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文

　　十年前，俄羅斯的私有化進程迅速地將原來的國有企業化公為私，此一過程中大量出現的社會不公導致了怨聲載道。相信國內不少人對此印象深刻。我們進行國有股減持與俄羅斯的私有化有本質區別，但如何既讓國有資產安全有效(盡可能地保值增值)地變現撤離，又避免大量的社會不公可能導致的社會動蕩，同樣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課題。由于這一出售是在資本市場上進行的，如何避免變現過程對證券市場造成沖擊，也是為保證順利變現所必須做足的功課。

　　從本質上來說，國有資產是全體國民的財富，任何貶值都是國民(可以說是我們每一個人)財富的損失。然而既然是市場交易，定價就受供求關系的決定性影響。如何在市場定價與保值增值之間保持平衡，相信讓方案的設計者們絞盡了腦汁。

　　其實關鍵的就是如何定價。

　　但是顯然不能把一切都推給市場，既然政府是國有股減持的“執行長”，即便它不能影響需求的一方，卻可以決定國有股上市的供應量。但只有國有股減持的方式、時間、批量、價格等信息的完全公開透明，我們才可能知道政府在這方面做得怎么樣。

　　也有人建議，為了刺激需求，提高社會公眾購買國有股的積極性，應該給予購買者一定的折扣(比如5%)，這也符合讓富于民的總體原則。但是問題在于，國有股是13億國民的財富，而證券市場的購買者最多也只有0·５億左右，拿13億人的財富向0·５億人讓富，是否是公平的做法？畢竟內地的環境與香港盈富基金所處的環境大不相同，香港官股利潤本身就是從資本市場上得來的，出售時讓富于民可以理解，而且香港是小地方，從邏輯上幾乎每個香港市民都可以去買盈富基金，然而內地做不到這一點。

　　市場上的交易畢竟容易監控多了，如果可以完全做到公開化，那么是否公平公正還可由大眾來評價，但是如果是二級市場之外的協議轉讓，就太易于黑箱操作了。

　　另外一個關鍵問題是，國有股減持后套現所得資金的管理。現在深滬兩市A股總市值約在5萬億左右，除去流通市值(不足2萬億)，國有股和法人股總市值有3萬億之多；即便是采用以凈資產值為基準再稍上浮的定價原則，大約2500億股國有股、法人股，價值也在1萬億以上。這可是一大筆錢啊，每個國民有1000元的利益在里邊，賣了之后這筆錢花在哪里？還沒見一個全面的方案。

　　現在只是有人籠統地提過，變現國有股充實社保基金，具體的操作方式是什么？如何能夠保證全體國民都能受惠？又有人建議將部分國有資產剝離充實老職工的個人賬戶，從道德上講這一方案富有吸引力，但是如何保證它的公平公正？

　　而且，這2000多億國有股法人股的具體所有者身份復雜，無論是國家各級財政部門、國家授權投資機構、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它們均有自身獨立的經濟利益，回籠資金在他們手里，如何防止他們的自身利益膨脹而損害全體國民的利益？

　　這一切均需要透明化操作，讓全體國民有一套有效的監督機制，也使得減持方案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無論如何，是否符合“三公”原則，可能是“國有股減持”這一國企改革大計衡量成敗的惟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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