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勇

　　正處于“多事之秋”的齊魯證券近期又因一起“天價索賠案”而再受關注。

　　從2011年4月起，齊魯證券陸續通過勞動仲裁和法律訴訟等形式向在2010年4月份離職的保薦代表人王強(化名)進行巨額索賠，其中違約金153.3萬元，經濟損失1510萬元，而這一起索賠案將在不久之后進行二審宣判。

　　在諸多投行界人士看來，齊魯證券這一次用1600多萬元的天價向一位離職的員工進行索賠十分的不理性，“誰都知道一個投行員工的離職不可能對一家券商產生如此大的損失”，東方證券的一位資深投行人士對本網記者表示，投行領域的人才流動非常頻繁，很多券商都能理解和接受，而齊魯的做法就太過“霸道”。

　　在王強的代理律師上海匯創律師事務所律師李莉萍看來，齊魯證券主張的違約金和經濟損失并沒有法律依據。

　　2008年2月，王強與齊魯證券簽訂了《勞動合同》，成為齊魯證券投行總部的員工，勞動期限為三年。2008年12月，王強通過了中國證券業協會組織的保薦代表人勝任能力考試，取得了準保薦代表人資格，2010年3月，中國證監會核準了王強的注冊保薦代表人資格。

　　2010年4月，王強提出了離職，而齊魯證券不僅同意了其離職，還開具了退工單。

　　一年之后，已經在另外一家券商工作了一段時間的王強卻收到了齊魯證券勞動爭議仲裁申請書，而其中申請的賠償金額竟然高達1600多萬元，齊魯證券的理由主要是向王強提供了大量的培訓機會和支出了費用。

　　在本網接觸的多位投行人士看來，齊魯一反之前的同意王強離職到一年后的天價索賠，有可能是齊魯證券內部對王強獲得保代資格之后的“出走”不滿，也因此提出了很可能是該領域歷史上最高的、也是非常罕見的索賠金額。

　　從最后仲裁的結果也可能看出，雖然因為諸多因素，勞動仲裁部門裁定讓王強向齊魯證券進行賠償，但25萬元的違約金和5萬元的賠償金也顯然證明就連仲裁部門也對于齊魯證券提出的要求無法接受。

　　而在王強看來，無論是多大的賠償都是不合理的，因此齊魯證券又將這一糾紛提升到法律訴訟層面。目前，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將在不久之后對這一糾紛作出二審判決。

　　在李莉萍看來，齊魯證券實際上并未向王強提供技術培訓，也就無權向王強主張違反服務期違約金。

　　《勞動合同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用人單位為勞動者提供專項培訓費用，對其進行專業技術培訓的，可以與該勞動者訂立協議，約定服務期。勞動者違反服務期約定的，應當按照約定向用人單位支付違約金。違約金的數額不得超過用人單位提供的培訓費用。用人單位要求勞動者支付的違約金不得超過服務期尚未履行部分所應分攤的培訓費用。

　　而李莉萍指出，“本案一裁兩審階段，齊魯始終未舉證證明其向王強提供了專項培訓，也未舉證證明其為專項培訓支出了相應費用，既然沒有提供培訓，又無支出專項培訓費用，有何權利約定服務期？又何來違反服務期違約金一說？沒有培訓，沒有培訓費，違約金即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不僅違法，而且違反常理。”

　　另外，《勞動合同法》第三十六條規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協商一致，可以解除勞動合同。李莉萍介紹說，本案中王強于2010年4月9日提出辭職申請；齊魯于2010年4月19日批準王強辭職申請，王強也于2010年4月28日辦理了移交手續；齊魯則于2010年4月29日向王強出具退工單并還回勞動手冊。

　　因此，李莉萍認為王強提出辭職申請及齊魯同意其申請的行為即雙方對解除勞動合同事宜的協商一致，屬于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協商一致解除勞動合同的情形。而齊魯在一裁兩審階段，均無法舉證王強辭職給其造成了損失，從反面證明了王強辭職未造成單位損失。

　　對于這一天價索賠案，齊魯證券對于本網的采訪要求則一直在回避。齊魯證券總裁鄧暉對本網記者表示對這一索賠案并不清楚，會讓投行部聯系本網，但截至發稿，齊魯投行總部也沒有作出任何回復。

　　事實上，齊魯證券近期“麻煩”不斷，不僅在上周末證監會公布的2012年度券商分類評價結果中被降級，從去年的AA級下調至A級，更由于今年4月份爆出的前任投行部門負責人李黎明腐敗案而陷入“丑聞”。

　　而內部人士介紹說，齊魯證券除了李黎明腐敗案之外，2010年還有其他部門員工被相關監管部門立案調查，這些都顯示出齊魯證券在內部管理上的不足。

　　另外，一位法律界人士也指出，齊魯證券之所以能開出如此巨額的賠償費，也是因為新的勞動法大大降低了仲裁和訴訟成本，才敢于“漫天要價”。這位人士稱，“現在勞動仲裁是沒有費用的，而勞動爭議訴訟費(一審)為10元，簡易程序減半為5元，而不再像以前那樣按照訴訟標的的一定比例來收費，因此仲裁和訴訟都有很大的隨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