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更多是合作關系，印度更多是競爭關系，短期內中國制造的優勢不可動搖，但亟須應對之道

2022年4月7日，越南海防港的一處電動汽車組裝車間。圖/法新

　　文 | 柳書琪 陳伊凡 顧翎羽

　　編輯 | 謝麗容

　　過去20年是中國科技制造產業波瀾壯闊大步向前的時代：560萬平方米的富士康園區在鄭州拔地而起，淡旺季之間吞吐著約30萬名青壯年，全球一半的蘋果手機來自這里。蓬勃發展的電子、計算機、通信行業催生出了超過800家A股上市公司。近十年間，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平均增加值增速保持在11%以上，始終高于整體工業增加值增速。

　　深圳又是中國科技制造業的核心，華為、中興、大疆、比亞迪等一眾科技企業坐落于此。2021年，深圳制造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30%以上，其中七成以上來自先進制造業。

　　人頭攢動的深圳龍華汽車站人才市場，是大多數深圳電子廠打工人的第一站。數十家招工中介的店面依次排開，拖著行李箱的人們在這里被分發到深圳大大小小、不計其數的電子廠中，成為車間里的一員。

　　今天，相似的情形正在印度、越南等地上演。據中印越電子（手機）企業協會統計，印度與越南分別有約200家和150家電子企業的工廠，其中絕大多數企業來自海峽兩岸暨香港。這些還只是叫得出名字的供應鏈企業，更多配套的小微企業也在當地生根落地。

　　以手機行業為例，它是目前最深入、系統參與全球分工的細分電子產業，中國曾經是全球手機工廠，但情況正在發生變化。第三方研究機構Counterpoint數據顯示，中國手機產量在全球中的占比由2016年的75%逐年下降至2021年的67.4%。與此同時，印度與越南的手機產量不斷攀升。

　　電子產業遷移的背后有一系列復雜的成因，大致可被歸為以下三點：

　　一是自然的產業轉型升級，較低附加值的環節流向勞動力及地價成本更低的國家；

　　二是各國關稅政策的變化，企業出于經濟效益的考量轉換產地，帶動產業鏈上游遷移；

　　三是受近年來政治、疫情等外部環境的影響，外資企業在中國面臨較大挑戰，部分撤出了中國。

　　需要厘清的是，多位研究印度及東南亞產業鏈遷移的專家向《財經十一人》表示，電子產業鏈并不是完全離開中國，而是在全球多地分散布局，這既是為了開拓新市場，也是一項分散風險的策略。外資企業的戰略由過去的“All in中國”全部在中國轉變為“中國+N”，短期內中國的優勢地位不會改變。

　　“與其說是轉移，不如說是延伸。原來的‘孩子’還在，只是又生了一個。”一位在印度工作十余年的中資企業負責人形容道。

　　更進一步說，留在中國本土的產業已在逐漸升級。同樣是一組來自海關的手機產業數據能夠側面說明：2021年中國出口手機同比下降1.2%至9.5億部，與此同時產值卻增長了9.3%至9447億元，近五年來情況大致相同。

　　“產業鏈外移是一個中性的表述。”徐奇淵是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國際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告訴《財經十一人》，過度的產業外移可能會導致中國的產業空心化，但合理的產業外移是產業升級的自然過程，更加有助于形成以中國為關鍵節點的國際分工網絡，擴大中國產業鏈的國際影響力。

　　但這不意味著中國科技制造產業鏈便可以高枕無憂。在新一輪的產業革命和地緣政治摩擦下，穩固中國科技制造業既有優勢地位、形成新舊產能緊密轉接，合縱連橫、越遷升級，這需要極高的智慧。

　　遷徙：多重因素疊加

　　謝泓是廣東省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在過去的17年間，他和他的團隊走訪了上萬家中小企業。作為會長，謝泓能感知到全球供應鏈的風吹草動。

　　這一輪產業轉移始于十年前，中國不斷上漲的各類經營成本迫使工廠轉向更“草莽”的海外。一方面，人力支出不斷上漲，東南亞多國的工人月工資在700元-1000元，而在珠三角地區則要達到5000元-7000元。一個千人規模的工廠，每個工人的成本少5000元，一個月就意味著多出500萬元的利潤。

