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股市十五周年 五任精英主席難改市場亂相

　　-本報記者 張雁

　　再沒有比忽略一個人的生日更令他傷心的了，今年是中國股市誕生十五周年，但人們好像忘了這回事。在經歷無數的輝煌和動蕩之后，中國股市成了不招人待見的孩子，沒有人記起他的生日。

　　在中國股市于今年6月創下六年以來的新低之后，不時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中國股市怎么了？或者：中國股市還能投資嗎？

　　這是一個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或許從中國股市十五年的歷史中可以找到一些線索。

　　劉鴻儒——周道炯——周正慶——周小川——尚福林，前后五任中國證監會主席，在位的時間有長有短，政策取向各有不同，但作為最高監管機構的負責官員，他們無一不是中國官員中的精英，金融界的專家，他們睿智、理性、有為。

　　但中國股市還是成了今天這副樣子。

　　在股市的監管者中流傳一個比方，證監會主席是個坐火山口的位子，火山就是股市。十五年過去了，這個火山還在噴發嗎？為什么燃盡了無數欲望、夢想、財富之后，中國的股市仍然不能長大成人？

　　有什么樣的國民就有什么樣的國王，有什么的市場就有什么樣的監管者。讓我們隨他們走進這歷史的長卷，從頭讀起。

　　劉鴻儒 開辟鴻蒙

    走在時代前頭的人，常常在時代拐彎時被甩出來

　　多年以后，當劉鴻儒面對記者的訪問，還要反復被問及發生在1990年的舊事：你是如何拯救了中國股市？

　　1990年初，國內一片低迷，但沉寂已久半死不活的股市卻忽然興旺起來。1990年5月25日到6月27日，深圳僅有的5只上市股票價格持續狂漲：深發展漲100%，萬科漲380%，原野漲210%，金田漲140%，安達漲380%。而全國各地的資金仍在向深圳源源不斷地聚集。

　　在市場人士看來，這不過是長期不發行新股帶來的供求嚴重失衡、資金供給過剩引發的爆漲而已。但在那個“穩定壓倒一切”的時代，這個年交易額不過17.6億元的市場的火爆引起了政治層面的爭論。一些左派人士認為，股市姓“資”，應予取締。

　　劉鴻儒奉命調查此事。幾個月后，在珠海特區10周年慶典會的主席臺上，江澤民約劉鴻儒在回京的飛機上談話。兩個多小時里，有田紀云、溫家寶等中央負責同志在場，江澤民就他所聽到的各種議論問劉鴻儒，劉鴻儒根據調查結果逐一作了回答。劉鴻儒的結論是，股票市場的試點不能取消，可以暫不擴大，但不能撤。最后他說，“江總書記，請您相信，我們這些老共產黨員不會在中國搞私有化，我們會有辦法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的資本市場發展道路；當然，我們沒有經驗，也許會走一些彎路，但不要輕易地給我們戴上走資本主義道路、搞私有化的政治帽子。否則，誰都沒辦法搞改革試驗。”臨下飛機時，江澤民表態：“股票市場的試點應該保留下來，繼續試驗，暫不擴大。”

　　劉鴻儒賭上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救下了中國股市，卻也留下了一個“不會搞私有化”的緊箍。為了實現這個諾言，國家體改委在審批上市公司股權結構時內定了一個四六開的原則(流通股不超過40%，國有股不低于60%)。這就是后來為害中國股市十五年的“國有股減持及全流通”(后稱股權分置)的源頭。

　　片言救市，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的劉鴻儒就此和股市結下了不解之緣。1992年，他就任第一屆證監會主席。

　　當時的證監會是個妾身未分明的半民間組織，開辦費是借的，甚至連自己到底是干什么的、歸誰管都一時說不清楚。它和國務院證券委都是深圳“8·10”事件的產物，劉鴻儒扮演的是一個救火者的角色。他對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基說：這項工作是火山口，實在要我做，時間也不能長。

　　在當時的領導人眼中，中國股市的確像是個火山口：沒見起什么好作用，倒是三天兩頭引發騷亂。劉鴻儒從改革新股發行方式入手，恢復股市的融資功能。同時大力推動證券基礎法規的制定和理論研究。從青島啤酒發行起，全國各地都推行了認購中簽發行股票的方式。拉著整車現金到全國各地搶購股票的隊伍逐漸消失了。到1994年為止，滬深股市的股票籌資額達到847億元。

