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的兩層平房沒有刷涂料，木制門窗也極為粗糙，四方的結構更像中國農村的房舍，而河內典型的民居卻是窄門深屋的三層，有錢人家則有全套法式裝飾。

　　為了省錢，何庭事和老伴已經把食品開銷降低到零，只吃些自家院子里種的蔬菜瓜果，“平時不太吃肉，每年過春節才會殺頭豬。”家里的儲蓄除了給兒子結婚，還要留一部分養老，對農民來說，醫療費“實在太貴了”。

　　“小病不去醫院，大病盡量不住院。”何庭事的老伴說。除了軍人家屬外，這里的農民一般不享受公共醫保，而村里最近開始推廣的醫保每年要交20萬盾(約合人民幣83元)，大家都嫌貴。于是“只有祈禱自己不生病，否則哪來錢給兒子結婚。”老何苦笑。

　　“多摩”時代：革新之虞

　　在阮文廉看來，他所負責的北江省地區“土地肥沃，農民條件也比較好，靠近河內的地區總體來說比較繁華”。至于CPI的上漲給農民帶來的生活壓力，阮文廉不以為然地說：“基本上沒有農民抱怨，因為這幾年他們的生活已經有很大改善了。”

　　在改革的大潮下，如今越南很多農村青年都涌向大城市或者國外打工，特別在北部山區，出現不少缺乏壯勞力的“老年村”。

　　也有些農民因為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離鄉。越南農業與農村發展廳政策戰略研究所今年公布的調查顯示，投資發展項目正以每年占用7萬畝的速度吞噬著越南全國的410萬畝稻田。除了政府工程和大量興建的外商投資工業園區外，高爾夫球場等奢侈休閑設施也使成千上萬戶米農被迫遷走。據統計，越南進入運營或納入建設計劃的高爾夫球場共計123個，這些富庶生活的標志耗費了大量農業用水和農藥，引起農民不滿。

　　在安勇縣附近，記者看到正在規劃中的“萬中高爾夫球場”。阮文廉廳長介紹說，這是中國臺灣紅海科技集團在北江省投資的一部分，根據去年簽訂的投資協議，紅海集團將在北江建設工業區和服務都市區。“這是農村發展的好事，可以給農民提供工作崗位。”阮文廉對此解釋說，“再說高爾夫球場也許是他們為滿足內部員工需求而建的，我們不好干涉。”

　　近兩年來，農民因征地賠償不足向地方政府抗議的事件屢見不鮮。今年5月，中部義安省(Nghe An)就曾爆發一次抗議活動，上千名憤怒的農民設置路障，阻止當地修建一個工業區，并稱開發商給予的補償費用過低。

　　在越南，征地的賠償費由征地者來定，政府提供的賠償并不高，通常只有3億盾(約合人民幣12.48萬元)，但也有財力雄厚的外商給每戶一次性發放近十億盾(約合人民幣41.6萬元)補貼。在靠近胡志明市的平陽省，由于近年來外商投資猛增，不少農民轉眼變成了“富翁”，但好景不常，“這些農民有了錢就到胡志明市、下龍灣去揮霍享受，兩手空空地回來，可是土地沒有了，日子過得比以前更慘。”武榮南說。

　　對于這個問題，阮文廉顯然不愿多談，他強調，各省的財源環境廳專門負責征地事務，“政府有征地的權利，但是農民可以要求賠償。”賠償費用則依據具體情況來定。在北江，近幾年的征地約達1.5萬畝，主要用于開發工業園區。原先這一地區只有幾家中國公司，規模最大的是中國援建的氮肥廠，如今，工業開發區里唱主角的多為中國臺灣的制鞋廠和日本的電子設備廠。

　　工業開發區確實為當地帶來許多工作崗位，但農民們漸漸發現，開發區里的工作并不適合他們。“每天作息時間很嚴格，一周只休一天，伙食又差，還不給加班工資。”安勇村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農民說。在南部和中部的外資工廠，最近幾個月因為物價飛漲而罷工的事件時有耳聞。對于生活閑散的農村居民來說，開發區的工業幾乎讓他們“褪層皮”。

　　在北寧省(Bac Ninh)，僅6%的農民在工業開發區順利上崗，而更多職位“只對有工作經驗的專業人員開放”。武榮南說，這主要是農民教育程度不高所致。武榮南所代表的城市中產階層對農民有著普遍偏見：“沒見過大世面，目光短淺。要讓農民接受改革真是很難的事，否則越南的步子還能邁得更快。”

　　在回河內的路上，車載CD機里正在放著一首充滿越南風情的民謠。司機說，那是贊美農村的抒情歌，說的是城里的女孩“懷念農村，懷念那里安靜祥和、與世無爭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