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大廠35歲老人的躺平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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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Lee、大怪、辰兒、小鹿、Simon
來源：GQ實驗室
大廠、中年人、優化、裁員、35歲……
看到這樣的字眼，你很難不產生焦慮。但焦慮之后呢？我們似乎不能只是靠堆砌這些話題的焦慮來完成對互聯網大廠這一系統的想象。
于是，我們決定尋找那些在35歲關口徘徊，卻沒有進入管理層的“大廠中年人”，和他們坐下來認真聊聊，35歲，和35歲開始躺平這件事。
很快我們發現，大廠中年人，真的不好找。
我們的線人里，2/3表示自己的 team 里不存在35歲以上但仍非管理層的員工，而聯系上的35+大廠員工里，1/3以沒有時間為由婉拒，1/3表示公司規定不能接受采訪，有問題請找公關團隊。
而在愿意接受采訪的1/3里，幾乎所有人都要求匿名，且對拒絕采訪的人表示理解——“接受采訪風險太大，本來就是容易被開除的年紀”。
感謝愿意和我們認真聊聊這個話題的朋友們，以下是我們所記錄的大廠中年人故事。
離開的，留下的
35歲紅線是一個真命題嗎？
這是我們向大廠中年人拋出的第一個問題，但似乎想得出一個斬釘截鐵的結論，很難。
顯性來講，這個數字很少被白紙黑字寫進招聘啟事里，但無形的門檻更令人難受。在二線大廠做一線員工的 Lindy 兩個月前溝通某大廠的職位，獵頭回復：“這邊35歲的候選人建議只能競聘 p7 以上的崗位”。Lindy 琢磨出了這里面勸誡的意味，只好若無其事地回答“那暫時不考慮了”。
更多的不安來源于“中年人”與“年輕人”的相對論，而非一個確切的年齡本身。面試過不下10家的 Yanny 總結，一些大廠的面試環節有一個非常吊詭的地方——面試官也不知道 ta 面試的人進來以后的職級是什么，很有可能 ta 招進來的人就是來替代 ta 的人。
因為這個設置，很多面試官會在面試環節刁難面試者。很多求職的中年人都遭遇過非常年輕的面試官，咄咄逼人，問題又刁鉆又尖銳，好像在羞辱中年人，在 Yanny 看來，這只是這些年輕人害怕有經驗的人進來擋了他們的路罷了。
強哥經歷過最奇葩的一次面試經歷，身處大廠 A 的他上午去大廠 B 面試，面試官問了他一套從頂層設計到地推鋪開的刁鉆問題。深感挫敗的他下午回到公司當面試官，驚訝地發現對面就坐著早上的面試官。強哥把早上的問題重新問了對面一次，對面也沒答上來。兩人都陷入了尷尬。
至于為什么是35歲，而不是33或者38，Yanny 分析，有兩個原因，一個來源于外部，報考公務員和事業單位，35歲是一個門檻，倒逼想進體制內找退路的大廠中年人在35歲前有所行動；另一個原因則是出于內部的考慮——如果按研究生學歷來算，35歲，剛好是畢業第10年，“如果一個人工作10年還沒混出什么，大概率這輩子也難了”。
但強哥認為這種邏輯恰恰是一種陷阱，“如果我65歲才退休，一輩子要工作40年，這才工作10年就給我的職業生涯定性，這是不是太強盜思維了，合著就人只有最年輕的黃金十年值錢唄？”
36歲的強哥，從2年前開始給自己暗自規劃后路。據他觀察，在35歲后離職的同事，想要繼續留在大城市，基本只有2種比較好的歸宿。
第一，賺取行業信息差，跳槽到傳統行業的互聯網部門，這些傳統行業的公司大概率不缺錢，至少在組建數字化團隊方面不會吝嗇，非常歡迎強哥這種有10年以上經驗的資深互聯網人。
第二，資源轉化，35歲是踏入保險行業的黃金時間，工作10年以上，多少積累了一些人脈，更重要的是，這些人往往也已經組建家庭，上有老下有小，背上房貸車貸，身體偶爾發出健康警告，基本上不需要費太多口舌，他們就會主動來向你咨詢。
強哥打聽過賣保險一個月能賺多少，前同事說比不了離職前，但一個月2萬左右還是沒問題，強哥想了想，還是留在了現在的大廠。
離開的人各有去路，留下的人，也要有自己的辦法。
