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豹變

　　作者／陳曉妍

　　編輯／邢昀

　　過去十多年里，互聯網大廠一直是這個時代里最醒目的快車。

　　人口紅利下的互聯網公司飛速發展，日活月活攀升、GMV不斷增大、營收翻番。到2021年3月1日，騰訊、阿里巴巴、美團、拼多多、京東、快手、百度七家互聯網大廠，總市值達17.3萬億元人民幣。

　　而2020年，GDP排名第一的省份廣東，國內生產總值為11萬億元。

　　互聯網公司的體量不斷變大，也吸納了更多的從業人員。在外界認知中，互聯網公司是“高大上”的代表，發展速度快，薪資高，工作環境寬松、自由，以研發、產品、運營為三駕馬車，背后是先進的技術應用和最新鮮的玩法。

　　實際上，除了最常被提及的核心部門，大廠還存在著許多基礎性、重復性的崗位，以及更接地氣、更傳統的職位。業務增長焦慮下，需要更多的人員來消化，一些性價比更高的用工模式也被廣泛應用。

　　直到一些熱點輿論發酵后，外界才認清，原來字節跳動員工占比最高的崗位是審核，巨頭們紛紛下場的社區團購最初是靠地推掃街，電商平臺搞業務也得陪酒，大廠崗位中還有很多頂著大廠光環，但待遇福利相差甚遠的內包、外包崗。

　　“大廠邊緣崗位，小公司核心崗位，應該如何選擇？”這是很多年輕人發布在社交網絡上的選擇困惑。

　　很多人沖著大廠的光環入職“邊緣”崗位，卻成了隨時可以被代替的螺絲釘，對公司可有可無，業務調整中可能隨意被放棄，摸不準未來的出路，在工作上的消耗感遠大于獲得感。

　　對于這群互聯網“打工人”來說，價值感和安全感是稀缺品。當時急匆匆扒上大廠的最后一節車廂，他們非但沒有到達理想中的的終點，反而陷入了更尷尬的處境。

　　拿不出手的“名片”

　　穿過車水馬龍的春熙路，珊珊在成都國際金融中心大廈前停下。這棟被稱為西南地區最有影響力的CBD，就是她的辦公地點。

　　不遠處就是成都遠洋太古里，珊珊打量著從高檔商店櫥窗經過的白領，猜想這里的人均月薪，怎么都得一萬往上。連地下車庫每月都要收費一兩千元，這是珊珊應聘崗位工資的三分之一。

　　今年年初，珊珊入職了字節跳動的審核崗，一份被她爸爸稱為“有雙眼睛就能干”的工作。父母直接表達過不滿：“我讓你留學這么多年，你就給我搞這個工作回來。”

　　光鮮的外表下，是機械而忙碌的工作。珊珊每天都要負責審核1390條1分30秒以上的視頻，完不成就得加班。

　　字節跳動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知名獨角獸，這家成立于2012年的公司通過算法的個性化推薦獲得了爆炸性流量。數據量越來越大，為了控制風險，審核崗位的人員也急劇增加。

　　審核人員為這家科技公司構筑了一道安全底線，但是身在其中的珊珊感受不到任何科技感。

　　公司根據員工每個月漏放掉違規視頻的數量，給他們評級，分為ABCD四檔。如果員工連續兩個月被評為D檔，就會被勸退。

　　辦公室里氣氛總是壓抑的。審核工作占去大多數人的心力，抬眼望去，同事們面無表情，都直勾勾盯著自己的電腦屏幕。

　　午休時間，每一層樓的休息室都會被占滿，有的甚至會多出齊全的日常用品，這通常是上夜班的同事留下的，這里儼然成了他們在公司的“小家”。

　　27歲的徐勝在北京也見過許多漂亮大氣的寫字樓。嚴格來說，寫字樓也算是他的辦公場所。上班時，徐勝停好摩托車，提著一大袋東西跟著人流進入寫字樓，按亮電梯，進入樓層，直到緊閉的玻璃門和“辦公重地，謝絕推銷”的紙條將他攔下。