　　另一方面，工廠二房東的生意在珠三角遍地開花，上漲的租金成本讓工廠難以為繼。一位在東南亞開設五金廠的企業主給《財經十一人》算了一筆賬，2012年前后他身邊在東莞開電子廠、鞋廠的朋友一年的利潤不到100萬元，但廠房出租的租金能接近300萬元。于是越來越多工廠主將廠房交給二房東另謀他事，這又再度推高了廠租的價格。

　　與此同時，東南亞多國為了招商引資大開國門。以越南為例，第三方咨詢機構安永2021年發布的《東盟投資指南》顯示，企業的投資項目在數年內或整個投資期內可享受10%-17%不等的優惠稅率，還能享受最高四年的免稅期和最高九年的減半征收期（“四免九減半”）。

　　諸多推力與拉力作用之下，過去十年間珠三角科技制造產業一直處于緩慢外遷的進程中，近幾年來國際貿易環境的改變，悄然加速了這一過程。

　　核心原因之一是中美貿易摩擦。2018年以來，中美間貿易摩擦白熱化，美國連續多輪對中國進口產品加征關稅，其中電子零部件是重點征稅領域。截至目前，實際涉及產品價值已超過5000億美元。

　　謝泓觀察到，與早期主要搬遷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服裝、家具等）不同，這一輪的遷移以科技制造產業為主。

　　壓力在供應鏈自下而上傳導。一個位于越南北部的產業園區，建成十年后一直空置大量廠房，但在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后，園區在短短一兩個月內就塞滿了。入駐的企業大部分都是在美國第一批制裁清單中的電子企業及上下游企業。

　　美國客戶的要求是簡單明了的。“找三家供應商，誰愿意搬到東南亞，訂單就給誰。”謝泓說。

　　漢宇集團董事吳格明對這件事印象深刻。三年前與美國客戶開電話會議時，對方提出，讓他們把一部分供應鏈搬遷到海外，否則，客戶可能會考慮更換新的供應商。漢宇集團主營高效節能家用電器的排水泵研發、生產和銷售，是家用電器排水泵行業的龍頭，客戶包括惠而浦（維權）、通用電氣、三星等。在特朗普政府加征的關稅清單中，他們的產品赫然在列。

　　吳格明考慮了三個地方，越南、印度和泰國。印度太遠，越南和中國風俗相近，但有發生不可控因素的可能性。幾番權衡之后，他們把廠址選擇在了泰國。他將注塑車間和部分組裝產線搬到了泰國川布里的平通工業區。這里位于曼谷和芭提雅之間，聚集了一批日、韓企業，供應鏈相較成熟。后來，他們在泰國林查班港（Siracha）附近建了自己的廠房。

　　排水泵生產主要有兩個部分，一是馬達，二是組裝。其中最核心的馬達尚未搬至泰國，這部分產線仍留在國內，因為供應鏈和當地技術還不成熟，泰國沒有相應的供應鏈，例如鋼廠，也沒有排水泵所需要的原料，如鋁線、銅線和稀土。

　　珠三角的一家主要生產圣誕電子工藝品的企業也受到沖擊。企業主鐘清告訴《財經十一人》，美國是他的主要市場之一，關稅的壓力提高了出口成本，大洋彼岸的美國客戶明確要求供應商，在1000萬美元的訂單中，只能在中國出口700萬美元，剩下的300萬美元訂單要在中國以外的港口出貨。

　　有時美國客戶還會要求除代工廠外，相關的配套企業也要一并行動。謝泓發現，近年來一批做工廠建筑施工的企業、鋼構企業也在向外轉移。他的預判是，如此下去，約3年-5年東南亞就能形成極其完善的電子產業鏈。

　　徐寧是廣東邦澤創科電器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這家公司長期從事辦公設備和廚房電器的制造與全球營銷，美國是它最大的市場。為了應對美國對華關稅的壓力以及產能的擴張，徐寧在越南海陽省成立了新的生產基地，生產碎紙機、裝訂機等美國市場所需的辦公設備。

