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人士講述：私募基金的光陰故事
記者/劉慧玲
昨天
從部隊轉業后，趙先生就開始努力尋找一個適合自己的謀生途徑，他嘗試過搞裝修和開餐廳，但結果都不太令人滿意。1995年，在中國股市最“火”的時候，趙先生決定投身其中。在交易所熙熙攘攘的大廳里一坐，面對一堆紅紅綠綠不斷變化的數字，趙先生已經隱約意識到，這個自主沉浮的地方將可能是他一生的歸宿。
很快，大概也就不到兩年的時間，趙先生的幾萬元資本以幾何級數翻著跟頭。然后，他成了散戶大廳里小有名氣的人物，每天都被這里的同仁們包圍著問這問那�！叭司褪沁@樣，你提供的分析一次準，別人并不覺得你有什么本事，如果總是八九不離十，他們就會對你信任到無以附加的地步。”趙先生邊說邊隨意地瞟一眼面前的電腦，悠閑的神情像是在看什么可有可無的娛樂節目�！爱斎弧�，他說，“以前我不得不每天做大量功課，眼睛都被電腦折騰壞了�！背吮旧淼目炭嘤霉�，也許趙先生天生就是吃這碗飯的，在陰晴不定的股市中能夠慧眼獨具，很多人認為這是一種天賦。
“向我咨詢如何操作的人越來越多，而且都賺了錢，然后他們會覺得不好意思，就請我吃飯或出去玩。之后，有些人覺得這樣太麻煩，干脆由我代他們操作，然后分成。”趙先生也更樂于接受這種幫忙的方式，按他的話說，這一行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是很濃的，對于股市的基本面，大家往往喜歡在一起交流，但至于自己將選擇哪只股票并如何操作，則很少有人愿意透露。
一切就這么簡單而偶然地開始了——自發的信任和一個口頭協議，而此時的趙先生，根本沒想過私募基金到底是個什么樣的概念。
1998年之后，趙先生開始與他的委托人通過更為正規的方式進行合作——書面合同取代了口頭協議，這種變化源自一次不愉快的經歷。
“有一個人拿了50萬給我運作，我兩個多月幫他賺了20多萬，本來說好對半分賬，可這位兄弟卻帶著錢消失了。”對于趙先生來說，股市上賺錢的機會多的是，10萬元的損失給他造成的挫折感更多的來自于心理層面的信任危機。于是，1999年，他開始和每一個委托人都簽個合同，關系特別好的，干脆把賬號拿過來，密碼由他改了，委托人只有在操作完成后才能看到結果。
其實，每個人心里都很清楚，這一紙合約從真正意義上說約束不了任何人，那不過是個心理約束。“我代為理財的圈子非常小，都是周圍的熟人，大家兩廂情愿，合作的基礎完全出于個人的信任。”
私募基金完全是由市場需求而自發“成長”起來的，由于不受法律保障，國內業已存在的地下私募基金只能以各種變通形式存在。如果按基金的要求進行衡量，其中一些還不能算作基金。但是，考慮到特殊的環境，一旦條件成熟，它們將來很可能演變為真正意義上的私募基金。
今天
很難想象，與趙先生合作多年的五六個老客戶現在對他有多信任，甚至放心到一年也不找他一回。每年元旦，就是趙先生算賬的日子，他把一年的交割情況列好明晰表，連同現金一起送到委托人家里，然后新一輪的合作又周而復始。即便是他的兩家企業客戶，也不過是一個月查看一回交割單。
在趙先生與委托人簽的合同中，是從不承諾回報率的。“我只保證不賠錢，委托人本金如果有損失由我個人補齊，但這幾年，投資回報率都在50%以上，皆大歡喜�！庇捎诿磕甑幕貓蠖剂钊藵M意，所以趙先生向委托人索取的分成比例也是不低的，200萬元上下的，收益一般四六分成，幾十萬的小資金收益對半分成，少于30萬的小客戶基本都被推辭掉了。
與大多數操盤手不太一樣，趙先生看起來似乎沒有同行慣有的職業病，即伴隨壓力而產生的緊張、沉默、心事重重，雖然他手里也掌握著2000多萬的資金，這筆錢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當然，這并不表示他沒有考慮過“要是賠了該怎么辦的問題”。
“其實，我把所有的錢都當成自己的，因為所有損失都要我一個人先承擔，然后才輪到客戶�！薄拔乙话憧吹帽容^準，如果有什么偏差，只要跌了5%，我一定斬倉。”在預期的止損點上能夠決策堅決，趙先生認為這種素質來自于紀律部隊中的鍛煉，他說他從不幻想手中的股票可能明天就會漲起來。股市的機會有的是，何必一棵樹上吊死？“如果整個大市都不好，我就干脆不做，比如去年和今年，我都沒有滿倉操作，只拿出30%的資金入市，對此客戶們都很理解�！薄耙苍S有一天出現大股災，而我恰恰又沒來交易所，否則我不會被套住。”
“同以前相比，我很滿意現在的生活，自由也挺有意思。我想天天來就做短線，不想太操心就做中長線，而且工商不查，稅務不管，我想國家政策也會支持�！睋w先生介紹，現在之所以有很多企業來找他代為理財，主要是因為投資股市收益高，也省心，而搞其他項目一年的收益大多不會超過10%。
對私募基金的監管怎樣才能有效？厲以寧說，有條件設立的，報國務院有關業務部門備案(公募基金要經國務院投資基金監管機構核準)。未經備案的私募基金要退回，補銀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并罰款，造成投資人損失的要負民事責任。厲以寧認為，監管主要針對有操縱價格、內幕交易、虛假陳述等欺詐行為，有效的監管在于以大的方面給予限界，但主要由契約和章程規定來約束，政府不要管理得太多。
明天
從一個散戶變成了一個大戶，趙先生也從一樓搬到了三樓。他現在剛換了一個比較安靜的地方，一個新辦公地點，希望在不受影響的情況下做上一年，看看能不能翻兩倍。趙先生會不會在明年搞一個投資公司，將取決于這次摸底考試。
“我的心還是挺大的，如果我一年內能翻兩倍，就準備搞一個公司，找幾個人幫我看看盤，我所有的委托人也都表示支持。而且我現在已經涉足美國股市，未來可選擇的余地更大了。”
趙先生說他與基金管理公司的操盤手不太一樣的是，他從不聽消息，也不關心誰在坐莊，“只要一只股票我關注一個月，基本可以看得比較清楚，我的理想是可以更好地把握主升段，這樣每年漲兩三倍就變得很正常了。”他與現在比較普遍的工作室走的路子也不太一樣，因為他為客戶而不為莊家服務。
趙先生說，無論國家未來出臺什么政策，現在可能還管不到他這一塊，因為他代理的客戶如果自己不說，沒有人知道，因為個人戶的密碼可以隨便改，除非通過法人戶幫企業理財交易所才會知道，又或者他未來的事業規模越做越大。
在采訪過程中，趙先生反復強調的就是收益率。他說，如果這一點能夠保證，一切合作中的問題將迎刃而解，因為回報是所有投資者、包括市場最關心的基點。從1997年至1998年以來，更加接近于嚴格意義上的私募基金以公司形式出現了，眾多咨詢公司、顧問公司一直在以“委托代理”的方式操縱著數目頗為龐大的地下私募基金，基金總款大約有好幾千億人民幣。厲以寧說，由于私募基金來自民間資金，包括某些大企業的閑置資金。引導得好可有利于高新技術發展，如果繼續以地下狀態存在，有可能成為引發金融動蕩的一個源頭。給私募基金以合法的地位，既可以引導它們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又能保護投資人，同時還可化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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