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德隆》：適者生存 關注外部環境變化(2)

　　直面企業外部環境

　　中國民營企業面臨的市場環境不同于歐美企業面臨的市場環境。經過幾百年的發展，歐美企業不僅把觸角伸到了市場的每一塊空地和縫隙中，而且幾乎蠶食掉每塊空地的成長潛力。我國的市場經濟經過25年的發展，市場上還是有很多空白點和廣闊的空間等著企業去占領和開發。德隆依靠對機會的預見能力和快速執行能力，妄稱不去占領這么多空白點和開發廣闊的空間，簡直對不起這個時代。然有所不知當下，中國民營企業尚處在一種非制度生存的階段。

　　所謂非制度生存，一方面是目前的民營企業在經濟體系運行過程中仍然處在弱勢地位。僅僅在技術的層面，我們就能輕易發現，幾乎所有具有產業整合潛力的資源和主力企業仍然牢牢控制在國有體系中，民營企業基本上只能進入邊緣產業，即使民營經濟“36條”要求在

能源業、公用業、流通業、金融業等方面進行開放，國家也是優先與國際資本合作；即使民營企業收購國有經濟中相對原始的產業，首先需要收購的是不良資產，也就是說，民營企業必須先為國有企業的虧損買單。一旦經濟政策突變，民營企業則是第一位的實驗品和犧牲品，而民營企業一旦步入困境，則各方主流經濟勢力立即人人喊打。民營企業由于歷史原因，面臨著在治理機制、監控體系等方面需要加以完善的實際問題。這是中國民營企業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中國的各種需求要素如消費能力、市場容量、產業升級等正在迅速走向市場化配置，而與此同時最重要的供給要素如金融、土地資源和審批制度等仍然控制在政府手中，這時候我們不得不面對要素需求與要素供給之間巨大的沖突，兩者公開的或私下的博弈將形成經濟增長中最大的制度成本。

　　中國民營企業面臨的外部環境困局在于：第一，國有企業畢竟代表著一種正統的意識形態，民營企業則處于被歧視的地位；第二，公共財政和

公務員制度建設的背后，使得某些政府官員難以舍棄既得的權利，他們甚至要通過各種尋租的方式維持自身的體面生活；第三，政府職能的調整和弱化遠遠落后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大量不合理的管制權力依然被政府保留和繼續產生；第四，權力制衡機制的不完善，使得民營經濟主體難以在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得到補償。因此，我們經常發現，在本來不應該存在特許權的地方，政府仍然不舍得放手；而且特許權的分配往往采取暗箱操作被不公平地授予某些利益集團；更有甚之，以前政府習慣于和國有企業結成利益同盟，現在，政府則把權力的濫用和尋租的范圍擴展到外商和新生的私人利益集團。正是這種權力的濫用和難以制約，在存在市場失靈的地方加重了市場失靈的程度，在不存在市場失靈的地方創造出了市場失靈，而這些恰好是更危險的政府管制的失靈。

　　事實上，市場在任何具備競爭性特點的領域最終都不會“失靈”，一些政府部門之所以或先入為主或急不可待地要用政府管制取而代之，說到底還是出于個人或集團的利益追求。換言之，許多所謂的“市場失靈”往往是政府部門為獲取自身利益“故意”所為導致的假象。所以，要解除那些不必要的政府管制，說到底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甚至也不是一個實踐問題，而是“利益問題”——即首先要消除權力部門對自身利益的訴求。要知道政府和政府部門畢竟也是由“人”組成的，而“人”所具有的他們無不具有。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唯一的辦法就是實行建立在憲政基礎上的法治。在國家體制和社會道德對私人財產的尊重還沒有達到西方社會標準的條件下，在沒有形成完全市場經濟體系的條件下，中國民營企業只能依賴于企業家的謹慎經營。耐心地等待一個較為規范的憲政社會的來臨。缺少憲政基礎，缺少“至高無上”的憲法原則的貫徹，只是以行政力量自身來解除行政管制，好比拎著自己的頭發想升空，一是很難有效的真正解除，二是即使管制一時被解除最終也會以各種名目卷土重來。

　　雖然，中國經濟已經上升為世界經濟，但是我國民營企業的競爭力卻仍然低下，甚至沒有跨國企業，就我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快速上升而言，民營企業競爭力明顯與之不相匹配。首先，必須放棄各種形式的歧視民營企業的法律和政策，把效益作為評價企業的惟一標準，全力以赴支持那些有希望成為全球性大企業的民營企業快速發展；其次，推動融資體系的創新，形成快速和高效的融資體系，讓企業能夠順利地獲得資金要素；第三，盡快形成快捷、順暢的流通貿易體系，為企業的擴張和發展奠定雄厚的市場基礎；最后，建立高效的技術創新體系，使企業能夠順利獲得技術創新的支持，具備培育核心競爭力的基本條件。

　　僅有25年市場經濟歷史的中國亟需完善其外部環境，唯此方能使“德隆傳奇”真正成為商業的傳奇，進而構成整個國家的微觀經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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