　　掃樓時，他顧不上這類告示，執著地敲開門，就近找人搭訕：“美團買菜有需要嗎？現在下載可以送雞蛋。”禮貌一些的人會客氣回絕，請他離開。有時徐勝也會挨一兩頓呵斥。更多時候，人們只是看一眼，就埋頭繼續干活，剩下徐勝尷尬地站在原地。

　　徐勝并不往心里去，如他所說，這一行，臉皮太薄的人都干不了。平時掃街，被拒絕是常有的事。但凡被推銷的人閃過一絲猶豫，徐勝都會緊跟著追出數十米遠，用最快速的語調說服對方。

　　徐勝是美團買菜的一名地推。與坐在辦公室的普通大廠員工不同，地推們是一支強大的地表部隊，散步在城市的各個角落，松散地存在于龐大的互聯網大廠體系之外，但又直接關系到那些APP上的用戶數量變動。

　　在中國互聯網企業發展歷程中，無論是千團大戰、單車大戰、外賣大戰、社區團購大戰，地推都是重要的先鋒作戰力量，直接與商家、消費者接觸。這份崗位不需要太多的職業積累、學歷背景，公司用最簡單、粗暴的方式管理著這些地推人員。

　　雖然也帶著互聯網大廠的身份標簽，但是地推與研發、產品們仿佛處在互聯網公司的不同時空中。徐勝一般很少去美團總部，也不參加部門舉辦的年會。他覺得自己做地推的，跟那些坐辦公室的不一樣，沒有交情，也聊不到一塊去。

　　徐勝并不了解“大廠”的含義，他反問《豹變》：“是指廠子里邊流水線的員工嗎？”對他來說，互聯網大廠的最大意義，只是一份還不錯的待遇。

　　打電話成為一件令人恐懼的事情

　　對于今年剛畢業的王婷來說，“大廠”二字常常觸及她敏感的自尊。大廠名聲在外，但她覺得，當客服只是最基層的崗位，何況還是個外包。

　　和父母走親戚時，王婷從不主動提起工作。偶爾被問起，她只說公司的名字，不講具體職位。親戚一下來了興致：“我有個熟人也在里面上班，你認不認識？”

　　親戚報出熟人所在核心部門，另一個親戚緊接著提到誰又去了待遇優厚的事業單位。王婷更沉默了，她怕在場的父母覺得難為情，“客服”這個崗位，在他們眼里，“是個人就能干”。

　　而外包的身份，讓王婷的邊緣感更強。在互聯網快速發展時期，外包人員是性價比極高的“燃料”，但是不同的工牌顏色、工作地點、福利、權限，都讓外包員工區別于正式員工。

　　“忍一時乳腺增生，退一步子宮肌瘤。”這是網上對客服行業的調侃。王婷對此深有同感，平時，她負責商家的售后服務。接的電話，要么是糾紛，要么是流程出了問題。電話那方的態度往往很差。入職兩個多月，她開始變得很煩躁，對接電話感到恐懼。

　　打電話也是許悅的重要工作內容。作為BD商務拓展，她每天都會跟客戶打電話推銷產品服務，甚至反復聯系一些已經拒絕過的商家。很多時候，她只能得到“別再給我打電話”的不耐煩回應。許悅悻悻掛斷電話，覺得自己只是在騷擾別人。

　　與那些付費實習、花錢美化簡歷，擠破頭也要進大廠的人不同，對很多基層部門員工而言，這份工作，只是迫于現實的讓步。

　　王婷大學讀的是漢語言文學專業，身邊的同學不是考公考研，就是當了教師或文秘。雙減政策之后，一位在教育機構工作的朋友收入減少，另一位在連鎖餐飲店工作的同學，因為拒絕了領導的職場性騷擾，而受到排擠。據此，王婷得出了去小公司不靠譜的結論，大廠制度完善，福利齊全，即使是最外包的客服崗位，也是王婷那時的最優選。

