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其實只是“富人的游戲”

　　□立法是為了規范與引導因此，這里所說的“正名”是為了明確概念，并遵循“合法化、公開化、規范化”的原則

　　私募基金是什么

　　記：目前社會上對私募基金的議論很多，但是似乎都回避了一個實質性的問題，就是私募基金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要符合一定的條件、規定才能歸為一類？有許多分析、議論給人的感覺是，除了公募的就是私募的，或者是私募基金就是地下基金。

　　王：這確實是一些文章給人們帶來的誤解。私募基金并不完全等于地下基金。我們所說的私募基金，是在有限范圍內，通過非公開的招募形式向特定的投資者募集的基金。也就是說，稱為“私募”是因為不公開面對所有的投資者，并不表示它可以避開一切監督，在暗地里無所顧忌地興風作浪。相反，在任何國家，對私募基金的發起管理者、投資者、運作要求等都有明確的限制規定。因此有人說，目前我國大量存在的地下基金，并不都是法定概念和嚴格意義上的私募基金，因為還沒有設定規矩，這是有道理的。

　　記：您這么說我就明白了。簡單的說法就是，私募基金現在都在“地下”，但是地下基金里那些不規范、不合規則的“地下錢莊”是不能與私募基金劃等號的。原先許多人都認為，“公募”是公開募集，“私募”顧名思義當然就是私底下操作的了，現在看來滿不是那回事。

　　王：也許帶“私”字的名字使人過于敏感，容易讓人產生誤解，業內人士對這個問題也一直存在爭論。所以我們在投資基金法草稿中，并沒有使用私募基金這個概念，而是叫做向特定對象募集的基金，簡稱“特定基金”。

　　合法化的必要性

　　記：一些人正在用不同方法計算地下基金的規模。有資料說，全國目前地下基金的總規模達5000億元左右，僅上海的地下基金就超過了1000家，約1500億元的規模。而到2000年底，33只公募基金的總規模約560億元，到2005年，總規模也不過發展到3000億元左右，地下基金的規模遙遙領先。

　　王：說5000億元、6000億元，甚至7000億元的都有，具體數字我沒有調查過，不敢在此斷言。但是數量巨大不足為奇，因為客觀需求大嘛。一方面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和改革開放，部分人資產大量增加，而銀行利率卻一降再降；另一方面，包括養老基金、保險基金以及企業、事業等單位有大量的閑置資金，希望能夠得到具有較高回報的理財渠道。是貨幣市場上資金的充沛與投資渠道狹窄的矛盾，助長了地下基金的泛濫。

　　記：于是就有人說了，你看，沒人管它不是成長得好好的嗎？一旦讓它“浮出水面”就會越管越死了。也有一些地下基金的管理人認為，“合法化”就會公開化，這不又和公募基金差不多了嘛？

　　王：這是兩個認識上的誤區。

　　首先，不可否認，現有的一些地下基金利用法律法規的不完善，信息不披露、無人監管，相對的自由度較大，比較活躍，使客戶得到比較高的回報。但是也應當看到，由于黑箱運作和內控制度不嚴，缺乏統一的游戲規則，投資者面臨較大的道德風險和政策風險。加上我國信用制度不完善，基于投資者較高的回報率要求，使基金管理者面臨較大的壓力，特別是在市場表現不好的時候，導致許多糾紛產生。另外，更危險的情況是，在“灰色地帶”運作的地下基金，容易演變為高息攬儲或非法集資，危及到整個金融系統的安全。一旦市場進行較大的調整，收益率降低，不排除再次出現類似“中科系”事件的可能。因此我們說，應當盡快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逐步對其進行規范引導，使之公開化、合法化、規范化，從而走向正確發展的道路。簡單的說，就是地上合法的資金多了，地下非法的資金勢必會減少。

　　需要指出的是，這里所說的“合法化”、“公開化”是遵循一定的條件與規則的。就是說，對私募基金或特定基金的要求與對公募基金的要求不一樣，比如公募基金涉及面廣，法律法規以及監管就比較嚴格和具體；而私募基金涉及面相對有限，何況都是有承擔風險能力的人，法律法規以及監管相比較而言，就寬松一些。對私募基金主要規范的，是管理人的市場準入條件以及投資人的風險承受力的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與投資人之間比較具體的投向協議、操作方法、運作方式等并不要求對社會公開。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

　　記：談到對私募基金，或者特定基金投資者有嚴格規定，我們知道，在美國，對沖基金是最主要的私募基金形式，同時也是法律監管最松的一種基金。但美國證券法對參與對沖基金的投資者限制為：以個人名義參加，最近兩年里個人年收入至少在20萬美元以上；如以家庭名義參加，夫婦倆最近兩年的收入至少在30萬美元以上；如以機構名義參加，凈資產至少在100萬美元以上。

　　王：在目前擬就的投資基金法草案中，準備規定：自然人的凈資產不少于100萬元，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組織的凈資產不少于1000萬元；還要求特定基金的每個投資者應當以自有資產出資，且最低出資額不得低于20萬元，總規模不得低于2000萬元。另外，作為投資者的自然人，要具有一定的金融知識和投資經驗。

　　記：可以說是“富人的游園區”！

　　王：這個比喻不錯。不是所有人都能參與進去，基金管理公司、信托投資公司以及取得特定基金管理資格諸如民營資產管理公司等其他機構，我認為才有資格設立并管理特定基金。目前的草案逐步規定，要想申請特定基金管理資格，除了要有規定的實收資本、合格的特定基金管理人才、完善的內控制度等條件外，還要有明確的組織形式、有符合規定的投資者。投資者人數要求在2人以上100人以下；資金來源應當符合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有合法的投資方向和明確的投資策略；不能公開發布募集資金信息，不能保證承諾收益等。

　　記：聽了投資基金法草案中的一些規定，卻感覺對私募基金參與者資格、條件的限制似乎不如想像中的明確。并且我注意到，其中還規定：除了基金管理公司、信托投資公司之外，其他機構申請特定基金管理資格要經過國務院基金監督管理部門核準；設立了特定基金后，還要報國務院基金監督管理機構備案。這類的要求會不會限制了私募基金的發展？

　　王：這正是立法的難處，因為規定得太嚴格，或者說，門檻太高，很多地下基金想被“收編”而不能，達不到整治的目的；門檻太低，也未免良莠不齊，增加監管難度。如何能在監管與疏導之間找到一個適度的結合點？既能正視問題的存在，加強監管，化消極為積極；又能起到規范引導的作用，不至于管得過死。這的確需要進一步研究。

　　但是，立法的思路是十分明確的，就是要對其進行規范引導。還是那句話：有規矩總比沒有強，透明度高的運作總比黑箱子運作更有利于保護投資者的權益，更有利于降低市場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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