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評價說，郭樹清是迄今為止中國證監會六任主席中最忙碌的，此話不假。2011年10月29日，郭樹清走馬上任，一年來，證監會為適應市場改革發展需要，積極推進相關制度、規則的制定和修改，正式出臺的規則、制度達65件。

　　又逢一年盤點季，2012年歲末，恰逢新任證監會主席郭樹清執掌資本市場監管之職一年有余，如何評價郭樹清一年來的所作所為成為題中之義。

　　作為資本市場的監管者，郭樹清的一言一行均會被市場以一種特有的方式加以解讀，并或多或少通過股票走勢予以反應。

　　盤點市場走勢的結果或有些尷尬——在這一年間，A股市場勉強收平。郭樹清上任首年交出的答卷并不能令人滿意。

　　不過，僅憑市場走勢作為郭樹清政績的唯一評判標準或許不能讓人信服，畢竟“不以漲跌論英雄，走勢不能說明一切”，但無論是歐債危機國，抑或是次貸危機后的美國，或者是其他新興市場國家，股市走勢都比中國市場好，問題究竟出在哪？

　　或許經濟增速放慢是股市走弱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市場更多是在現有政策基礎上對未來預期的某種微妙反應。一年來，股指跌跌不休的一個重要原因，還是股市中的許多根本性問題并沒有因證監會頒發了近70多項新政而得到解決，市場還是有辨別力的。正如郭樹清所言：“把投資者當傻瓜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新政迭出 市場下跌

　　有人評價，郭樹清是迄今為止最忙碌的證監會主席，此話不假。

　　2011年10月29日，郭樹清走馬上任證監會主席，這位被稱為“學者型官員”的新任主席一上來，就展示了與其稱號不相符的鐵腕手段，嚴厲督促分紅、完善退市制度、打擊惡炒之風……證監會有關部門負責人在2012年11月表示，一年來，證監會為適應市場改革發展需要，積極推進相關制度、規則的制定和修改，正式出臺的規則、制度達65件。

　　在已發布實施的65件制度規則中，涉及新一輪新股發行體制改革、完善發行審核制度的5件，打擊證券期貨犯罪、優化司法環境的5件，促進行業整合和產業升級、優化并購重組制度6件，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滿足中小企業融資需求的6件，支持中介機構業務創新、培育壯大財富管理行業的25件，加強部際協助、推進綜合監管的10件，加強市場監管的8件。

　　一年近70條的制度規則被媒體總稱為“郭氏新政”。“郭氏新政”主要內容有四：一是重視分紅回報，提升投資價值；二是改變新股發行“三高”怪圈；三是拓寬資金來源渠道；四是對內幕交易“零容忍”。

　　關于投資價值，市場見仁見智。郭樹清或是一位堅定的價值投資者。“藍籌股顯示出罕見投資價值”就出自他的評價，時間是2012年年初中國上市公司協會成立之時。

　　履新后不久，證監會就出臺規定，鼓勵、引導上市公司建立持續、清晰、透明的現金分紅政策和決策機制，加大對未按承諾比例分紅、長期不履行分紅義務公司的監管約束，推動上市公司不斷完善投資者回報機制。

　　與此同時，證監會三次大幅度降低A股交易經手費、過戶費、期貨交易手續費，讓利投資者，預計全年證券期貨市場可減輕投資者交易成本150多億元。

　　或許，郭樹清的本意在于，從要求上市公司強制分紅，到降低交易成本，雙管齊下，嚴格打擊市場投機者，為真正的價值投資者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進而留住尊崇價值投資的機構和散戶，徹底根治中國資本市場的炒作頑疾。

　　但融資與投資的根本關系沒有理清，圈錢市的本質未改，所謂的價值投資終究是紙上談兵。

　　新股發行定價問題一直為市場所詬病，郭樹清肯定也明白這里的規則——股市一漲，新股發行，市場下行，暫停IPO，這樣的怪圈像夢魘一樣縈繞在中國股民腦海中20多年了。但所有監管者似乎對此并無實質的救治良方，投資者充滿期待：郭樹清會是終結者嗎？

