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投行的研究觀點偏差，在某信用評級機構的董事總經理看來，是盈利機制決定的，他向本報記者坦言：“從根本上說投行沒有動機要保證研究的客觀公正。”

　　實事求是地講，評級機構在次貸過程中的確存在一些失職，但是評級機構的收入完全依賴于提供評級服務，無論如何都有動力保證評級被政府及投資界認可。

　　而投行的收入絕大部分是來自投資銀行部的項目以及機構投資者的經紀業務等，因此為客戶謀取更大利益從而得到更多服務費用是投行的目標。

　　“為客戶謀取利益才是分析師做研究的目標。”卜若柏指出，“最明顯的就是目前摩根士丹利等華爾街投行在中國的行為。”

　　一段時間以來，外行報告總是重點提到中國有極大的通脹壓力，“其實，他們是希望借此中國能提高利率水平，使他們的客戶在中國獲得更多投資回報。”他表示，因為摩根士丹利等的客戶都是海外投資者，所以這些投行的分析師不需要對中國經濟負責，他們重視的是海外投資者有何需求和意見。

　　今年下半年，由于國際金融形勢的急轉直下，這些外行們又基于海外客戶們的新需要，撰寫了中國應該大舉救市的相關報告以及“設立平準基金”的預測，“這并不是他們多么有經濟頭腦，僅僅是利益驅動下的觀點。”卜表示。

　　5.逃離“絞肉機”

　　對于分析師來說，其所處的尷尬境地或許值得同情，但其尷尬背后卻還是有著巨大的利益回報。

　　同樣，一個行業的軟肋，也不應構成分析師做出不規范行為的理由。當上述分析師W提前向基金客戶透露招標的結果時，他已經涉嫌違規甚至是違法。

　　“如果他只是提前知道這樣一個招標結果，那并不算違規，但是他一旦向股票利益相關方透露這個信息，那就是一個不合法的行為，至于認定其違反了哪些法規還要具體看他獲取以及透露信息的細節。”北京某律師事務所的石律師分析道。

　　而這種提前透露公司重大信息也并不是首例，最有影響力的相關案例是杭蕭鋼構的信息披露違法案件，一度成為證監會教育投資者的典型教材。

　　當然，除了證監會的監管，作為直接領導分析師的券商研究所，需要把好第一道關，給分析師提供一份相對平穩的收入和寬松平和的工作氛圍，減少外界對于研究的干擾。

　　“例如，華爾街的隔離墻制度是值得借鑒的。”曾在紐約接受過培訓的中金某工作人員對本報記者表示，另外對分析師的短期業績采取寬容態度也是必不可缺的。

　　去年年底，上海某研究所的前地產行業分析師持看空觀點，某幾家基金對此不滿，認為影響了基金的投資，竟然以交易量減少為要挾，結果可想而知，該研究所勸退了此“影響大局”的員工。

　　如果每一家研究所都是如此，那么分析師僅剩的那一部分獨立性也將不復存在。

　　瑞銀證券策略分析師陳李認為：“以我在本土券商以及現在外行的工作體會來看，賣方的自我約束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買方的需求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