　　越南海陽的機會早在十年前就已萌芽，當時由于政治摩擦，日本政府曾要求日企將制造轉移到東南亞。如今這里已是全球打印機、復印機生產的中心。

　　越南是美國對華關稅戰的最大受益國。自2019年起，越南的出口總額已連續數年超過深圳，關鍵得益于美國這一最大出口市場的增長。2021年，越南對美國的出口額增長了約25%至963億美元，其中計算機、電子產品及其零件的出口額超過了百億美元，在所有出口門類中名列前三。

　　如果說美國施加的關稅迫使部分電子廠遷離中國，那么印度的關稅政策則在客觀上將電子產業留在了南亞大陸。

　　2014年印度莫迪政府提出“印度制造”（Made in India）計劃，要將制造業占印度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從15%提升至25%，解決印度制造業長期短板的問題。其中一項策略是提高手機及零部件進口的關稅，從而使得手機及零部件生產廠商不得不在印度建廠。

　　從2017年起印度連續上調手機進口關稅，從10%起階梯式上漲，中印越電子（手機）企業協會秘書長楊述成告訴《財經十一人》，目前手機進口的關稅在25%以上，供應鏈關稅在15%左右，僅有少量元器件或輔料沒有關稅。

　　前述駐印中企負責人親歷了中國手機產業向印度轉移全過程，他回憶，最初中國手機企業向印度遷移的意愿并不強，但印度本土手機品牌Micromax約在2014年前后就開始在印度鋪設組裝線，印度政府隨后抬高了手機整機進口關稅。如果其他手機企業不效仿，就會因為關稅過高而失去價格優勢。

　　目前OPPO已在印度工廠投資240億盧比，vivo也已投資190億盧比，并表示到2023年要增加到350億盧比。小米在印度沒有自建工廠，但與富士康、偉創力等廠商合作已建立了七家智能手機制造工廠。

　　此外，印度智能手機市場以千元左右的中低端機為主，利潤空間極窄。為了壓縮生產成本，一些手機廠商會要求供應鏈企業必須在印度設廠。“如果不設廠，連國內的訂單也接不到了。”這位親歷者說。

　　如今，在印度北方邦，有一座名為諾伊達的城市正承載著印度制造興國的期望。此處距印度首都新德里僅半小時車程，密布著來自中國的電子工廠：OPPO、vivo、傳音、主營電池的新旺達、外殼機構件的長盈精密、攝像頭的丘鈦、指紋識別的合力泰，乃至產品包裝的六甲包材等。

　　如果不是穿梭其中的年輕男女都是印度面孔，你甚至以為誤入了深圳的龍華。

　　分野：合作的越南，競爭的印度

　　雖然越南和印度是承接中國電子產業的兩大國家，但不同的關稅政策與區位條件，讓他們走上了兩條不同的電子制造業發展之路，一條是“世界工廠”，一條是“制造大國”。二者都不是對中國地位的簡單取代。

　　受限于狹窄的本土市場，越南在全球電子產業鏈中更多承擔加工轉運樞紐的角色，生產的產品漂洋過海前往北美、歐洲等地。而印度之所以能吸引相對更齊全的電子產業鏈，是因為兩個原因：除了關稅的調節，印度還有廣闊的本地市場，因此在印度生產的電子產品大多在印度銷售，較少出口。

　　據聯合國貿易數據庫（UN Comtrade）數據顯示，2020年印度電子相關產業的出口額為45.3億美元，越南為768億美元，是印度的近17倍。同時中國電子產業的出口額為3108.7億美元，是越南的4倍，印度的68倍。

　　但從產業鏈的完整度上來看，越南比印度差了不止一個層級。

　　越南的電子產業主要圍繞著三星、富士康、佳能、LG這幾家有限的大廠展開，其中三星對越南投入最重。三星手機敗走中國市場后，2019年三星關停了最后一家位于廣東惠州的中國工廠，將產能全面轉移向越南、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帶動了約200家供應鏈廠商向東南亞遷移。越南一度有六成的供應鏈廠商只服務于三星和LG。