　　郭上任一年來，市場幾乎是單邊下行，于是“停發新股”的呼聲此起彼伏，但郭并不為之所動，只是放緩新股發行節奏，并無任何“停發新股”的斷言。相反，一系列文件和動作使其思路漸漸清晰：新股發不發得出，最終應由市場決定，而管理者能做的，就是不斷完善發行制度，逐步提高IPO審核透明度。

　　于是，我們看到：擬IPO公司的信息預披露時間從原來的發審會前5天提前約1個月，所有排隊上市的企業和整個IPO審核流程均需向社會公示，借殼重組標準也提高到與IPO相同。

　　實際上，對于新股發行“怪圈”周而復始的問題，管理層比較糾結，一方面，大量新股上市，確實圈走了A股寶貴的資金，使投資者承擔財富縮水的后果；但另一方面，IPO節奏不應受行政監管是所有成熟市場的慣例，叫停新股既不是長遠之計，也不能根治問題。

　　一年新政的結果，無論是新股發行市盈率還是募集資金量均有所下降，但新股炒作之風雖有改善但仍反復發作，并未根治。

　　有人說，中國資本市場是“資金市”，主要靠資金推動，市場資金本不匱乏，但不斷涌出的融資需求總能將再大的資金吞沒，直接導致市場走勢疲軟。

　　與崇尚價值投資相符，過去一年中，證監會在引入長期資金方面取得巨大的突破，這與郭樹清的領導不無關系。RQFII這個新名詞，已經出現在A股。在QFII和RQFII額度雙重擴容的基礎上，證監會過去數月連續批準了四只A股ETF基金在港股市場上市，為A股帶來了超過150億元的新增資金。有媒體甚至認為：“如果要說郭樹清主席上任一年最實在的貢獻，這150億元的新增資金當之無愧。”

　　與此同時，郭主席也多次表態，歡迎養老金和公積金入市，而美國股市上個世紀末出現的大牛市，正是以養老金連續入市為依托的。

　　按通常的邏輯，隨著資金接連不斷流入，量變終究會引起質變。但問題在于，在對外招商引資的同時，對于如何動員國內資金入市，未能做出給力的安排。社保基金入市喊了大半年，不久前又有“全國養老金入市方案已被擱置”。內資為何不敢入市，在內資充裕、社會游資投資無門的情況下，股市緣何屢屢出現嚴重的資金饑渴？

　　至于打擊內幕交易，更是郭氏新政中嚴打的對象。甫一上任，郭樹清即拿為散戶深惡痛絕的內幕交易開刀，在此號令下，證監會頻頻打擊“老鼠倉”等內幕交易行為，不斷有上市公司因涉嫌內幕交易被證監會立案調查，甚至像李旭利這樣的明星基金經理都因“老鼠倉”遭受查處，并進入司法程序。

　　曾幾何時，“對內幕交易零容忍”一語既出，擲地有聲，但創造一個相對公平的交易環境，保障作為天然弱勢的散戶的利益不是激情之舉，而是踏踏實實的長久之計，包括政策制度的制定、執行、監督等諸多環節的系統性建設。

　　“圈錢市”對抗“郭氏新政”

　　A股一直有“圈錢市”的惡名，這是其當初的錯誤定位所決定的。二十余年來，A股從來沒有改變“圈錢”的本質，即使是2012年股市下跌、市場紛紛呼吁暫停新股發行的背景下，監管部門也只是以所謂的“市場化發行”來搪塞，根本沒有顧及到二級市場投資者的利益。正因為如此，A股市場變成了融資者的“天堂”，投資者的“地獄”。

　　為了從市場中攫取最大的利益，包裝粉飾上市、造假欺詐上市等大行其道，而為數眾多的特批上市股更是市場上的一道“風景”。這一切都說明，融資才是我們這個年輕市場的第一要務。

　　盡管一年來“郭氏新政”魚貫而出，但A股市場并沒有在新政的助力之下走牛，期間股指綿綿下跌，并創出五年來的新低，而極具象征意義的2000點整數關口也在9月和11月下旬兩次被擊穿。

　　2005年尚福林啟動股改，為其后的大牛市行情奠定了基礎。但郭樹清一系列革新除弊的“第二次股改”，并沒有為股市帶來曙光。客觀上，2012年股市行情繼續低迷，國內GDP增速回落是主要原因，上市公司肆無忌憚的“圈錢”行為，以及大小非的瘋狂減持亦難辭其咎。

