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任何的資本市場流通股票在進入資本市場之前都是不流通股票，都與中國大小非的性質差不多。從理論上來講，所有的金融資本都是產業資本的產物，所不同的是那些產業資本在上市之前經歷過投資銀行的“洗腦”，知道上市以后投資者會身價倍增，上市之前哪怕值一塊錢，上市之后投資升值，再要求其按上市之前的價格賣股票，這些原始股東是不答應的，而不是說金融資本跟產業資本的定價理念之間有什么沖突，這種看法是錯的。

　　中國的很多大小非持有者沒有經歷上市過程，沒有接受投資銀行的“洗腦”，他們不知道，或者是他們有點接受不了自己突然發財的現實，憋不住想賣股票，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擁有的股票很值錢，若長期持有會更有錢。

　　基于這種心理，大小非減持不是由股權性質不同造成的，而是由于大小非持有人自身不了解資本市場的估值體系，而是按照企業沒上市之前的價值，理解手中持有的財富，造成財富的賤賣。大小非瘋狂減持不僅不斷對資本市場造成沖擊，而且對其自身管理財富也非常不利。這個過程一方面需要大小非持有者了解資本市場定價的理論，另一方面也需要證券行業的分析師多做相關工作。

　　再有，大小非持有者并不是大家所認為的沒成本，或者都是極低成本獲得股權。在2000年或2001年進入的大小非投資者，其成本低一點，其持有大小非的時間也不是很長。但也不是所有的大小非持有者的成本都很低，從90年代初，那些投資者一直持有大小非股票，加上時間成本，通脹因素，如果最初的成本是一千萬，就算現在價值漲十倍變成一個億也不算多。那個時候有一千萬的人真的是很少，現在有一個億卻人很多。無論對于產業資本還是金融資本而言，時間成本是最大的成本，不能簡單地按原始入股的成本去算。對這些人征收暴利稅也顯失公平、公正。

　　《21世紀》：您認為如果征暴利稅真正實施，不但對中國資本市場造成傷害，從法理上也行不通？

　　滕泰：是的，中國的法律要有一個嚴肅性和延續性。當時這些人持有法人股，后來股權分置改革，賺了錢之后征暴利稅對他們來講也是不公平的。

　　強行征收暴利稅還對二級市場以外的投資銀行活動造成致命打擊。比如國際市場上流行的私募股權投資，就是依托資本市場，收購一些企業，通過管理的重組、財務的重組、股權的重組和再造、產品方面的重塑等等，再到資本市場去上市。那些PE公司(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不論是稍微早一點的風險投資，還是成熟一點的產業投資，他們都承擔了很大的風險，為這些企業提供了資本，一旦投資成功，他們的利潤至少是幾倍，有的還要更高。而一個私募股權投資，一年沒有一倍，或者兩年沒有兩倍以上的收益率，私募股權投資應該不算成功，因為他們承擔了很大風險。當然，不能只看到他們成功上市的投資，而沒有看到他們很多失敗的投資，尤其是風險投資，失敗概率非常高。

　　私募股權投資和風險投資活躍，對于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非常有好處：可以使高風險、高科技的行業得到資本的支持迅速發展。政府沒有給這些企業足夠的支持，銀行又不給這些高風險的項目貸款，這些既需要資金的企業也達不到子資本市場上市的條件，所以私募和風險投資是它們唯一仰仗的投資渠道。沒有私募股權投資、風險資本投資，就沒有中國一系列的互聯網等高科技企業。不論是雅虎、搜狐這些門戶網站，還是后來的阿里巴巴這些商業網站，還包括傳媒企業，甚至像蒙牛這樣的傳統企業，都是在私募股權投資的支持下成長起來的。如果把私募股權投資給卡死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科技創新活動會受到極大的壓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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