大廠每半年一次的考評，即使沒有人犯錯，也總要有人背最差績效，這意味著沒有獎金，半年或一年內不能晉升，且連續兩次被評最差就會被開除，Yanny 的部門默認新人要背一次最差績效——這是出于團隊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同樣是沒有獎金，資深員工損失的可能是新人的2-3倍，本身就沒有安全感的資深員工，很可能會因為一個最差績效就選擇離開。
但在薇姐看來，在她所處的更看重年輕人文化的某一線大廠里，中年人不可能為自己爭取來這樣的特權，34歲的她，在跳槽前是上一家團隊的年齡中位數，在這里，她是年齡最大的人，甚至比自己的 leader 還要大三歲。薇姐一邊心驚，一邊暗自慶幸自己的薪資被年輕人倒掛——指資歷淺的新人，入職時的薪水反而高過老員工——自己被優化的可變量又少了一個。
但這是一筆很好算的帳，同一個崗位，年輕人不會因為孩子生病、學校有事、照顧老人請假。在越來越卷的職場環境里，新入職的97、98、99年的校招生也通常來自海內外各大名校，薇姐的 team 里有 C9 的、有 G5 的、有常青藤的，畢業于雙非的薇姐今年面試校招生的時候也會暗自想——如果是當年的我，來面試這個崗位會怎樣？
答案是，連簡歷都不會被送到自己手上。
最好的，最壞的
薇姐進入互聯網行業，最開始純粹是個意外。
2011年她在一家全球五百強的外企實習，本來已經準備接轉正 offer，結果同期的幾位實習生紛紛決定去百度和搜狐，她順口問了下薪水，得知一個月居然有8000這樣的“天價”，彼時五百強帶她的 mentor 工作了三四年，月薪4500，薇姐就此動了心思，一腳踏進后廠村。
薇姐回憶，那時想進互聯網企業，不看重你是否來自名校，也不會有動輒7輪9輪的面試，只要你有一段相關的實習經歷，來了能上手干活，大門就會為你敞開。2010年前后互聯網行業迎來移動端爆發期，“機會遍地都是”，同一家大廠待3年的情況都很少見，美團滴滴搶人的時候，跳槽出去薪資翻倍都是常事，如今這個漲幅回落到30%，并且意味著你要背更重的 KPI。
薇姐承認，自己這批在35歲關口徘徊的大廠員工，或許是最后一波“趕上好時候”的人。“好時候”不止意味著低門檻，也意味著高福利，薇姐雖然至今沒有晉升至管理層，但是多年跳槽和普調帶來的漲薪，加上手里握著的股票，一年的總包也超過了50w，因為第一套房子上車夠早，她和丈夫已經在北京供第二套房子。
強哥也有自己的房產，入手的時候2萬一平，問他現在的價格是多少，他說，模模糊糊知道在漲，但房子是用來住的，如果只有一套房產，知道價格沒有太大意義。Yanny 剛到深圳買的海景房，現在成交價也已經漲到了將近一千萬，即使窗前的空地早已蓋滿新的大樓，不能再稱作為海景房。
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乘上大廠整體紅利期最后一趟快車的乘客。強哥坦誠，早年做產品，用戶沒見過太多新東西，“隨隨便便做個功能上線就有人用”，即使沒人用，試錯的空間也很大，老板會說，沒事，我們換個方向就行。但現在每個季度 KPI 不達標，需要具體到人承擔責任，即使這個產品最開始來自于老板的錯誤決策，“自上而下，給我一種做任何努力都不會有成效的失望感”。
大環境越來越卷，強哥觀察大廠里的年輕人，縱使比10年前的強哥做了更多的準備才有資格進入大廠，但接觸的業務板塊比起10年前來卻越來越窄，“螺絲釘味兒越來越強”。
不止是人的改變，還有更多信號在印證著大廠，或許已經不再是一個年輕人寄托職業理想的烏托邦家園。行政福利的成本在壓縮，強哥所在的某二線大廠，免費的水果下午茶，從每日搭配2-3種水果的果切，降級到每天一個蘋果或一個梨，再到直接砍掉了這項福利，想吃水果，請下樓到自營店購買——這是一個被內部戲稱為“工資回收計劃”的項目。
另一類訊號則是原先標榜“自由、寬松、輕松”的工作氛圍在收束，毫無預警地調整 OA 系統、強制要求起花名、增加成本審批程序、開會頻率和時間都在增加——當業務增長遲緩甚至倒退時的焦慮和恐慌無處發泄，就只能用行政的手段來排遣。
強哥最近在看《奈飛文化手冊》，奈飛是一個在全球有超過2億訂閱用戶的流媒體平臺，它的公司文化是不提供不必要的福利，不提倡把公司當家，一切以結果為最終導向，但提供遠高于行業標準的薪酬。強哥自嘲，現在國內大多數大廠，都從原先谷歌那套往奈飛這套轉。