　　曾記得2012年年中，面對因市場暴跌而出現的救市呼聲，證監會一位官員曾說過“證監會不負責行情漲跌”這樣的話，引起了廣泛批評。其實，這話并無大錯，但問題在于，證監會應該不負責的事情其實還有很多方面，而它卻管得過多，這不僅表現在IPO上。

　　郭樹清在“十八大”期間公開表示，監管機構需要對股市下跌承擔一定的責任，接受外界的批評。既如此，監管機構要承擔什么責任，如何承擔？

　　有評論認為，監管機構之所以要承擔一定責任，主要是由于中國股市行政供給和行政干預的成分太多，瘋狂的“圈錢”導致上市公司質量低下、市場規則扭曲、投資者信心不足。解決辦法其實也很簡單，就是恢復“投資市”和資源配置的功能，讓股市具備價值投資的基本環境。如果證監會真的想承擔責任那就盡快將“圈錢市”扭轉為“投資市”，減少大盤股和國企、央企的過度融資行為，讓資本市場支持中小企業、創新型企業的發展轉型。

　　如果一個股票市場長期給二級市場的分紅遠低于印花稅、紅利稅、交易所規費、登記公司過戶費和券商傭金的總和，則投資者只能通過投機來博取短差，很難通過正常的分紅回報來獲取股息收益，而股息收益通常是熊市的保護傘和牛市的加速劑，如果股市沒有分紅回報作為保障，長期投資、價值投資就是一句空話。

　　監管層一直強調上市公司分紅回報的重要性，但目前所做的僅限于降低交易環節的收費，好處大都被券商機構所享有，顯然這種單邊降費的做法并未給廣大投資者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所以，降低交易成本除了“降費”還得“降稅”，不過雷聲大雨點小的“稅收減免”政策似乎落實的并不理想，努力了一年的結果是：“有關部門已原則同意近期實施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所得稅政策，旨在優化資本市場投資者結構，鼓勵和引導長期投資。”

　　其次，要讓二級市場的投資者獲取與長期持股相對應的價值收益。因為，提高分紅比例和“降費”、“降稅”只能改變“負和博弈”的格局，如果二級市場信心崩潰，股市長期低迷，也不足以吸引投資者。

　　新股發行制度改革仍任重道遠，根本出路在于要改變一二級市場價格和利益割裂的格局。盡管2012年新股爆炒有所收斂，此前，新股一上市就被爆炒百分之幾百，一級市場過早攫取上市公司價值，二級市場必然很被動，要么繼續玩“擊鼓傳花”的游戲，要么高開低走。為避免讓上市公司股權價值過早地被透支，未來啟動新一輪新股發行制度改革勢在必行。

　　浙江世寶和洛陽鉬業案例是對新股發行制度改革最好的反面教材，市場監管者應該以此作為反思的起點，不要動不動把炒新的罪過強加給散戶，而不反思監管失位或錯位，在現有發行上市體制中，二級市場炒新者只是被動接受者，真正獲取暴利的恰恰是那些在一級市場的新股申購者和機構們，短短幾個交易日就能賺取超過百分之幾百的暴利，就是對現行發行制度的最大諷刺。

　　令人不解的是，上次發行制度改革竟然還取消了機構在網下獲配的籌碼鎖定，同時增加了網下配售的比例，這無疑是在幫助機構們快速獲利、高價出逃，并鼓勵機構前來申購新股。因此，這種扭曲的制度規則必須要加以改變。

　　郭樹清呼吁投資者進行“價值投資”，但價值投資背后的含義是，只有好的投資標的物才具備長期持有的可能，否則在一個垃圾滿天飛的市場里進行趨勢性投機可能是最明智的選擇。如此，提高上市公司的質量成為根本。

　　要想從源頭上提高上市公司質量，改革目前的權力發審機制和行政供給成為必然，否則監管者選出來的“好公司”未必是好公司，而且很難避免上市中的權力尋租現象。

　　令人遺憾的是，一年多來，證監會在提高上市公司質量方面的監管規定少之又少，而這卻是關系未來中國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當然，完善退市制度、強化中介機構的連帶責任、實施監管前移也可以凈化股市空氣。目前，中國在證券監管方面照搬了國外成熟市場的事后監管，即對其發生的違規行為進行懲戒。

