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認為現階段中資廠商會輕易大批量退出印度市場，并不是一個合理和足夠市場化的判斷。

　　自2020年開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互聯網從業者劉量陸續縮減了在印度的業務發展進程，直到中資互聯網軟件進一步遭到當地封禁，他最終徹底退出。

　　在印度，他同時是手機線上渠道商并逐步拓展到線下渠道，隨著全面退出，他也停止了在本地的業務經營。

　　劉量是這些年受當地政府影響，被迫離開印度市場的案例之一。而更備受關注的，是近期小米、OPPO和vivo陸續遭遇來自印度官方的查稅風波，并隨后分別被指存在高達幾十億元人民幣的逃稅，有的廠商已有部分資金被凍結，有的被提出要追繳稅款。

　　近日，榮耀終端CEO趙明受訪時表示，在印度的團隊已撤出，不過在印度有合作伙伴并已啟動相關業務，將會采取穩妥的方式在當地發展。這令中資廠商在印度的營商環境問題再度成為熱議焦點。

　　只是從客觀條件看，印度終究是一個“迷人”的市場：這里有著龐大的人口紅利尚在成長，換機潮依然持續，手機消費客單價也在抬升——這些條件對于手機行業來說，具有很高吸引力。

　　當然，印度的營商環境一直都有待提升。多名在印度有過業務發展的供應鏈人士都向記者指出，自從在印度開展業務開始，稅收問題一直都困擾著他們的經營，需要時時應變。

　　查稅現象也曾出現于其他海外廠商如三星等企業。只是近期動態，顯得對中資廠商現階段的核查相對密集且嚴厲。

　　面對這個讓人“又愛又恨”的存在，可以確定的是，已有前期龐大投入的大廠要徹底撤出印度市場并不現實，更何況在當地已經構建起相對強大的中國手機產業生態；但當務之急或許是積極跟隨在本地的一系列政策和相關發展策略，協商中成長。

　　印度牽引

　　對于任何產業來說，在一個市場發展進入穩定成熟期后，進入其他新興市場不斷擴張，是一個永恒的定律。

　　印度就是具備這些特征的目的地之一。

　　2016年前后，包括劉量在內的諸多手機產業生態圈，陸續在包括小米等終端大廠的牽引作用下，來到印度本地建廠。當然，這也與當地為推動“印度制造”而提高進口產品關稅有關。

　　一時之間，大小諾伊達兩地成為中資手機硬件供應鏈企業的高度生態聚合區，來自中國的終端大廠逐漸在這種趨勢下站住腳跟。

　　據調研機構Counterpoint統計，相比2015年第四季度，2016年第四季度中國手機品牌在印度的市場份額從14%大幅躍升到了45%。相比之下，同期內印度本土品牌的份額從54%下滑到了20%。

　　至今，在當地前五大品牌中，僅三星一家來自韓國。中資手機廠商的占比至少達75%。

　　Counterpoint高級分析師Prachir Singh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印度本土品牌無法與中國品牌正面競爭，因為規模效益讓中國品牌在定價和產品規格配置方面有極大優勢。

　　在當地市場規模和政策兩方面驅動下，近些年來，在印度站穩腳跟的頭部國產大廠也持續擴大了本地建廠動作。據前述機構統計，截至2022年第一季度，按印度智能機生產制造的份額來看，OPPO以21.6%排名第一，緊隨其后是三星，vivo和鴻海子公司則分別以占比超11%位列第三、第四。

　　不過相比之下，華為和榮耀都似乎沒有積極在印度大手筆投入。

　　一名手機廠商內部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基于毛利率表現考慮，榮耀并不愿意在印度積極進行嘗試。但其所在廠商通過規模化發展模式，已經在印度實現盈利。

　　一名行業觀察人士則認為，榮耀此前曾對印度市場三進三出，但收效不大，其以高端機切入印度市場，未獲得較大反響。

　　這或許也是榮耀可以相對輕松宣布團隊撤離，而以合作伙伴形式繼續在印度投入運營的原因所在——龐大的市場不可放棄，但因自身前期投入不算大，運營方式或有探討空間。

　　目前看起來，如榮耀的這種選擇或許只是少數。劉量向記者表示，據他了解，手機產業鏈廠商都還沒有離開，一定比例可能來自貿易服務領域。“OVM這類終端大廠都在，可以說80%-90%的供應鏈都是奔著它們去的，只要手機終端沒走，這些廠商也不會走。數量不好統計，我粗略預估撤離頂多在10%-20%。”

