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在美國和歐洲因涉嫌欺詐遭遇調查之后，高盛在中國的業務也開始引發了廣泛地關注和質疑。日前，處在風口浪尖上的高盛首席執行官勞爾德·貝蘭克梵專程來到了中國，他表示高盛與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官司不會影響在中國的業務，同時他也強調看好中國市場。高盛如此高調的背后傳遞的究竟是什么樣的信息？觸角遍及了央企、民企各個領域的高盛，到底靠什么在中國賺得了盆滿缽滿？到底在這當中有哪些值得我們關注和擔憂的地方？央視財經頻道主持人陳偉鴻和特邀評論員長江商學院教授黃明、中央財經大學投資系李國平共同評論。

　　美國高盛集團董事長展開中國之旅，深受“欺詐門”困擾，媒體又將亮出怎樣的質疑聲音？

　　黃明：投行的背后代表的是自身的利益

　　(長江商學院教授 《今日觀察》特邀評論員)

　　高盛事件對于中國市場是會有影響的，多年來中國社會一直把高盛代表的西方投行，看成可信賴的形象。長期以來，我們的政府、企業和媒體經常把西方投行的一些人士看成獨立的專家顧問的角色，我們的很多投行客戶對投行過度信賴。通過這些事件，大家看到了投行在自身利益與社會甚至客戶利益相沖突的時候，會毫不猶豫為自己的利益說話做事的行為。

　　在中國，大家都覺得高盛對市場、形勢的解讀能力強，甚至覺得高盛對市場有推動能力，但是同時另外一方面，大家還應注意到高盛背后代表的是自身的利益。

　　李國平：高盛是否真的履行了高盛金融原則十四條

　　(中央財經大學投資系 《今日觀察》特邀評論員)

　　在20世紀70年代的時候，高盛就制訂了高盛金融原則十四條，第一條就是客戶的利益永遠第一位，第三條就是高盛最重要的資產是聲譽跟人才。最近事件發生了之后，大家懷疑高盛是否真的按照他所說的這么做了，這一點對高盛來說是最大的一個事。

　　黃明：高盛CEO貝蘭克梵欠中國人民一個解釋

　　(長江商學院教授 《今日觀察》特邀評論員)

　　高盛的業務種類很多，所以他在各個方面都顯現出來他的身影。另外，高盛的信譽和品牌以及專業和職業化的能力是不可質疑的，高盛在中國的政治關系等等方面也是非常強大的，這些方面都有利于他的盈利。

　　投行最值得我們質疑的就是他在復雜衍生產品上的兜售行為，在這方面，高盛以及其他的海外投行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是值得質疑的。比如高盛至少在中航油新加坡的案例上，相比他在美國證監會所調查的行為，以及歐洲在希臘方面所涉及的行為，都要嚴重得多。簡單來說就是，04年1月份，中航油新加坡有幾百萬元的虧損的倉位，他們希望高盛來進行羅盤，把倉位往后退，羅盤的結果就是幾個月以后，中航油新加坡的虧損由幾百萬美元放大到了5億多美元，這讓我對高盛的行為非常憤怒，我認為高盛CEO貝蘭克梵應該給中國人民解釋，高盛在這當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高盛的全職子公司杰瑞在中航油新加坡案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而CEO貝蘭克梵正好是從杰瑞子公司一直升到高盛CEO的，所以他欠中國人民一個解釋。

　　一般我們找投行往往是好事，要上市了找投行帶我們上市雙贏，但是中航油新加坡找高盛是做的衍生產品，那么在衍生產品業務中，往往它是一個臨河游戲，就是有人賺就有人虧，那么中航油新加坡和高盛，從某種意義上就像對立方一樣，那么，當中航油新加坡聽從高盛的勸告時，虧損就是必然的。說得技術性一點，就是高盛做了衍生產品漂亮的應用，他們利用衍生產品繞過了政府法規的監管。說得大一點，就是高盛對中國的國情非常地了解，能夠做到其他券商做不到的事情。

　　李國平：高盛在某些方面規避了中國的法律

　　(中央財經大學投資系 《今日觀察》特邀評論員)

　　高盛在中國的成就確實是國內外其他的金融機構所無法比擬的，所以高盛在中國幾乎沒有他做不到的事情。舉個例子，高盛在中國成立一個合資證券公司高盛高華有限責任公司，這個公司是高盛跟中國的高華有限公司合資成立的，中國規定在合資證券公司里，外資持股比例不得超過33%，但是這個公司實質上是高盛在控制。第一，高華公司當初成立的時候，它的資金來源是高盛的；第二，高盛跟高華是一個協定，一旦中國解除證券公司中外資持資比例不得超過33%這個限制之后，高盛可以從高華手中把其余67%的股份買過去。所以高盛高華是在高盛的控制之下，從這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高盛規避了中國的法律。

　　無處不在，媒體追問高盛賺錢是否陽光？警示與思考，金融創新與監管如何與時俱進？

　　黃明：我們應該對復雜的衍生產品有所規范 同時大力推動對社會有益的衍生產品

　　(長江商學院教授 《今日觀察》特邀評論員)