　　而珊珊留學歸來，從事審核工作，更讓身邊人感到詫異。

　　在社交軟件上，流傳著“互聯網大廠的五大天坑工作”的說法，榜單上，“內容審核”因為工作重復性高、成長低，晉升難而位列第一。

　　珊珊出身管理專業，但想進大廠當管培生，大學時期沒有大廠的實習經驗，簡歷往往會在第一輪就被淘汰。因此，從最基礎的一線崗位做起，再謀求晉升，是珊珊進入大廠的唯一路徑。

　　但晉升并不像她想象的順利。這個崗位每半年才有一次晉升機會，與其他同事競聘小組長。公司選人的依據，主要是根據每個人的業務狀況，學歷沒有任何優勢。珊珊算了算，自己至少兩三年才能到達自己想要的崗位。

　　她跟HR商量，想重新面試，換其他崗位，HR卻覺得她好高騖遠，勸她好好待著，6個月之后再說。

　　無法改變的大廠機器

　　跟珊珊不同，一些學生尚未畢業，就已成功兌換了大廠的入場券。

　　來自浙江的大學生小尹在暑假爭取到了一份用戶策略的實習工作，負責社群運營和銷售網課課程。她目標明確，只進大廠實習，絕不考慮任何中小型公司。

　　入職培訓結束，她才知道這實際上是一份銷售性質的實習。拉班群、開“家長會”、說服家長購買課程，實習生按部就班，照既定章程完成工作。這是一個靠人數堆起來的“勞動密集型”部門，工作本身并沒有什么技術含量，正職員工也大多來自普通本科學校。

　　為了節省用人成本，部門更喜歡招聘廉價的實習生，十幾位一組，由一位正職員工帶領。考核一兩周，少數不通過的就會被辭退。公司并不愁用人問題，實習生的人才補給源源不斷。和小尹一起競爭這份實習工作的，不少來自國內有名的重本院校，比如華中科技大學的學生，甚至浙江大學的碩士。  

　　對小尹們而言，要想未來進入大廠工作，大廠的實習經驗不可或缺。這是明擺著的游戲規則，沒有話語權的學生們只能遵從，完成這項利益互換。

　　在大廠這臺精密無誤、永不停歇的龐大機器面前，個體的渺小總給人帶來一種無力感。

　　許悅也有類似的感受。負責商務拓展的部門，每個月都要求員工與商家們達成幾十萬元的交易量。業績會平均分到每一位員工身上，細化到每一天的工作量。

　　“必須完成”是業務員們最常用的詞匯。許悅覺得，每個人就像完成數據指標的工具人，不用思考，不必決策，只要瘋狂給商家打電話，約見面，沖單量。

　　大廠厭惡差錯和意外。珊珊的一位同事因為住得太遠，堵在早高峰路上，遲到了兩次，就被公司勸退。

　　入職不到一個月，珊珊的爸爸因為一只手粉碎性骨折，需要有家人陪同到醫院換藥。她提前兩三天跟組長說明原因請假，但組長回絕了她，并告訴珊珊，培訓期間一律不允許請假，否則視為自愿自動放棄這份工作。

　　珊珊理解領導們一級一級審批假條的麻煩，但這種近乎僵化的制度讓她無法接受。她開始意識到，大廠就像一條完美的流水線，它只會淘汰不合適的人，不需要因為某個員工做出改變。

　　為了達到最極致的效率，不通人情的情況常有。小尹在銷售課程時，她碰到過一位盲人母親，因為失明，只好讓孩子的外婆幫忙管學習。但外婆又不識字，這位盲人母親就想給孩子買網課課程，輔助他的學習。

　　在溝通的過程，那位母親的回復非常緩慢，再加上家里經濟條件不好，七天過去，她還是猶豫不決。匯報工作時，小尹的領導讓她直接放棄這位家長，告訴她，如果不能達到業績指標，沒有完成付費，完全沒有必要聊那么久。