　　中印越電子（手機）企業協會（CMA）秘書長楊述成也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據我了解，目前在印度的中資品牌和供應鏈廠商，在印度的整體戰略不會變。”舉例來說，不論是大型終端廠小米、OPPO和vivo、傳音，還是模組廠、屏廠，更小規模的數據線、充電器及設備等服務類產業鏈公司，目前在印度的發展規劃并沒有明顯變化。

　　“放眼全球，要保持品牌的增量和生命力，印度是不可或缺的市場。”他續稱，的確，目前在印中資公司面臨查稅、商務簽獲批等難題，但從商業考慮，這是暫時的困難，并不改變該市場本身的吸引力。

　　“我們沒有看到中國智能手機公司退出印度市場。所有OEM廠商（指OVM等終端）都在印度發展手機生態圈方面投入了大量資金。同時，印度是世界第二大智能手機市場，但目前仍有一部分人沒有聯網，這使其成為一個有利可圖的市場，特別是在入門級和經濟型市場。Prachir Singh如此向記者分析，由于具有競爭力的價格和產品定義，中國品牌在印度智能機市場上處于領先地位，如果有中資廠商退出，要填補空缺對其他現有玩家來說會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遭遇困頓

　　不可否認的是，眼前的困頓的確存在。

　　今年以來，中資終端大廠陸續遭遇來自印度官方多部門的聯合審查，主要聚焦在稅務方面。連帶著，部分廠商還更換了部分在印業務負責人。

　　但印度的稅制一貫復雜且經常變動，同時，綜合多個外部因素影響，都為廠商在當地運營帶來難題。

　　楊述成向記者分析，目前中資企業在印度經營的挑戰來自三方面：被查稅是最大挑戰；對員工既有工作簽和商務簽的審查也很嚴格；中資企業的管理和技術人員前往印度前申請簽證得不到批復等。

　　“這三個挑戰讓中資企業現在在印度處于困難時期。”他進一步分析，究其原因，有國際關系影響和企業運營本地化等問題。

　　稅務問題一直是中資企業在印度營商面臨的一大持續性困擾。多名曾在印開展業務的供應鏈廠商都向記者提及，印度的稅收政策針對不同零部件的不同生產運輸等環節，這些年來一直在變化。且還需要考慮到稅收主體可能是“邦”，也可能是更小行政單元。

　　對此，楊述成覺得可以理解。“這一方面與印度國內執政黨態度有關，在任何國家可能都會面臨類似問題；另一方面因為的確無法改變，我們只能呼吁中資企業積極適應和面對這種變化，理解和解讀印度稅法。”

　　楊述成也坦言，目前印度的營商環境的確有待改善，還存在粗暴執法等問題。“但手機產業鏈是第一批出海的中國投資者，到現在已經有大批量、成規模的系統性產業鏈遷移過去印度生產制造。呼吁中資企業學習和成長。”

　　對此，Prachir Singh認為，印度政府還不想將這些調查投射為“對中國企業的打擊”，因為這樣做會無法讓人清楚了解印度的營商環境及“印度制造”計劃。“手機業務一直是‘印度制造’倡議的旗幟，政府認為這是一項成就。我們認為，這些調查似乎是因對稅制理解不一致，這將在適當的時候得到解決。我們認為所有這些調查都對中國品牌帶來很小的影響，中國品牌將繼續在印度智能手機生態系統中領先。”

　　當然，作為非制造類企業，劉量相比之下的確是受影響較大的一類群體。

　　他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在2019年疫情開始出現后，考慮到未來的不確定性，以及當時開始對互聯網類企業的一定程度封禁舉措，他通過降薪等方式，讓線上業務人員自主選擇是否離職。直到線上業務徹底被停止，剩余員工只能就此被解散。

　　“這些舉措一定程度造成了較大量的人員失業。尤其在現在經濟下行期，本地人找工作就更難、更卷了。”劉量續稱，一定程度上，這些看到行情變化提出離職的員工，如今已難以獲得如此前一般在中資公司內部同樣高薪的水平。

