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青原：袁先生的講話從經濟趨勢分析已經加入了一些政策建議。外需是非常難的，那么內需又需要政策和體制上的因素加以輔助，那么這個復蘇李先生怎么看？會不會有往下的情況？對于“V”字型和“U”字型您怎么看？

　　李剛：我們客觀上來講，都沒有預測到去年有GDP的下降。所以，實際上雖然大家預測到了去年四季度GDP的開始下滑，但是下滑的速度遠遠茶出了我們所有人的預測。那么，剛才主持人也對這個拐點論提出了非常鮮明的觀點，希望我們能夠很好地討論。

　　我對于今年全年的基本的判斷叫做“謹慎、樂觀”，我想可以從這么幾個層次來理解。

　　從貨幣層面來講，最困難的時刻在去年的三季度已經出現了。什么叫做最困難的時刻呢？我個人覺得是雙萎縮。我們知道匯率是全球化體外循環的表現，利率是國內資金價格的表現，那么內外體現了你國家的經濟地位在內市場和外市場的共同作用下在世界上的前景。

　　我記得08年1月份的時候，當時的外匯達到了8000億，創下了改革開放以來歷史的最高。大家沒有想到，6000億到8000億的外匯帳款。客觀來說，在07年的上半年和07年的下半年，是貨幣虛擬時代雙擴張的時代，就是央行實現了大幅度的擴張，另一方面在美元貶值的情況下，導致了資金的大幅度的收縮，這導致了利率的上升。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在08年三季度的時候，外匯帳款從最高的6000億，回落到了800億，這個回落幅度是非常大的。貸款的月增兩從3、4千億，到了5千億。所以，這經理了體外和體內的雙重因素，虛擬經濟從以前的雙擴張，迅速到了雙萎縮。那么，雙擴張到雙萎縮的階段出現，正是導致08年四季度GDP下滑最主要的原因。

　　那么，剛才主持人提到了這個問題，現在大家看到有哪些貸款在做資本市場，每天大家都調查資本市場的情況。我覺得1.6萬億的貸款增長是虛高的，但是這具有可持續性。為什么這么說呢？

　　第一，從貸款的結構來看，雖然短期貸款的增長6000億，但是我們還看到中長期貸款，也是同期增長2000億。消費貸款仍然延續同比下降，但是原來的同比貸款是負的30%，現在是10%，所以這兩塊在改善。從這兩塊的改善來講，我認為貸款的增長是可持續的。

　　還有一個外部的原因，從商業銀行的貸款增長來看，它是具有計劃性和額度管理的。今年很可能會出現1月份、4月份、7月份、10月份這四個月的月貸的貸款增長會出現一個外部的現象。商業銀行的貸款如果有限制，那么我肯定是通過票據增長帶動額度的擴張，如果沒有限制，我肯定是通過額度的擴張帶動其他的貸款的實現。

　　從外循環和內部貸款的下降也是一個原因，從5月份的外貿順差可以看出來，從近期的DF市場和近期國內的銀行的調起點市場也可以看出來。所以，虛擬經濟層面從以前的雙擴張到雙萎縮，這應該是最壞的時候，這個時候已經過去了。目前，從去年11月份開始進入了單擴張，取決于明年上半年和下半年的走勢，貸款是不是可以形成這種補充？在美國金融危機有可能緩解的情況下，美元走上一個貶值的步伐，那么貸款的擴張率就高。當然，我們知道國際金融市場的庫存數據非常大，同時卡恩說09年沒有看到經濟復蘇的現象，他之前還說08年下半年就經濟復蘇，但是他昨天晚上表態說09年沒有看到經濟復蘇的現象。所以，這個變化是非常快的，時時在調整，目前我認為貨幣反彈是可以預期的，雙擴張會走向雙萎縮，雙萎縮已經出現了單擴張的階段。這種單擴張在下半年可以得到外匯儲備很好的支持，我們有理由對于經濟持一個謹慎樂觀的態度，因為我們對于外部是很難判斷的。