　　但是他還是倒在了“火山口”上，燒傷他的是“327國債期貨事件“。

　　1995年初，327國債即將到期。在期貨市場上，多空雙方圍繞“財政部是否實行保值貼補”進行對賭，雙方都動用了大量銀行資金，發生了嚴重的違規行為。雙方開出的倉單遠遠多于327國債的真實發行量。——他們為并不存在的標的賭掉了上億元的國有資金。

　　市場顯示了它猙獰的一面——一個不規范的市場也是市場，它有一種充滿野性的異已力量，這種力量在此后的十幾年中雖然受到約束，但卻越來越強大

　　“327國債期貨事件“帶來的后果是災難性的：多方主力遼國發清盤，掌門人高氏兄弟外逃不知去向，空方萬國證券公司被接管，老總管金生被判刑。同時，上交所總經理尉文淵去職。一批熱心改革但是不了解市場風險的新銳官員風流云散。

　　“327國債期貨事件集中反映了我們當時證券監管制度出現漏洞，不僅是股市，是整個金融制度、金融市場的問題。要說劉老在這個事情上負有什么直接責任我看也不見得，但這個市場畢竟是由他在管。”原中國證券業協會研究部主任黃丹華說。

　　1995年3月，劉鴻儒離職。它可以看作股市第一個高歌猛進時代的結束。

　　用劉鴻儒自己的話說：“改革者大部分要犧牲。他是突破舊體制障礙的人，從理論本身到既得利益集團都需要他來突破。你沖到前面，觸犯律條，突破理論禁區、習慣禁區，當然就有一幫人反對你。從歷史上看，這樣的人最后都不會留在原位。接著再做的很可能是曾經批判過他們的人，這沒關系，改革是要付出代價的，但是它最終是一步一步沿著這個方向走下去了。這個東西要坦然相對。”

　　離職后的劉鴻儒繼續擔任全國政協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直到2003年。同時他還在多個民間組織任職，在大學兼任教授，在上市公司擔任獨立董事，出版多種金融學術著作。在無官一身輕之后，他倒成了明星和忙人。劉鴻儒自己說，至今他即使要“周游列國”，“走到哪里，都有學生管”。作為“五道口”——中國金融學院的首任院長，他的“教父”地位在當前的金融界可以說是無人與之比肩。

　　他忘不了股市。即使在離職后的1996年，他還提出建議擇機放出一部分法人股進行流通以解決當時股市的供求失衡問題，可惜未被采納。15年來，他的學術研究、政策建議、社會活動也多半與金融和股市有關。

　　2000年10月，我在一次會議上見到劉鴻儒。當時初入行的我不明白這個個子不高言語謙和的老頭為什么贏得了那么多人的推重：就連年少得志的證監會副主席高希慶都對他十分禮敬。

　　在會議的間隙，我為接聽電話離開會場，看見劉鴻儒一個人低著頭走在我的前面，腳步輕緩，若有所思，不知為什么他的背影讓人感到分外寂寞。

　　周道炯 寫時評的救火隊長

　　周道炯在一個強勢的上級和狂熱的市場之間左右為難

　　和劉鴻儒不同，安徽人周道炯在到任前和離任后都很少對股市發表看法。似乎這兩年多的證監會主席生涯僅僅是他一生中一個短短的插曲。

　　1992年9月的一個夜里，當建設銀行行長周道炯被人從床上叫起來時，并不知道等待著自己的是一個新任命：國務院證券委常務副主任(主任是朱基)。

　　三年后，他接替劉鴻儒成為中國證監會的第二任主席。

　　擺在新任主席周道炯面前的一個難題是：如何把市場上的過度投機打壓下去。當時的情形是：股市漲高了，上邊不高興；跌下去了，股民不高興；不漲不跌吧，所有的人都不高興。而調控市場指數被認為是證監會理所當然的責任。

　　從周道炯時代起，監管者發明了一個特殊的調控股市的方法：發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

　　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題為《正確認識當前股票市場》的特約評論員文章，深滬股市應聲大跌。2000億元的股市財富在這一周化為泡沫。與12月的高點相比，深滬股市當月的最大跌幅分別高達38%和31%。

　　這篇文章，是在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基的提議下，由中國證監會負責撰寫、由朱總理改定的，而周道炯本人只提了一條意見：不能用證監會的名義發表。他說：漲起來了讓我們給評下去，要是跌下來了再讓我們給評上去可怎么辦？