　　“一些員工近期有陸續懇求我，希望能夠幫助提供一些工作機會給他們。但我已經撤出了，就想辦法把一些我認為的確不錯的員工，介紹給其他相熟合適的中資公司。”談及此，劉量頗有些無奈。

　　據劉量觀察，目前選擇短期內撤出印度市場的，多身處貿易行業。除了他面臨的軟件被關停之外，還有另一重因素：匯率差的穩定性。

　　“目前印度盧比在持續貶值，造成中印貨幣匯率差比值從最低是一比9點多，到現在一比12點多，幾乎是15%-20%的利潤被蒸發。同時因為印度政府要求轉賬不可以采用美元，而必須使用盧比，這會對貿易公司有較大業務影響。那么貿易商短期內就會選擇撤離或者暫緩在印度的相關業務。”他分析道。

　　應對之道

　　一種觀點認為，印度政府提出的審查背后，有其需要得到的結果，只要讓公司和政府訴求之間得到平衡，前述難題或許就可以得到解決。

　　據劉量回憶，在2018年間，三星也曾在印度當地遭遇百億額度的稅收查處問題，但最終通過三星與當地部門協定，為本地帶來一定規模產值等條件作為交換，取消了這些罰款要求。隨后可見，三星的確加大了對印度本地的建廠動作。

　　“這可以看出印度政府的導向。當然我也覺得，這次對中資企業的一系列動作有些嚴重。”他續稱，且印度相關部門在執法過程中相對粗暴。“當然我覺得查稅這類問題還是可以最終通過協商等方式進行解決，只是具體怎么做的問題，除非一些企業在虧空狀態無法繳納相關資金。”劉量續稱。

　　無論如何，如果認為現階段中資廠商會輕易大批量退出印度市場，并不是一個合理和足夠市場化的判斷。

　　楊述成認為，對于中資企業而言，不論公司規模大小，最終都會克服目前面臨的困難，“印度是一個可期待的市場，根據我們研判，印度未來會走到中國智能機市場的規模，但目前真正的換機潮還沒到來，這會是一個廣闊的增量市場。”

　　經過近些年的發展，印度本土手機和通信品牌已經日趨退敗；同時，印度本土并未成長出有足夠能力的供應鏈廠商，本土的手機生態依然需要依賴來自中國的供應鏈體系。

　　“供應鏈體系不是一兩年可以建成的。我認為中國手機企業在印度市場至少還有15-20年的生存空間，這是足夠長的時間。”他續稱，這是參考了中資廠商在印度的發展歷程，以及印度目前的產業基礎，和中國品牌在印生命力多方面因素考慮。

　　前述廠商人士也向記者推演，印度是想積極推進本土廠商在手機供應鏈的成長和發展，但迄今為止并未能成功。這可能與當地人員工作效率、人員素質等綜合因素有關。

　　而印度依然在積極推進本土制造計劃。2021年，其再度提出生產關聯激勵（PLI）計劃。

　　對此，Prachir Singh分析道，得到PLI批準的手機供應鏈玩家主要有三星、富士康、緯創、和碩。“在這4家公司中，有3家是中國公司，盡管它們更傾向于蘋果的生態系統。在PLI計劃中還有一個附加說明，全球參與者可以在發票價值＞15000印度盧比（折合1500元人民幣）的設備上獲得激勵。”

　　這帶來一層猜測，蘋果或許可以借此，獲得在印度更大的發展機會。

　　根據Prachir Singh分析，宏觀經濟問題正在影響整個世界，印度也不能幸免。“我們目睹了消費者需求的下降，幾乎所有品牌都面臨著堆積庫存。我們估計后認為，印度智能手機市場目前存在超過10周的庫存水位（正常庫存水平約為4周）。受沖擊最嚴重的是入門級用戶，因為金字塔底層的用戶受到宏觀經濟逆風的影響最大。”

　　在他看來，如果中國品牌受到相關影響，對三星來說將是最有利的，因為其產品涵蓋所有價格區間。但對蘋果來說不會有太大影響。因為該品牌處于高端市場領先地位。

　　當然，作為數一數二的成長性市場，印度至今依然為眾多人士看好。“營商環境的確不是特別友好。但我覺得印度市場足夠大，如果有機會，想要發展什么業務都可以很快成長起來。”劉量如此向記者表示。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劉量為化名）

　　（作者：駱軼琪 編輯：張偉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