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股票市場矛盾的“邏輯”過程是從外到里：要解決股票市場的價格波動，首先從政治制度開始，由政治制度影響經濟制度，然后，從需求方面進而影響金融體制和銀行體制，最終影響進入股票市場的資金，從供給方面進而影響企業制度和國有企業，最終影響上市公司。等供給與需求兩個鏈條上的矛盾都得到解決以后，股票價格自然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從外到里的邏輯過程，是一個很理性，很協調，完全自覺的過程，正因為如此，才不可能是一個現實的過程。

　　解決股票市場矛盾的現實過程往往正好相反，是從里到外，這是一個矛盾產生、演變和激化，最后才不得不解決的過程。這是充滿利益沖突的過程，是博弈和討價還價的過程，是斗爭和妥協的過程。

　　矛盾先在股票市場爆發，股票價格出現大幅波動，大家才想辦法解決它，先看看能夠直接在股市做些什么(比如暫停新股發行)，然后再看看在上市公司、國有企業和國資委層面上能夠做些什么(如公司治理，分紅制度)，如果問題還不能解決，可能要動更深層次和更高層面的東西(如股權分置改革)。資金方面也是一樣的，先看看能否先在市場內增加資金(比如多發一些基金)，然后再看看能否讓一部分投資性的國有資金入市(如保險資金，社保資金)，如果問題還不能解決，就要考慮財政資金(如匯金的資金)，資金的最后一關是銀行資金。

　　股票市場矛盾解決的現實過程是從里到外，從股票市場危機開始，一步步往外沖擊，不斷沖擊外部的更深層次的制度性約束。隨著股票市場矛盾的激化，隨著股市危機沖擊效果的積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觀念的轉變，股市危機將不斷地推動中國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改革。因此說，股票市場是中國改革的重要推動力量。回頭來看當初關于股市“姓社姓資”的爭論，并不是沒有一點意義。

　　股市矛盾的產生、演變、激化和解決整個過程都是靠政策來解決和調整的。矛盾運動到了一定的程度才有可能出臺相應的政策，否則，即使是前瞻性的、明顯合理的政策，如果矛盾沒有激化到相當的程度也是不可能出臺的。這是預期和分析中國股市(“政策市”)各項政策的一個方法論。

　　中國股票市場的監管和規范化建設

　　理解和把握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進程是理解和把握中國股票市場政策以及股票市場波動的前提。中國股票市場監管的力度和演變也是與國有企業的改革相適應的。

　　正如前面說過，中國股票市場的產生起源于為國有企業籌集資金，因此，股票市場的監管是以為國有企業籌集資金為前提的，市場監管本身并不重要，監管的力度自然有限。

　　上個世紀90年代的國有企業改革，整體上處在摸索的階段，改革對象是中小型國有企業，主要形式是股份制改造，在具體操作上采用“個案處理，局部解決，少數人決策”。這樣的國有企業改革缺乏統一的規范和標準，事實上也不可能有統一的規范和標準，整個過程對于社會來說是不透明的。與此相對應，這個階段的股票市場也是不夠透明的，股票市場監管沒有統一的認識和理念，監管手段有限，監管力度欠缺，監管體系也不完整。

　　經過十多年的改制和改革，中小型國有企業中的大部分要么已經上市要么已經不再成為問題，大型國有企業也通過改制發行股票獲得巨額資金并已經上市。隨著近幾年來行政權力的強化以及以央企為代表的國有企業壟斷越來越多的資源，新一輪的改革將不可避免。大膽猜測新一輪經濟體制改革可能會在未來的5-10年展開，其主要特征很可能是央企股權的社會化和經濟活動的民主化，采取的方式希望是“統籌規劃，社會參與，透明決策”。這與上一輪國有中小企業的改革截然不同。與之相對應，股票市場將成為大型國有企業集團進一步改革的主要(甚至唯一)平臺，那時的股票市場將受到全國人民的高度關注，市場運行將更加透明，更加規范，市場監管力度也將大大加強。

　　現在的股票市場正處于前述兩個階段的過渡時期，監管的特點是從不太規范、不太嚴格向更規范、更嚴格演變，市場的透明度不斷提高。因此，今天說加強市場監管力度，嚴格查處內幕交易、市場操縱、誤導投資者、占用上市公司資金等等，已經不只是說說而已，誰要按以前的潛規則進行操作，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股票市場推動改革的三個層面問題

　　股市的危機推動了體制的改革，哪些改革能夠實現，哪些改革不能夠實現？哪些措施能夠做到，哪些措施不能夠做到呢？我們從三個層面分析改革的措施：第一是理念的層面，第二是政治的層面，第三是技術的層面。

　　所謂理念的層面是最高的層面，那是認識的層面，哲學的層面和價值取向的層面，通常會表現為意識形態。理念決定基本制度，如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企業制度、經濟調節以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等。中國股市危機時常常爭論的一個問題是“政府要不要救市”，這個問題首先是一個理念的問題，然后是資金和利益的問題，最后才是具體方案和操作的問題。

　　股票市場重大的發展和突破，包括股市的產生，重大政策的出臺，在某種意義上說都來自認識和理念的突破。如果理念上不突破，就不可能有大的股市發展，就不可能有重大的政策上的突破。所以，理念是很重要的。

