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紅漫/文
昨天,我們用整版的篇幅對私募基金的問題作了報道。所謂私募基金,簡單地講就是向特定投資者募集的基金。在國外,私募基金非常普遍,像著名投資專家巴菲特的基金和金 融大鱷索羅斯的量子基金都屬于這一類。我國也存在數量巨大的私募基金,但這些私募基金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私募基金,只能算是一些公司代散客理財的手段,在操作和兼管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區別。由于這些資金的身份在我國法律上沒有明確,所以他們大都潛伏于地下,暗箱操作,沒有人確切知道它到底有多大。人們一般的看法是3000億左右,但是,這個數字最近受到了強有力的挑戰,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員夏斌等人的一份《中國私募基金報告》作出大膽推測:我國的私募基金總量為7千億,接近我國證券市場流通市值的一半。這個推測如果站得住腳,我國證券市場的格局就得重寫。今天,作為中國證券市場最高管理者的中國證監會接受了本欄目的獨家專訪,這是中國證監會就此問題所作的第一次公開表態。來到我們演播室的是中國證監會基金部副主任祁斌先生。
曲向東: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份由夏斌做的中國私募基金的報告,這個在市場上影響非常大,作為個人您是否同意這個報告當中的數據和結論?
祁斌:對社會上存在著這種現象,(中國證監會)很早就非常重視了,也進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我們也在這個基礎上,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了我們充分的設想,同時我們也非常關注相關部門的研究報告。
曲向東:作為個人您是否能夠給我們一個結論呢,或者您個人的一個判斷?
祁斌:我覺得這個現象非常復雜,剛才我們提到,這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情況,我們很難作簡單化的結論,包括規模這種事情,根據你的定義不同,就有完全不同的估計。
曲向東:我們現在看到的有這樣幾個數據,最早的數據說是超過1千億,后來我們又看到了有2千億到5千億,現在這個報告里提到的是7千億到8千億,7千億以上,您覺得這幾個數據哪一個更有一點可信性?
祁斌:我們在做調查研究的時候,當然非常想了解具體的規模,但是我們更注重了解問題的本質而不是規模,我覺得規模的估計有非常大的波動性。
曲向東:對私募基金現在監管當局是否有什么明確的態度?
祁斌:我今天來這里是作為一個專業人士,從學術上來探討私募基金的問題,而并不代表著監管當局的看法,但是據我了解,據我所知,證監會的監管層對這個問題非常重視,進行了非常深入的調查研究,因為這個問題是非常復雜的,它牽扯到方方面面,跟很多現行的法律法規有一定的關系,所以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案,同時也因為國家的文化背景和法律框架,還有市場發育程度跟國外的情況相差非常之大,所以我們也不能簡單地照搬國外的情況。
曲向東:就是您所講到的監管部門給私募基金一個看法的過程當中有幾個難關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
祁斌:有關私募基金的監管,因為我們現在國內還沒有一個私募基金的明確定義,在法律上也沒有實體的定義,那么我就著重從私募基金監管的情況介紹一下,國外的私募基金監管相對來說,相對共同基金來說,是非常寬松的,這個道理是這樣的,因為共同基金面向大眾。
曲向東:實際上我們要是簡單講的話,這個共同基金就是類似我們現在所說的公募基金。
祁斌:對,實際上這兩個是一回事。
曲向東:一個概念,所以它和私募基金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祁斌:是個相對的概念,從募集的形式看,面向公眾募集的,廣大的老百姓,就是中小投資者,他們沒有足夠的財力,他也沒有足夠的專業知識來防避風險保護自己,那么作為政府的職責就是保護這批人,所以在美國,1940年通過的投資公司法、投資管理法對共同基金的監管是非常之嚴格的,有個說法就是,在美國發行一只基金比發行其它任何證券都要難,都要更詳盡地受到監管部門的監管。相對來說,私募基金,它的監管就比較寬松,為什么?第一,私募基金面向的投資者范圍比較小,它的社會影響比較小。第二,它有一定的資格認證,比如投資者需要一定的財力,像個人投資者在最近的兩年之內年收入要在20萬美元以上,一個家庭夫婦兩個在過去兩年年收入要超過30美元。假設這批人第一他有足夠的財力和資源來保護自己,第二他有足夠的風險防范意識,他比較有風險意識、有相當的資產。
曲向東:跟錢打交道已經比較熟悉了。
祁斌:比較游刃有余,可能我們市場上有一些人,有一些錯誤的觀點,認為如果沒有監管的話,它的動作就不規范,其實這是一種錯誤的想法。在美國私募基金的動作也是非常規范的,它首先受到很多法律的制約,像美國的反欺詐法還有證券法里,還有很多反欺詐的條款,受到所有的證券交易方面法規的嚴格的限制,同時在美國,在一個比較的成熟的市場上,它的監管主要是把監管的壓力消化在市場上的,通過同業之間的競爭,大家爭取做一個規范的投資者。
曲向東:他們有沒有一個明確的監管者?
祁斌:從美國情況來說是沒有的,如果說有監管者可能就是他的客戶,那么從原理上講,在一個比較不發達的市場上,尤其這個業務在早期開放的時候,監管的力度應該超過成熟的市場。
曲向東:監管的要更嚴一些,因為對投資者的保護要更嚴一些。
祁斌:因為市場不成熟,投資者的風險意識也不夠強烈。
曲向東:在您看來,我們現在所談的私募基金和國外的這種私募基金,它完全是同一個事物嗎?
祁斌:在國外的這個私募基金,它是有一定的規范的操作方法,大家都是認可的,我們現在就是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的界定,這個動作非常不規范,舉個例子就是很多證券投資公司,他有保底條款,有一個許諾固定回報的現象發生,這在美國是根本不會發生的,是違法現象。
曲向東:我們現在國內的私募基金是否是我們現在發展蘊含的一個非常大的風險
祁斌:剛才我們設法澄清私募基金的概念,(我國的私募基金)很難說,它就是一個私募基金的發展,我剛才講到,第一它還不是基金,第二它無規則可依,很多做法非常不規范,比如,國外的私募基金是由托管銀行來托管的,那我們的是留在客戶的帳號上,另外,一個人可以受很多人委托,他可以控制很多人帳號,為操縱市場、一些違法的操作留下了空間。
曲向東:作為中國,我們的市場經濟還是初級的階段的,同時作為私募基金的發展也是初級階段,我們的投資者和我們的市場都不成熟,那么按照您剛才說的,我們是否可以理解,如果要對私募基金進行監管的話,我們也會采取從嚴的政策。
祁斌:我覺得私募基金的監管在全世界各個市場做法可以說是見仁見智,各個國家根據當時市場的情況制定不同的政策。
曲向東:我們多長的時間內能夠聽到監管部門一個明確答案?
祁斌:我剛才說的,這個問題正在繼續深入的研究之中,我想我們現在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時間表。
在昨天和今天的采訪中,有三個人說了三句很有意思的話,《中國“私募基金”報告》的作者夏斌說,“擋是擋不住的,只能正確引導”;《中國投資基金法》起草工作小組組長王連洲[微博]說的是,“這是富人的游園區,不是說一般的投資者都可以玩這個游戲”,第三句及是中國證監會報告中所說的“開正道,堵邪道”,讓私募基金從地下走到陽光之下。這幾句話其實表達的是同樣的意思:對私募基金應該因勢利導,既不能太軟,也不能太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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