　　在周道炯任職的兩年多里，由他親手批示查處的違法違規事件就有90多起，平均每個月都有2、 3起。他和他所領導的證監會，被罵、被圍攻、被威脅炸樓，飽嘗了坐火山口的滋味。就在他即將卸任的1996年3月，還發生了著名的“瓊民源”造假案。

　　周道炯說：“這短短的幾年，是我一生工作經歷中最難忘的一段時光。我就像站在峰巔浪尖上，有時真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之感。” 他對自己的評價是：兢兢業業、盡職盡責。

　　當他終于能夠卸下重擔時，他對繼任者周正慶說：我在火山口上坐了三年，現在還好，安全著陸了，現在是該你去起飛了，我相信你比我飛得好。

　　周道炯離任后的位置是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

　　周正慶 讓它漲起來

    周正慶引為自豪的輝煌業績卻也給市場埋下了隱患

　　與周道炯相反，周正慶在任期內大部分時間面臨的任務是：讓低迷的股市漲起來。——經過亞洲金融危機的侵襲，國內經濟長期不振，通貨緊縮，需要一個新的興奮點。為了這個，他也寫了評論員文章。

　　和前兩任主席相比，周正慶應該是揚眉吐氣的：他在任期間，股市由低迷走向紅火，創造了新的高點。政府調控下的“519”行情成了中國證券史上的經典。

　　(關于這次行情，還有一個無法證實的原因是：當時券商巨額虧損和挪用保證金的現象非常嚴重，急需一次牛市行情予以解救。)

　　周正慶和股市淵緣甚深。早在1990年12月19日，身為副行長的他曾代表中國人民銀行在上海宣布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成立。1995年5月，他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并兼任國務院證券委主任，1997年5月他兼任中國證監會主席。

　　在周正慶任上，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1999年《證券法》的頒布實行。而此前證監會與國務院證券委合并，成為正部級單位。而且是最有實權的部級單位之一——它成了“跑部前進”者們的重點公關對象。

　　周正慶是一位強勢的領導者。他以“脾氣大”著稱，馭下甚嚴，說一不二，在梳理組織結構、整頓地方證券市場方面大刀闊斧，使證監會的權威空前加強。

　　這里不能不提到1996年行情中的一個重要人物——莊心一，當時的深交所總經理。他嚴厲批評交易所已經形成了官僚化傾向，然后親自帶隊開展市場服務活動。兩個交易所的競爭局面在那時煞是好看，市場也因此活躍。但1997年后，交易所收歸證監會直接管理，管理權力也隨之上交。莊心一離職，在證監會任閑職多年，不久前才成為證監會副主席。

　　不管怎樣，股市還是在上漲。股市高漲的另一層面是融資規模擴大。至2000年，中國證券市場誕生10周年之際，上市公司達1200家，籌集資金達6000億元，為國家上交印花稅達1220億元，上市公司股票市值已占當年GDP的52%，開戶股民達5800萬戶。

　　新加入的大批股民使股市投資者的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早期的投機者多半被市場淘汰，這些新來的平民百姓們滿懷著賺錢發財的欲望卻對市場并不了解。同時，來得太多太快的錢寵壞了上市公司，他們根本沒有動力去追求更好的業績。只要打通關節把股票發出去就行了。

　　風險就這樣在高位一點一點堆積起來。

　　2000年2月，周正慶功成身退。退了以后，周正慶的工作還是圍繞著證券市場，2001年5月以后，他以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的身份參加《證券法》執法檢查。2003年6月，擔任《證券法》修改起草組的組長，牽頭負責《證券法》的修改工作。

　　他是歷任主席中對股市發言最多、也最有影響的人之一。今年的兩會期間，他曾接受記者專訪，就宏觀調控帶來的股市失血問題批評央行的貨幣政策不利于資本市場的發展，矛頭直指他的繼任者、現任中央銀行行長的周小川。

　　周小川 猜到開始猜不到結局

    股市千頭萬緒亂成一團，周小川卻升了

　　周小川的想法和前任兩位周主席不同，他不認為調控指數是證監會的責任。

　　周小川是最有明星相的一任證監會主席：年輕新銳、海歸背景、學養深厚、思維超前。他和證券市場的緣份大約要歸溯到80年代在原國家體改委工作的時候。高希慶、王波明這些中國證券市場上的風云人物都在那時與他相識，他的父親周建南作為中顧委委員當年曾受命和劉鴻儒同時到深圳調研股票市場。