　　截至去年底，三星在越南的總投資額達到177.4億美元。今年2月，三星子公司三星電機還宣布將向越南投資8.5億美元，建設FC-BGA封裝基板產線。FC-BGA封裝基板是高端半導體封裝基板，主要用于CPU、GPU等大計算芯片的封裝。這意味著三星正在將更先進的工藝與技術引入越南。

　　有人評價，“三星以一己之力撐起了越南的電子產業。”這一說法有些夸張，卻也不無道理。

　　反觀印度，由于更低廉的人力成本和更高的關稅要求，除三星、蘋果的供應鏈外，OPPO、vivo、小米、聯想、TCL、海爾、美的等電子及家電產業鏈都已在印度生根壯大。“手機供應鏈上除了蓋板和模具，其他在印度已經全了。”楊述成告訴《財經十一人》，目前這兩類廠遷往印度的條件還未完全成熟，比如對水質要求很高，或者工廠不能停電等。

　　近年來，三星也將部分低端手機產線轉向人力成本更低的印度。據韓媒THE ELEC報道，三星2022年將重組全球智能手機生產計劃，將印度工廠的產能由每年6000萬部擴大到9300萬部。目前越南和印度分別占據三星60%和20%的產能，重組完成后將變為50%和29%。

　　蘋果的情況有所不同。在蘋果全球200大供應商中，設立在越南的工廠數量呈現快速上升趨勢，從2018年的14家增加到目前的23家；設立在印度的工廠數量較少且增長更慢，從2018年的7家增至目前的9家。

　　然而，印度反倒比越南承擔起了蘋果更核心的產品線。Counterpoint資深分析師Ivan Lam對《財經十一人》介紹，越南主要生產AirPods和少量iPad，而印度則已負責生產老款iPhone。雖然蘋果主力機型的生產大頭依然是鄭州的富士康工廠，但種種跡象表明，印度已經越來越有能力承接蘋果更新款手機的組裝工作。

　　印度制造崛起的速度不容小視。此前印度生產的主要是iPhoneSE、iPhone6S這類機型，但從2020年起，從iPhone11到iPhone13，蘋果的部分產能都轉向了印度。Ivan Lam預測，2022年印度的iPhone產量將占總產量的5%左右。

　　截至2021年，蘋果產品中超過90%在中國生產，超過3%在印度，在越南的比例不足1%。

　　如今的印度已然不滿足于只在本土消化產能，它的目標是成為全球制造中心。2019年印度曾提出《電子產品國家政策》（NPE），預計到2025年印度將生產10億部手機，其中6億部用于出口。這些手機將為印度創造1300億盧比的營業額，占電子制造業的一半。

　　據《財經十一人》了解，過去由于印度市場消費能力低下，OPPO、vivo主要在印度生產售價800元-1600元的產品，中高端產品只在中國生產。但現在情況開始變化。vivo印度業務戰略總監Paigam Danish在接受采訪時表示，vivo今年將在印度生產高端旗艦手機X80系列，并將在年底前將vivo在印度的年產能從5000萬部提高到6000萬部，增加的產能主要用于出口。

　　“越南是合作的越南，印度是競爭的印度。”多位受訪者向《財經十一人》表達了相似的觀點。

　　徐奇淵告訴《財經十一人》，越南與中國的競爭與互補關系并存，但從競爭角度來看，二者互相面對的壓力指數完全不對稱，可以說中國完全占據絕對優勢。而從互補角度看，兩國間的出口結構差異較大，供應鏈唇齒相依，比如2020年中國處于疫情期間時，越南許多行業的供應鏈也相應陷入停擺。

　　“事實上，中國向越南的直接投資和產業轉移，使得中越在國際分工上的關系更為緊密。”徐奇淵認為，部分中國對歐美國家的順差轉變成了中國對越南以及越南對歐美的順差，中國國際收支失衡過于集中的壓力得以減輕。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經濟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李巍對《財經十一人》說，越南的發展是中國經濟空間的外延，因為越南和中國的產業鏈是密切相融的。作為地理上的鄰居，一個富裕的越南比貧窮的越南對中國更有益處，中國不必過于擔心越南產業崛起所帶來的挑戰。

