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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力生
對于股權分置改革，說什么的都有，財經評論人士水皮先生并沒有覺得奇怪。但是，對于吳敬鏈先生7月26日接受《金陵晚報》記者專訪的一番談話，水皮是大失所望，并強烈質疑。水皮先生說：“如果吳先生是地球人，那他怎么會得出流通股股東是強勢人群，而非流通股股東是弱勢人群的結論？如果吳敬璉是地球人，那么他又從哪里得出股改呈現一面倒的
印象呢？”與水皮先生一樣，對吳先生的講話倒抽一口涼氣的，還大有人在。
大多數人之所以失望，是因為大家敬重吳敬鏈先生的人格，太在意吳先生的意見和吳先生的影響；是因為許多人公認吳敬鏈先生是“經濟學家良心的象征”，是一位有良知的經濟學家，而不是“屁股決定腦袋”的經濟學者。
其實吳先生似乎也有點惱火。他對《金陵晚報》的記者說：“在2002年時，我說大家都讓一點，只要大家向前看，共同來解決股權分置改革。但現在不是大家讓一點的情況，現在是‘一面倒’的情況，在‘一面倒’的情況下，恐怕解決起來就麻煩得多。早不聽我的，現在說什么也晚了，我也沒有辦法了。”
經濟學者、社會學家常常被人說三道四，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經濟現象、社會活動本身具有的多重性和不確定性。不同的人，對相同的經濟現象有不同的理解，各種不同的理解又各有不同的程度。而且，經濟現象、社會活動的結果往往不是唯一的，常常只有合適與不合適、恰當與不恰當之分，沒有絕對正誤、對錯之分。即使有結論，往往也是多年以后才見分曉，甚至多年以后也未必一定能夠結清論定。撇開“屁股決定腦袋”的情況不談，即使是求真、求實的純粹經濟學家，也難免會受到認識條件的局限，受到時代背景的限制，個人情感的束縛，也難免會有一些片面，有一些偏執或偏激的情況發生。經濟學家也是人，一定會有人的局限。
吳先生說：“現在方案通不通過，權力完全在流通股手里”。僅在投票否決這一點上，流通股東擁有否決權，吳先生說的完全是事實。但就股改方案的整體情況而言，流通股東所能夠否決、有權否決的方案，是由非流通股東提出的，而且只能由非流通股東提出。股改應該怎么改，另當別論。“賣家喊價，買家議價”，或者“買家喊價，賣家議價”，這不都是天經地義的嗎？有什么“不公正”、“權力不對等”、“一邊倒”的問題呢？吳先生顯然只說到了問題的一個點，一個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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