　　2000年，市場上洋溢著樂觀情緒。10年，中國股市長大了，開始有了自信和向上之心。好像一個想上大學的天才少年，又好像一個有了本錢想上ERP的小老板。而一個熟悉國外資本市場規則的改革派官員恰好可以給它指明方向。向成熟市場學習、與國際接軌是2000年前后中國股市上喊得最響亮的口號。其時并沒有多少人知道這要付出什么代價。

　　作為一個學者型官員，周小川的超前思維和個人魅力征服了公眾。但作為一個決策者，他的很多決策卻受到了廣泛的甚至是尖刻的批評。

　　2001年向國內開放B股市場，由于信息披露出現紕漏，形成國內投資者為國外投資者解套的局面，B股在短暫的爆發后一蹶不振至今；

　　推行獨立董事制度，試圖用市場力量形成公司治理中的權力制衡。但由于市場力量薄弱，獨立董事大多成了“花瓶”。

　　力推新股發行的核準制，但高市盈率的發行嚇壞了包括監管者在內的公眾，最后只好回到內部掌控的老路。

　　試圖在市場協商的基礎上推出國有股減持試點，卻在“國有資產不能流失”的鐵律前碰壁，被迫會同財政部出臺了強制性的減持辦法。

　　在市場下跌之后，受到重重壓力的周小川無奈重拾“調控市場”的舊業。先是叫停國有股減持，后來又通過種種辦法，包括發社評、朱總理出面表態等一系列措施穩定市場信心。但幾經反復，市場仍舊疲軟。

　　僵局之中，周小川還是相信市場，他主張把國有股減持的問題交給市場討論，希望能拿出一個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但是直到他離任，這樣一個完美的方案始終沒有找到。

　　市場或許不喜歡周小川，但他的確改變了中國股市。

　　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的股市投資者不但可以用手投票和用腳投票，還可以到法庭上去起訴違規的證券公司或者是不作為的證監會，在媒體和網路上征集他們對市場或者是單個公司的意見。“保護投資者權益”第一次超越了行政權力和領導意志成了證監會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2002年12月，周小川升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離開了證監會。

　　在就任央行行長的三年來，他作為中國金融改革實際上的操盤手，經常關注股市，他的決策雖不直接針對資本市場，但卻每每在關鍵時刻給市場帶來重大的影響。

　　尚福林 動大手術

    現任主席豁出去要徹底解決股市中的大難題，智慧遭遇高度挑戰

　　當周小川離任之時，有分析認為：國內股市邊緣化已成定局。他們的理由是：走了一個中央委員(指周小川)，來了一個中央候補委員。

　　和前幾任主席相比，尚福林面臨的局面是空前惡劣的：這是一個不但積重難返，而且喪失了信心和信譽的市場。沒有人認為他能力挽狂瀾。

　　但就是這個沒有深厚背景也不大解股市的人，做了一件所有前任沒有做過的大事：解決股市多年積累下來的股權分置問題。

　　他沒有什么朋黨私人，卻將勇于任事者倚為臂膀；他沒有濃厚的上層背景，卻請出了《國九條》作為上方寶劍；他不但傾一已之力，還請動了其他相關部門一起去解決股市問題。他很明白：在中國股市這個利益的牌局中，主要的經濟主管部門都有相關的利害深陷其間：央行擔心銀行資金違規入市被套牢、國資委擔心國企改革受影響、財政部擔心身為國有企業的券商虧損要由財政買單……不說動這些老爺部門，改革無法成功。

　　長達兩年多的調研和準備之后，這個看上去有點土氣的中年人一出手就令人震驚：2005年4月29日，證監會宣布啟動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工作，并于5月9日晚公布首批4家試點公司。

　　6月6日，滬深股市一度跌破千點，最低探至998.23點，但是尚福林公開表示“堅決要把股權分置改革進行到底。”

　　在決策者顯示了不可動搖的決心之后，市場的選擇是：跟著走。恐慌和憤懣告一段落之后，市場在相對低位趨于活躍，券商、投行、上市公司、機構投資者圍繞股權分置改革演繹了新的利益格局。

　　尚福林是一個出色的手術醫生，刀法精準，迅速而有效。他甚至完成了前任主席周小川想做而沒有做成的事。在處理違規券商、加強自律監管、分流市場風險等方面，他把周小川想到而沒做到的事落到了實處。

　　但是中國股市是一個內外交感、身染沉疴的病人，能不能恢復元氣尚在未定之天。

　　“不能孤立地去看股市，它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一部分。”黃丹華認為。

　　如果以這樣的眼光來看，中國的股市正和中國的經濟改革一起經歷一個艱難的蛻變歷程。成與敗，言之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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