　　至于印度，勞動力的紅利期、廣袤的市場腹地、趨于完善的電子產業鏈、更發達的軟件信息產業、與歐美接軌的語言能力，都讓印度初步具備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的資質，也更有可能成為中國的挑戰者。

　　李巍判斷，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印度都將會保持比中國更高的增速。只要它的經濟規模達到中國的一半，就會對中國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在越短的時間維度上看，越南對中國的替代效應越大；但在越長的時間維度上看，印度的替代效應反而會越大。”徐奇淵說。

　　新題：洄游還是繼續往外走

　　許多人在向外走，鐘清最近卻在考慮回到東莞。

　　美國總統拜登5月10日表示，可能會取消對中國進口商品征收的部分關稅。消息傳出，在東南亞生產圣誕電子工藝品的鐘清發現，客戶對于海外訂單的限制已不如往日嚴格。“如果有可能，還是希望能夠把大部分業務回遷中國。”鐘清說，“當然，還要看國際形勢的變化。”

　　此時距離他2019年來到柬埔寨，已過去了三年。

　　與珠三角相比，柬埔寨有近乎“白菜價”的地租、廉價的勞動力。但基礎設施過于落后，至今柬埔寨還沒有一條高速公路，也沒有鐵路。

　　工人罷工，是每個前往柬埔寨投資的企業都會遇到的麻煩事。在柬埔寨，一個月要發放兩次工資，罷工也要發基本工資。工資發完后，次日可能會有一半的人不來了。如果要加班，要到國家勞動部報批，加班費發放現金。

　　“前三年盈利可能性很小。”鐘清說，這位白手起家的廣東企業主能快速算清每一筆賬，細致計算著成本和利潤。盡管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和地價高，但算上勞動效率，柬埔寨并沒有太大優勢。

　　廠房外遷是一系列正負因素疊加后的決定。對許多企業主而言，搬遷工廠固然有諸多便利，但同樣意味著要在陌生的異國土地上重新建立一整套系統。前期資金投入、員工培訓、適應環境、應對無數復雜而具體的問題，同樣是成本。

　　領亞智能總經理段榮斌對于走出國門格外謹慎。領亞智能主營世界各國安規電源線，這在東南亞大多都是組裝的生意。主要原材料還需從中國發貨，比如越南的銅純度不如中國，也沒有模具廠。

　　段榮斌算了一筆賬，一件產品出口到美國，從中國還是越南出貨，價格不一。盡管從中國出貨需要加關稅，但算上供應鏈、勞動效能的總成本，中國制造仍然最劃算。

　　“如果簡單把工廠搬到越南，其實不能帶來增長。”段榮斌說。領亞智能的做法是，與越南當地的企業合作，由領亞控股，提供技術和訂單，這樣一來，就解決了國外客戶要求擁有海外供應鏈的規定。中國勞動力成本較高的問題則用自動化設備解決。

　　事實上，當前這輪產業遷移已進行了十年，越南的人力成本優勢正在逐漸淡去。雖然目前越南普通工人的月薪普遍未超過3000元，但徐寧觀察到，他到越南建廠三年，人力成本上漲了20%左右。尤其加班加點的時候，一些工廠還會給員工漲工錢。

　　一位在越南建廠的企業主計算，越南的月平均工資大概是東莞的三分之一，關鍵崗位的月薪接近3000元，非關鍵崗位在2500元-2800元左右。

　　謝泓告訴《財經十一人》，隨著越南人力成本和地價逐漸提高，越南的投資窗口期最多5年-10年。他計劃疫情結束后和企業家們去東南亞其他地方考察，尋找新的投資目的地。

　　非經營性的因素同樣困擾著這批“走出去”的企業。王崗從2017年起接連在印度和越南摸爬滾打了一圈，最終選擇了撤退。

　　他的工廠主營電子成像產品，包括監控、攝像頭、記錄儀等。“做了這么多年，在產品上我有信心，但我實在應付不來當地官員。”他感慨。

　　無論越南還是印度，外來者都需要遵守一套“規矩”。只要出貨量有了起色，就有無數類似稅務、工商等執法部門上門。起初只需要少量小費就能解決問題，最后卻演變成封倉庫、交解封費的種種麻煩。