“但唯一的區別是，薪水沒跟上來。”
改變的，不變的
讓我們從系統再回到人。
大廠10年，除了薪水、獎金、股票、期權，賺比同齡人多一些的錢，這些日漸步入大廠職業生涯黃昏期的一線中年員工們，還被改變了什么？
或許在那些有家庭的人身上，印記會更加明顯。薇姐和丈夫是典型的互聯網雙職工家庭，夫妻雙方都是大廠員工，生了孩子后，四位老人采用輪崗制，每半年換一位住在薇姐的家里幫忙帶孩子，“如果不借助外力，不可能把小孩養在身邊”。
薇姐目力所及的范圍內，這種互聯網雙職工的家庭，除了少數幾個因為老人身體原因請了阿姨，幾乎百分百都是這種模式——過去從三代同堂轉變為了三口之家的現代家庭結構，如今在互聯網雙職工家庭里，再次回到了三代同堂。我們隱晦地問了她，現在都在鼓勵多生，薇姐和丈夫是否考慮過再要一個孩子？薇姐堅決地擺了擺手說，生出來也是老人帶，4位老人現在都70多歲，再來一個，老人不心疼自己身體她都心疼。
另一種解決方式，是一方選擇離開大廠。Lindy 懷孕時正處于事業上升期，她本準備從二線大廠跳入 BAT 其中一家拿雙倍工資，但考慮到工作節奏，最終選擇放棄。Lindy 的丈夫6年前從大廠出來創業，卻一直因為要帶孩子而施展不開拳腳，他曾提出讓 Lindy 來他的創業公司，活少又能帶孩子，可這樣家里沒有一份固定收入，也要冒很大風險。
一些大廠女員工選擇放棄自己的事業。劉琳因為丈夫收入更高，在孩子上小學前辭掉了工作，成為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海淀媽媽”——放養教育不是不行，但劉琳坦誠和丈夫打心底里都無法接受孩子的“階層滑落”。劉琳做決定的那晚，一個人在酒吧坐到2點才回家。
兩年后，當閨蜜面臨“繼續這份有職業前景的工作，分攤家庭壓力”和“找一份薪資低但清閑的工作，安心輔導孩子”二選一時，劉琳有了別的答案，她一語道破——以現在的雞娃程度看，孩子初中的內容家長都看不太懂，孩子上高中后你無力輔導，就會陷入迷茫；此外，在家輔導孩子，Ta 的成績就是你的 KPI，如果成績不好，又是另一種壓力和失落。
說到這里劉琳“頓了一頓”，干脆把話說全，“到時候，你老公可能還反過來對你頗有微詞”。
仍在大廠一線的薇姐，評價自己和丈夫之間，比起夫妻，更像是戰友。她每天和丈夫相處的時間還沒有和同事的多，但正因如此，兩個人也很少有矛盾，他們偶爾會在一起討論關于35歲和出路的問題。薇姐自知公司如果想干掉她，她沒有還手之力，只求 N+2 能給到位，薇姐的丈夫已經做到管理層，在他看來，像薇姐這樣仍在一線干活的老員工，最重要的就是四個字，聽話，出活，公司不會干掉一個還在產出價值的人。
Lindy 也是幸運的，她5年前從0開始做的產品活到了今天，組里的人來了又走，連 leader 都換了2任，她成了整個公司最懂這個產品的人，“一時半會開不掉我”。她想得很開，如果公司有朝一日開掉自己，她就等待著回內蒙的那一天——Lindy 和丈夫至今沒有拿到北京戶口，等小孩讀到初二，就要回原籍上學。
強哥依然在不動聲色地為自己謀后路。雖然他最大的焦慮來源，已經從公司內部通訊軟件轉移到了微信里置頂的家長群，但“薪水+基金+股票+期權”的收入結構仍然給了他現階段最大的安全感。他說，現在的生活就是一張平平的，一眼望到頭的桌子，“我最大的任務就是專心給桌子多安兩個腿”。
Yanny 的進攻性和她對年輕人若有似無的敵意，終于在我們聊到她對40歲的打算時得到了解釋。她正在供一套260㎡的房子，這是她的第二套，或許也是人生中的最后一套。她算過一筆賬，即使從此刻開始，她不再漲一分錢薪水，不再漲一次職級，只要熬到40歲生日那個月，她就能順利地還完最后一筆貸款，只要等到那一天，公司想怎么開掉她都行。
“我有手，有腳，人又聰明，只要街上還缺掃大街的人，我就不會有窮途末路的那一天。”
策劃：GQ實驗室
編輯：Lee
采訪、撰文：Lee、大怪、辰兒、小鹿、Simon
插畫：so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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