　　下一個層面的問題是政治問題。如果認識和理念問題解決了，后面的問題是，政治上要做安排，政治安排主要涉及的是利益和權力，任何一個大的政策出臺，最后涉及到哪些部門來操辦，各個部門之間什么樣的權力，涉及到股市的，哪些是屬于證監會的，哪些是屬于國資委的，哪些是屬于財政部的，哪些是屬于人民銀行的。各個部門之間有不同的權力和利益。除了部門權力和利益之外，更大的利益在于不同社會階層和不同人群之間的利益平衡，比如發行制度問題，證券經營業態問題，等等。

　　第三個層面的問題是技術方案和操作的問題。如果說技術問題重要，確實很重要，因為很多時候很多政策的成敗，能否收到預期的效果，往往取決于技術方案的設計；如果說技術問題不重要，確實是一個附屬于其他前提的問題，因為技術問題是工學問題，只是體現了理念和制度的要求，落實了政治的安排而已。

　　西方經濟學不能解釋中國經濟和股票市場

　　為什么西方的經濟金融理論不能解釋和解決中國股票市場的問題？

　　股票市場對于我們來說是西方的東西，人們自然會想到用西方的經濟學和金融理論來分析和研究中國的股票市場。然而，西方經濟學和金融學不能解釋和分析中國的經濟現象，也不能解釋和分析中國的股票市場。

　　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的是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但是我們都知道，配置資源之前要解決好至少三個前提：第一，資源歸什么人所有，也就是所有權的問題，如果資源歸什么人所有都沒有搞清楚，怎么能進行資源配置呢？第二，什么人、怎樣配置資源，也就是說經濟活動中任何人之間的關系，如果資源的配置權是不確定，那么就無法進行有效的資源配置。第三，什么人對資源配置的結果負責，也就是誰享受經營成果或者承擔經營損失。西方經濟學對三個前提對應的分別是：資源的產權私有，資本家直接或者通過代理人間接進行資源配置，資本家對經營結果負責。顯然，這三個前提與中國的現實是完全不一樣的，因此，在這樣的前提條件下的西方經濟學不可能適用于中國的經濟，也不可能適用于中國的股票市場。

　　從經濟學的學科體系來看，宏觀經濟分析以微觀經濟分析為基礎，微觀經濟分析的基礎是供給分析和需求分析，供給分析的核心是企業行為。在西方經濟學的企業行為分析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先看西方經濟學中假定的企業行為的目標函數，是利潤最大化。企業的戰略、管理、投資、日常經營等等，都是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但是我國的企業，占絕大多數和絕對優勢的企業都不是，也不能是以利潤最大化為經營目標(關于企業行為研究，在這里不作展開)。再看約束條件，西方經濟學中假設的約束條件主要是資源約束和技術約束。在完全競爭條件之下，甚至資源約束都不存在，主要是技術約束。但我國企業的約束條件是技術性約束、規則性約束和資源約束。

　　我國企業行為中的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與西方經濟學中的假設都是不同的，不僅在性質和內容上不同，甚至在穩定性上也不同。我國企業的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常常是不可明示的、多變的和相機抉擇的(帶有很強的機會主義色彩)。

　　因此，四方經濟學不能解釋中國的經濟現象，不能解釋中國企業的行為，自然也就不能解釋和預期企業的內在動機和對外部刺激(如政策)的反應。企業既是股票市場的基石(上市公司)，又是重要的機構投資者，不能解釋中國企業行為的經濟學及以經濟學為基礎的金融學，當然也不可能解釋中國的股票市場。

　　市場化改革與社會結構的演變

　　任何社會經濟過程的主導力量都要從這一過程中獲得利益。中國改革的主導力量是行政力量，是掌握行政權力的人設計、主導、控制和掌握整個改革過程。因此，行政力量和掌握行政權力的人一定要從改革中獲得好處，如果不得到好處，或者得不到好處，那么改革過程就進行不下去，或者他們就不會允許改革過程進行下去。

　　但中國的改革是市場化的改革，市場化的改革就是經濟力量不斷增強，行政力量不斷減弱的改革，看起來是行政力量推動著不斷使自己弱化的改革過程。這個矛盾是從概念到概念推出來的形式邏輯的、表面的矛盾。如果行政力量在不斷弱化的過程中，不能從日益壯大的經濟力量方面得到補償，那這個改革就進行不下去，改革也不可能改到今天這樣的程度。改革進行到今天，它的主導力量是行政力量，一定得到了好處，只是這種行政權力與經濟利益的交換做得太巧妙了，我們很多人都沒有明確地意識到。這種巧妙的好處是在一時一事避免上顯性的沖突，弊端是說的一套做的一套，無法面對現實，無法通過公眾討論達成社會妥協。

　　即使在改革暫時停滯的短暫過程中，主導的力量也是要獲得好處的，既然無法通過改革獲得經濟利益，就會出現行政集權，權利集中越來越多，財政聚財，以政府或者央企的名義聚集大量的收入、財力。市場化改革30年了，還會出現近5000人報考1名公務員的現象，可見行政的權力和好處的吸引力之大。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社會的結構基本是以行政權力為標準的金字塔形結構，市場化改革成功以后，相信社會結構的標準很可能是以財富為主要標準。為實現平穩漸進的改革，就要保證社會各階層從整體上來說在兩個社會結構中實現基本對應的平移，換言之，在行政權力結構中處于什么相對位置的社會階層，在財富結構中也能夠處于什么樣的相對位置。

　　市場化改革是中國股票市場所處的歷史進程，社會結構是中國股票市場的大環境和大背景，只有放在這樣的大背景、大環境和歷史的進程之中，我們才能夠正確地理解和分析中國的股票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