　　“制度性腐敗。”宋欣是周掌柜管理全球政策顧問、前歐盟中歐政策顧問，她對《財經十一人》總結道。在印度做生意，當地的政治體系中官員自上而下的約束力并不絕對，不同事務官員間的分工與管轄范圍也相對模糊。摸不清門道的外來企業常常迷失其中。

　　中印關系的摩擦加劇了這種不確定性。近兩年，印度出臺了一系列對中國企業的限制：封禁200余款中國App、要求接壤國（包括中國）的投資需經事前審批，并對幾乎所有在印中國企業展開了稅務和合規等問題的地毯式調查。

　　一位協助中資企業赴印投資的財稅公司負責人告訴《財經十一人》，投資需審批的政策一出，中國企業赴印投資數量斷崖式下跌，明面上幾乎沒有了新的中國企業的身影。

　　更嚴重的是，對稅務和合規等問題的搜查正在摧毀中國企業在印度生存的基石。為了規避風險，大批印度本土公司的CA（認證會計師）、CS（公司秘書）拒絕為中國公司的審計及工商變更和年審等重要事項簽字，一批印度董事也集體從中資企業離職。這都將直接導致中國企業在印度面臨不合規的系統性風險。

　　“大企業在印度已經投資了數十億元，都是不可能放棄印度的，這樣一來就相當于‘甕中捉鱉’了。”這位財稅公司負責人說。但變化肉眼可見：越來越多企業對去印投資轉為觀望狀態，一批小微企業也正在離開印度。

　　“國內是我們的退路。”前述在東南亞開五金廠的企業主說，他的觀念有一定的代表性。幾乎沒有中國企業會徹底關停在中國的工廠，人們大多只是維持或縮小國內生產規模，“如果遇到了問題，至少還可以回去。”

　　不過，產業從中國向東南亞轉移，對于更多企業來說，仍是不得不走的一條路。“走出去”只是時間問題，貿易摩擦加速了他們海外投資的步伐。他們將這次的轉移，視為一次機會。

　　在海外建廠的同時，他們也將中國的管理模式對外輸出。“要與當地社會的民情結合。”徐寧說。企業到東南亞面臨最多問題之一就是罷工。徐寧他們與越南當地的工會組織合作，一起做一些員工關懷，例如出現需要趕貨或者加班的情況，他們會通過工會組織宣傳，告訴工人公司的狀況，能否予以支持。

　　徐寧的經驗是，一定要有詳細、清晰、足夠細節的工廠操作指南。工人培訓后，要有文字考核，還要讓越南人學會中文，便于中國管理層直接管理，“通常半年內就能學會。”

　　吳格明已經在考慮拓展東盟的市場以及利用當地的供應鏈尋找新的機會。他把目光放在了東南亞之外，下一步，他計劃在墨西哥、非洲布局。

　　重構：外擴，內硬

　　企業、資本、工廠、技術，諸多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重組與流動，已是歷史上第四輪。從美國到日本，再到亞洲四小龍，再到中國，如今又轉向東南亞、印度等地。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朱恒源將這一次產業版圖重構的推動力稱之為“范式變遷”。

　　物理學上有一個現象，叫電子躍遷，即圍繞原子核旋轉的電子，處于不同的能級軌道上，當低能級軌道的電子吸收足夠的能量時，就能夠躍遷到新的高能級軌道上。類似地，在經濟發展中，每當產業革命發生時，也會面臨不同的范式軌道的轉換。

　　電子產業鏈的外遷，事實上是范式變遷下的必然結果。范式變遷引發新的產業革命，原有格局被解構，新的產業版圖出現。

　　要理解中國在這一輪產業革命中所處的位置、面臨的機遇與風險，首先要厘清電子產業鏈外遷中的兩類主體。其中既有過去在華投資的外資企業，也包括中國企業，需要分情況討論。

　　“中美戰略競爭是目前促使外資企業產業轉移的最大動力。”李巍對《財經十一人》說，供應鏈韌性戰略，是拜登上臺以來推行的最重要的經濟外交戰略，換言之，就是加快將供應鏈從中國轉移、減少美國對中國的供應鏈依賴。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近期表態，美國將劃定“朋友圈”，將供應鏈轉移到信得過的貿易伙伴國家。如今的美國政府，與歐洲建立美歐供應鏈聯盟，在亞太地區拉攏日韓，一方面推動高端制造業回流美國，另一方面以越南和印度作為中國低端產業的主要轉移地。