　　但這種監管方式需要有完善的社會信用制度、健全的法律法規體系和有效的懲戒手段作為保障。但在中國資本市場完全照搬國外事后查處的監管方式效果并不理想，監管后置反而縱容了源頭的造假和欺詐行為，等到問題公司上市惡化之后再去追究和退市處理，其成本和對投資者的傷害遠大于事前監管。從某種程度上說，事后監管是對目前屢禁不止的“圈錢市”的縱容。

　　政策短板和系統性痼疾

　　郭樹清曾撰文對“郭氏新政”作如此表述：2012年以來，證監會積極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改革措施，包括深入推進新股發行制度改革、穩步實施退市制度改革、不斷健全上市公司分紅制度、大幅降低市場交易費用、加快推進場外市場建設、積極推進債市規范發展、主動做好長期資金的銜接和服務工作、鼓勵和支持市場機構創新發展、大幅提升市場法制和誠信水平、積極穩妥推進市場對外開放十個方面。

　　上述論述先不提效果如何，方向都是對頭的。除了投資和融資的關系沒有理清外，監管者與被監管者的關系、制度建設與市場監管的關系，以及投資者利益保護與市場健康發展的關系等均未理順，這些都是“郭氏新政”存在的短板。

　　所謂“短板”，公允地說，不是“郭氏新政”的短板，而是長期以來股市政策的短板。現今的滬指距五年前的最高點6124，落差約4000點，A股總市值五年間蒸發了6萬億元。其間，制度和政策的弊端愈演愈烈，呈現系統性危機征兆。

　　從此層面分析，我們對“郭氏新政”不能過于苛求。單就新政而言，未能觸動“圈錢市”痼疾，這一點或可暫時不必強求，因涉及一系列根本制度設置，是系統改造過程，短期內難以見效。

　　“圈錢市”最大的弊端是使市場資金不斷枯竭，資金的背后是信心，信心的背后是政策。

　　改革的本質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這就是股權分置改革能讓股指上6000點的原因。郭樹清執政以來盡管新政不少，但是在涉及融資者和投資者利益不均等的問題上，新政涉及較少。

　　在利益重新分配的改革上，郭樹清也表達過愿望，而在沖破既有利益鏈條上的動作并不多。由此，新股發行制度改革，只能是修修補補，不能在正確的方向和路徑上真正得到突破。

　　現在企業上市，已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后面有著太多的利益攸關方。所以，無論是新政，還是改革，都非易事。像綠大地這樣明顯的造假公司，在地方政府的庇護下，照樣逍遙法外，它不過是十多年前銀廣夏造假的復制。人們不禁驚呼，此時彼時，十多年的時間跨度，市場監管的進步性和有效性究竟體現在哪？

　　有評論認為，A股市場出現的問題，是一種制度性的問題。相信郭樹清本人也了解問題所在，但要做出徹底的解決已經超出了證監會的管理范疇。因此，資本市場的改革需要更高和更廣層面上的配合，單兵突擊，往往適得其反。證監會看起來管理著資本市場的一切，其實權力有限。投資者沒有必要把振興股市的期望寄托在一個人身上。

　　其實，面對A股市場的現實，我們沒必要也不應該要求郭樹清承擔太多的責任。A股市場的根本性問題在于過度泛濫的融資功能抑制了投資功能的發揮，而企業的融資大都有政策面上的支持，證監會作為政府的一個部門，對此不僅不可能產生阻擋作用，反而必須全力配合。

　　近日，經濟學家吳曉求[微博]表示，郭樹清的改革只是對過去改革的一種延續，只是對微觀層面上某種規則的調整，比如再融資標準，比如發行制度微觀化調整，這些都談不上是重大改革，而尚福林時期確實做了重大改革，能夠被稱為“新政”。

　　對于股市“跌跌不休”的表現，吳曉求認為，這是“非常非理性”的，“只有等到資本市場改革成功之時才能結束這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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