿景去凝聚力量，并向深圳以外的地方發(fā)出號召和輻射效應，還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以上為南方日報和秦朔的對話）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yè)文明聯(lián)盟創(chuàng)始人、秦朔朋友圈發(fā)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