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富國星投顧
1972年，戴蒙德在新幾內亞研究鳥類演化時，當地的政治人物亞力向他提了一個問題：“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這么多貨物，再運來這里？為什么我們黑人沒搞出過什么名堂？”。時隔25年之后，戴蒙德在《槍炮、病菌和鋼鐵》中套用這一問題，提出“為何財富和權力的分配是以今天這種面貌呈現，而非其他形式？”，展開了對人類社會之演化的探討。
01
族群間的生物差異？
種族主義者認為各族群之間在技術和組織上的差異是因為各族群的的天賦有差異，但是鑒于族群間的社會環境和教育機會差別很大，驗證“技術水準差異反映智力高下”這個假說存在雙重困難。認知心理學家至今沒有可靠的證據可以證明非白人族群有先天的智力缺陷，戴蒙德反而覺得“新幾內亞人比西方人要聰明”，并從先天的遺傳和后天的心智發展兩方面提供了論據，當然這是反駁種族主義者的一種姿態，而非本書的真正要義。戴蒙德在書中真正想表達的是：各族群的歷史循著不同的軌跡展開，其實是環境而非生物差異造成的。
02
哪些環境的差異？
戴蒙德將影響人類歷史發展的主要環境差異總結為四組因素，第一組是生物資源，各大洲可供馴化的動植物資源不同，歐亞大陸擁有得天獨厚的生物資源，并進一步發展為人口的優勢；第二組是影響傳播與遷徙速度的條件（大洲內部傳播），歐亞大陸的大陸軸線是東西向的，而且生態與地理障礙比較少，更有利于農作物、牲口以及技術發明的傳播；第三組是各大洲與外界溝通的難易程度不同（各大洲間傳播）；第四組是各大洲在面積或人口總數上的差異，面積越大、人口總數越多的大洲，發明家越多、相互競爭的社會越多、創新也越多。
03
歷史普遍模式的因果鏈
自然環境（如大陸軸線的方向、可供馴化的野生物種）可能是某個族群得以征服其他族群的終極因，這些終極因導致了各大洲、各族群之間食物生產的不同，進而帶來人口增長和人口密度的差異，最終產生了某個族群得以征服其他族群的直接原因，即槍炮、病菌與鋼鐵，形成了各族群之間不同的發展路徑。
04
食物生產的興起與擴散
了解地理差異與槍炮、病菌和鋼鐵的關系，首先要從食物生產入手。生產食物的行當，其實是從狩獵-采集階段就已經出現的技術一步一步發展成功的，可為何從狩獵-采集到食物生產的轉變只發生在某些地區呢？戴蒙德歸納了五個因素，包括可獲得的野生食物越來越少、馴化植物的回報越來越多、生產食物的技術（采收、處理和儲藏等）不斷改進、人口密度上升與食物生產興起的雙向關聯，以及掌握食物生產技術的社群憑借人口等優勢對狩獵-采集者地區的同化或驅逐消滅。最終，適合馴化的野生動植物的地理分布解釋了為何只有幾個地區能夠獨立發展出食物生產的技術，而大陸軸線的走向則影響了食物生產技術的傳播，為人類歷史的命運埋下了伏筆。
05
從食物生產到病菌
比起狩獵-采集的生活形態，農業孕育了更稠密的人口，同時定居形態的農民生活圈為微生物提供了侵入人體和水源的快捷途徑，最終農業的濫觴觸發了群聚傳染病的演化。進一步地，戴蒙德從歐亞大陸群聚傳染病多源于牲畜，而美洲野生物種貧乏這個視角解釋了致命群聚流行病不能在美洲興起以及由此而來的歐洲和美洲病菌交流不對等的問題。最終，病菌作為歐亞族群和馴化牲畜長久以來朝朝暮暮相處的結果，在歐洲人對美洲的征服中承擔了關鍵角色。
06
從食物生產到文字、技術和集權政治組織
食物生產占優勢的民族孕育了更稠密的人口，從而帶來了更多的潛在發明家和相互競爭的社會；另一方面，食物生產手段可以讓農民產出食物盈余，因此農業社會可以供養文士、技術專家和政治家。文字、技術和集權政治組織從食物生產和社會間的競爭中發展出來，成為某個族群得以征服其他族群的近因。
07
地理環境決定論？
環境地理和生物地理影響社會的發展并非新的觀念，戴蒙德解釋歷史普遍模式的框架在某種程度上契合地理環境決定論的立場。不過，戴蒙德也并非完全是地理環境決定論的擁護者，他認為歷史系統即使有終極的確定性，也仍舊是復雜、不可預測的，文化特異性、個人的特異性也使得歷史變得難以用環境力量和其他通則解釋。
責任編輯：常福強
VIP課程推薦
APP專享直播
熱門推薦
收起
24小時滾動播報最新的財經資訊和視頻，更多粉絲福利掃描二維碼關注（sinafin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