　　上半年出現了一個輕微的通貨緊縮的情況是不可避免的。

　　李青原：這是什么時候？

　　李剛：這是從2月份到6月份，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們看到緊縮的時候要分析程度，是不是輕微的，如果是輕微的，它又出現了反彈的跡象，這樣我們的通貨緊縮就少了一點。從目前實際經濟的情況來看，我要同意高善文的觀點，從今年一季度是一個最低點的情況，從最低點恢復的過程會比較漫長。工業增加值可能上半年都是一位數的增長，要回到兩位數的增長可能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從1月份的情況來看，大家看到了居民存款是1.5萬億，而企業是增加了幾百億。而企業定期增長6000多億，所以企業的定期化是非常明顯的。從這個層面來看，在私人層面和實體層面，他們仍然處于一種相對悲觀的心態，這種情況雖然有相對的改善，但是沒有明確的改善，這種情況要持續一段時間。

　　名義投資增速是下降的，但是實體投資是處于反彈的過程中，那么實體投資可能要慢于工業的投資。

　　王建：我覺得他們講得很有道理，但是我是一個悲觀的看法。

　　我覺得從07年開始的次貸危機，到08年是一個延續，正戲是今年開始上演。如果說今年的經濟衰退，應該說2010年比今年衰退還嚴重，再往后2011年和2012年是什么趨勢，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認為今年是一場嚴重衰退的開始，而不是一個復蘇的禮物。

　　美國的次貸危機的美元資產泡沫破裂的情況，比日本當年要嚴重得多。日本90年破滅的時候是0.5，01年是1，到94年有反彈，95年到96年是連續負增長，05年基本上是負增長，05年以后才走出去。美國可能這么快走出來嗎？世界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未來的幾年是嚴重不看好的，這對于中國的經濟有一個非常大的影響。

　　我的認識是，即使是哪一國的經濟不好，最后才輪到中國不好。那么，中國我們是最有抗風險能力的。但是，唯一我擔心的是我們的宏觀調控，我們的宏觀調控是導致去年嚴重及早下滑非常重要的因素。因為我們看到出口和投資都是在四季度才出現了明顯的下滑，那么經濟增長、工業生產在8月份以后就下滑呢？那是一個不正當的、過度的貨幣緊縮所導致的。而現在我們又看到了一個非常劇烈的信貸擴張，我們的政策就是在兩頭漂移。要不就是極度緊縮，已經出現了那么嚴重的危機的信號的時候也不放松，到現在又拼命地擴張，沒法保持均衡。這樣的話，對于經濟的影響是非常不利的。

　　另一方面，我認為實際上我們對形勢的判斷，或者是宏觀調控當中對于形勢的判斷就是不樂觀。我現在講要避免調控誤區，這個調控誤區是因為我們現在樂觀的情緒，這個情緒不是政府有的，而企業界和學界都有的。比如說我們保8的時候，我們出口要做到10，能做到10嗎？1月份韓國的出口掉了35%，日本的出口掉了45%。去年12月美國的貿易順差一下子到了397億美元，最高峰超過600億，一下子收縮到了這么一個數字，對于中國的利差，從260多億的高峰，一下子掉到了99億。這樣的變化，對于中國經濟后續是一個什么樣的影響？我們還以為今年初可能在10的水平嗎？在10的水平上保8是可以的，但如果是負10呢？如果是負責20呢？你這個8從哪來？我們整個的生產當中有40%是面向出口的，如果這個出口受到了巨大的影響，經濟不往下掉才叫奇怪。

　　連續幾年我們面對經濟下滑的過程，我們的內需不是短期內的事，你不能用短期的變量來解決它。比如說調調匯率、稅率等等，這是不行的，一定要從結構調整當中找到經濟增長的空間。而我們現在提出的9點產業振興的方案，我排一個序，產業升級排在最后。我認為第一個需要調整的是城市化，這是一個釋放需求的巨大的空間。

　　第二個結構調整是調整我們的財政結構，就是變成發達國家一樣的統收統制，先計算后返還的機制，這樣才可以發揮市場的作用。

　　第三個是企業組織的調整，我們中國現在是經濟大國、企業小國。日本的鋼產能是八大鋼廠生產的，我們現在的十大鋼廠產業集中度36%，這十大鋼廠才生產了不到40%。那么，這樣規模效益就出不來。所以，市場會逼著企業兼并、重組，我們應該給他們機會，這正是我們資本市場、券商、基金發揮我們資產重組作用的一個好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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