　　“美國的供應鏈韌性戰略對中國的產業發展所帶來的影響，可能會大大高于此前的關稅戰，而且它會是長期且不可逆的。”李巍說。

　　不過，中國依然具有完備的產業集群優勢、技術積累和配套優勢，短期內沒有國家可以取代。工信部數據顯示，2021年規模以上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增加值依然相當可觀，較上年增長15.7%，增速創下近十年新高。

　　以蘋果為例，2020年全球200大供應商中，蘋果位于中國大陸的工廠數量仍大比例領先，占比超過四成，比第二名日本高出約27個百分點。“無論是印度還是越南，從供應鏈完整度上都比中國大陸差了太多，條件遠遠沒有成熟。”Ivan Lam說。

　　但值得警惕的是，產業接收地的產業集群會如滾雪球一般，發展越來越快，并逐漸形成一個日益完善的產業生態系統。李巍判斷，如果長三角不能盡快恢復正常生產，供應鏈反應還會加速，疫情的負面效應將在今年集中顯現。

　　而對于主動“走出去”的中國企業來說，產業鏈外溢本身不是壞事。朱恒源對《財經十一人》說，這一過程中，中國不斷向東南亞輸出技術和管理方式，這并不代表中國失去了原有的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而是反映出了更強的韌性和實力。

　　他認為，一個國家產業能力的積累，絕不是一蹴而就，這需要時間，也需要一點運氣。中國制造業過去30年的產業能力積累，在全球范圍內，都不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其他國家要積累產業能力，還需要一個過程。

　　“現階段，只要中國的產業能力仍是全球供應鏈中重要的一極，產業鏈本身不可能移走，也不會大規模脫鉤。”朱恒源說。

　　上述印度中資企業負責人的切身感受是，盡管中國電子企業大規模向印度遷移，但資金、產品、技術、經驗依然在中國企業中循環，印度并沒有長出足夠有實力的本土電子企業。“產業鏈上上下下都是中國工廠，只要中國企業保持鐵板一塊，我們依然有相當大的優勢和主動權。”

　　綜合內外兩重因素，可以看出，盡管中國目前面臨復雜的政商環境，但一個基本的事實不變：產業鏈并沒有完全離開中國，而是在全球多地分散布局，外企策略由“All in中國”向“中國+N”轉變，短期內中國的優勢地位不會被動搖。

　　但在新一輪的浪潮中，中國要想穩固優勢、迭代升級，內外同樣需要兩個抓手：

　　第一，對外構建“朋友圈”。李巍總結，歐洲、東南亞這是兩個必須要重點經營的戰略方向。歐洲國家對中國沒有戰略威脅，且歐美之間存在分歧。而東南亞已是中國的最大貿易伙伴，即便以后中國和西方國家之間的市場遇到阻礙，東南亞也可以發揮中轉站的作用。日韓的友好關系也需要盡可能地發展，雖然二者目前都在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但中國的廣闊市場是它們難以割舍的。

　　第二，對內要在原有的產業軌道上，從“高增長”走向“高質量增長”。中國最大的優勢，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朱恒源認為，這是新技術的孕育和發展的寶貴土壤，因為產業革命雖然發端于技術，但技術落地卻離不開具體的市場需求與應用場景。

　　這一輪產業鏈版圖重構，是自然規律與政治環境共同作用下的產物。與前三次產業轉移相比，中國沒有太多經驗可以參考，但大方向是一致的。朱恒源的觀點是，在新一輪產業革命中，探索出新的產業發展之道。中國不僅要增強自身產業鏈結構的韌性，還要把自身發展的成果與周邊國家共享，成為共同發展的帶動者，這將是中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的重要課題。

　　（王崗為化名，《財經》研究員劉丁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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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