　　我把我的討論局限在金融創新和衍生產品方面，因為高盛所涉及的都是這幾個方面引起的質疑。在金融創新方面的監管，我有兩點需要說明。

　　首先，國內的金融市場創新應該大跨步地往前走，不要放慢，不要因為國際上出現了一批所謂的丑聞，就放慢了金融創新的腳步。從這個方面來說，場內的很多衍生產品，比如股指期貨已經推出了，馬上就要推出石油期貨，其他的期權產品也都是非常健康，非常容易懂，對社會有益的產品，我們一定要盡快推出。

　　第二，衍生產品的推出有一個好處，就是使得我們的企業能夠在國內非常健康的場內市場上達到他們的需求，不需要把他們逼出海外，跟國際投行簽一些過于復雜的衍生產品。因此在發展國內市場創新的同時，要約束海外投行到國內來兜售一些過于復雜的場外衍生產品的行為。尤其是他們在海外鑒于當地的監管環境，以及法律的威懾，而不敢出售，到了中國，反而大量的出售。對這種產品，我們現在的監管基本上是一個空白，我們應該對這一類的產品有所規范，同時對對社會有益的產品進行大力的推動。

　　李國平：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 中國應在金融監管領域進行改進

　　(中央財經大學投資系 《今日觀察》特邀評論員)

　　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在金融監管領域需要改進的第一點是弄清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比如我們國家是對金融業實行分業經營，商業銀行只能做商業銀行，不能做投行，但在美國是可以的，那中國應該怎么來監管；第二點，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違規了，應該承擔什么樣的責任，我們必須做到對外資金融和中國金融機構一視同仁；第三點，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違規了，造成中國政府或者中國投資者損失，中國應該有人站出來討回公道，為政府、為投資者討回公道。

　　黃益平：從監管體系的本身進行著手改進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今日觀察》特約評論員)

　　在原有的監管框架下，有時候比較難從法律上界定，它一定是有罪或者是無罪，但現在監管體系本身，大家都在討論下一步怎么改，尤其是對比較復雜的金融衍生產品，有很多風險不是那么直截了當，甚至有很多產品，投資者本身不是那么了解。那么在這樣的情況下，怎么處理這個問題，有一種辦法說我們以后就要求披露信息，到底這個產品有多少人在做空，有多少人在做多。另外一個解決的辦法就是從監管的法律法規上來說，要求投資銀行比如說你要賣這個產品，你必須持有適當數量的這個產品，也就是說投行要把自己的風險和投資者的風險進行統一考慮。

　　周春生：投行應披露自己目前的交易狀況 監管層應提高投行的違規成本

　　(長江商學院金融學教授 《今日觀察》特約評論員)

　　高盛的很多做法是灰色的，如果訴諸法律，很難獲得非常有力的證據表示高盛在這方面有明顯的違法行為。我們的監管機構應當起到一個什么樣的作用？對于投行給中國的企業做財務顧問或進行期貨交易方面，投行是不是應當披露自己目前的交易狀況？至少我們可以要求它，比如說它在建議中國企業做空的時候，它必須披露自己現在到底是做多還是做空，必須讓我們的機構和投資者獲得更多的信息，我們才有可能在一些重大的交易中避免上當受騙、另外一方面，還要關注違規成本的問題。如果違規只需要從巨額的利益里拿出一小杯羹就可以解決問題，那么要通過什么樣的方法才能避免大家的違規，所以違規成本的提高也是監管必須要考慮的。

　　黃明：中國的監管層應讓民營企業進入券商投行的業務

　　(長江商學院教授 《今日觀察》特邀評論員)

　　中國的券商和投行要挑戰高盛等國際投行的路是非常漫長的，他們在國內市場發展非常好，但到了國際市場上，面對的游戲規則以及品牌信譽等等的挑戰非常大，關鍵是我們的監管層如何要創造環境，使得中國的券商和投行有希望到國際市場上競爭。

　　首先，應該對我們的券商的業務創新，包括高管激勵，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放松民營企業的參與。國際頂尖的投行最重要的看家本領就是品牌和信譽，而品牌和信譽往往是在長期打造出來的。最近出了一些丑聞，往往也是因為國際的投行現在被短期激勵下的職業經理人把控了，他們忘了企業長期的信譽的重要性，我們正好應該把握住這個機會，讓我們的券商和投行被長期的股東來做決策，這樣他們才有激勵機制去做長期的品牌和信譽建設。讓國有的券商和銀行做國際的頂尖投行，希望非常小，因為國有的券商和投行往往缺乏長期股東的激勵，還是得依靠民營的券商和投行，因此我大力的呼吁，中國的監管層讓民營企業進入券商投行這方面的業務。

　　李國平：在投行的發展過程中 人才非常重要

　　(中央財經大學投資系 《今日觀察》特邀評論員)

　　在投行的發展過程中，人才非常重要，高盛之所以能夠發展到今天，一個就是對人才的重視，在高盛經營原則十四條里有一條就是，我們最重要的資產就是我們的人才，而且高盛是華爾街這些金融機構里最早到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招聘人才的一個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