　　這種只重視業績的行為，讓小尹感到不舒服。

　　在社交論壇上，一些互聯網公司的研發們抱怨自己“面試造航母，入職擰螺絲”，而對于審核、銷售等重復性高的基礎崗位，他們的自主性更小。

　　小尹羨慕隔壁的市場部，對于用戶反饋，市場部更有話語權和決策空間，不像他們，只是一臺臺執行機器。

　　大廠鳳尾，還是小廠雞頭？

　　即使身處最基層的部門，地推的這份工作，還是給徐勝帶來了足夠體面的收入。至少，這是一個有多少努力與天賦，就能獲得多少回報的透明機制。

　　徐勝的業績常是部門里最高的，在北京四區排名第一。兩個人才能拉來的客單量，他一個人就能完成。一個小白領曾試圖打聽他的收入，徐勝自信地反問：“你一個月掙多少？我說是你多少倍就完了。”說這話時，他剛拿到了三萬多的工資。

　　徐勝初中畢業后當過兵，在老家賣過炮仗，景區里做過山貨生意。煙火爆竹被禁止，景區也因為疫情關了門，他不得已來到北京謀求出路。生計對他來說，總是某種難以把握的東西，包括現在的地推工作。

　　當各大電商生鮮公司攻城略地，他是跑在最前沿的鐵軍。但當市場飽和、戰況有變化時，地推員們的待遇也會隨之降低，甚至面臨失業。

　　互聯網高潮慢慢過去，變數增多，而邊緣崗位、基礎崗位也是最先可能被波及到的一批。

　　互聯網公司說變就變，徐勝沒有安全感。包括地推的待遇，“政策跟變著玩兒似的”。他一度離過職，后來待遇有所調整，他又回來繼續干地推。但是今年過后，情況如何，他也拿不準。徐勝還在觀望著，準備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就放棄這個行業。

　　對許悅來說，從入職商務拓展部門的第一天開始，大廠是一場不存在的幻夢，推銷產品的痛苦，在第一個電話撥通之后就如影隨形。

　　小尹給這種大廠的工作一個更準確的描述，只有在拿到offer的那一天是真正開心的。

　　但這并不妨礙更多畢業生前仆后繼，想進入大廠。珊珊有一位朋友，在網易干了兩個月就辭職，到了阿里巴巴，緊接著又去了快手。這些工作崗位都不是最理想的狀態，但朋友還是選擇在大廠之間橫跳，從未考慮過走出這個圈層。

　　珊珊理解，這些在學業上投入了很多精力與時間的學生，沉沒成本越大，越容易導致他們對大廠的迷信。

　　“大廠邊緣崗位，小公司核心崗位，應該如何選擇？”這是很多年輕人發布在社交網絡上的選擇困惑。

　　每個人有自己的選擇，珊珊也有自己的答案。

　　從審核崗離職之后，珊珊在上海一家老牌物流公司擔任總裁助理。在那里，她不用反復匯報數據或述職，自己無論做什么工作成果，都會被老板看在眼里。她沒有了在大廠時的那些顧慮，害怕被同事甩鍋，害怕被竊取工作成果。

　　她性格直接，敢說敢做，這種常被視為過于容易得罪人的性格，在這家物流公司里卻成了優點。入職不久，旁聽了兩次會議之后，她明確指出了公司某個產品管理團隊存在的問題。這原來不在她的工作范圍之內，但被老板欣然采納。進公司不到兩個月，珊珊爭取到了總裁辦助理的崗位，工資也隨之增長。

　　大廠是這個時代里最醒目的快車，它呼嘯而過，發出巨大聲響，承載著最多人的目光。被落下的人們急著扒上最后一節車廂，以為這將帶著他們駛向成功人生的終點。

　　而直到親眼目睹過擁擠和雜亂，珊珊才明白，執著先成為互聯網大廠的打工人，不過是陷入另一種形式的圍城。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