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橄欖型社會治理模式從效率轉向公平

　　盤和林

　　據媒體報道，國家統計局綜合司副司長、新聞發言人毛盛勇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保守測算，目前中國中等收入群體超過3億人，大致占全球中等收入群體的30%以上，也占全國人口的30%左右。另據上月20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透露，中國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體。

　　盡管對于中等收入的定義，在網上不乏爭議，但是從中仍然可以看出一些趨勢。當前繼續進一步實施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增加低收入群體（以下簡稱“擴中”政策）的收入戰略，意味著社會結構逐漸從“金字塔型”步入“橄欖型”社會，顧名思義，“金字塔型”是一種窮人占絕大多數而富人占少數，同時貧富差距較大的社會結構；而“橄欖型”社會是指社會階層結構中極富極貧的很少，中間階層卻相當龐大。

　　從人口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人口社會結構的變化不僅深刻影響消費等經濟的變遷，而且人口社會結構的改變還極大地作用于社會制度并引致其變遷。筆者認為，經濟發展的程度直接決定公共政策的取向，中國公共政策以及社會治理模式必須從注重“效率”，轉向更加注重公平，更加注重發展質量。

　　中國社會結構長期處于“金字塔型”結構，其最大危險就是社會不穩定，而“橄欖型”社會的基本特征是“兩頭小，中間大”，有利于社會穩定。實事求是地說，除了收入分配等的確存在不盡人意的地方，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于“落后的生產力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間的矛盾”，這是過去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低收入群體數量眾多的主要原因。

　　如果用“做大蛋糕”比喻經濟增長，“分好蛋糕”比喻收入分配，首先還是要把“蛋糕”做大，才能讓更多人分得一份較大的“蛋糕”。反貧困理論認為，經濟增長是緩解貧困的決定性因素和前提條件，減貧有賴于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是減貧的強大動力。

　　換言之，從“金字塔型”向“橄欖型”社會邁進，必須有經濟增長作為前提，中國經濟發展為改革提供了物質基礎，這些改革就包括收入分配改革和脫貧攻堅戰等“擴中”政策。因此，在這個邁進過程中，經濟、社會等公共政策都是“效率優先”或者說“兼顧公平”。

　　現在，我們除了需要珍惜和穩定這種結構、繼續呵護和培育更多的中等收入群體以外，更要關注這個群體由于其自身文化程度、生活方面、價值觀念等多方面的獨特性，并由此產生的“社會態度”變化。這必然對未來社會治理模式產生重大影響，未來公共政策必須與之相適應。

　　前不久，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撰文呼吁“正視中等收入群體的無力感”，一些事件在任何生活條件下都有可能發生，但正是中等收入群體對于生活品質的追求以及理想生活的期許，讓這樣的問題更為公眾所矚目。這類問題過去也存在，但受當時發展水平的限制，基本生存保障和溫飽還需要努力爭取，其受關注度就不會太高。但到了現在這個階段，那些問題開始成為社會最敏感、最具沖擊力的議題。

　　這說的就是社會結構改變過程中“社會態度”的變化，“金字塔型”社會更多關注“生存保障”和“溫飽”，其治理模式下的公共政策等必然是“效率優先”或者“兼顧公平”，而“橄欖型”社會，社會治理模式必然需要向更加注重公平，至少是“效率與公平并重”。

　　如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對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關注，意味著今后經濟發展更注重公平性、可持續性、共同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做了很多細化的要求，其中圍繞解決突出民生問題、回應群眾關切、基本公共服務和民生保障、化解社會矛盾等提出了8方面的精準政策。

　　所謂“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應該就是指向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后的“橄欖型”社會的治理模式創新。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布置的2018年經濟工作重點，也不難看出，中國社會治理模式已經在向著更公平、更高質量的“橄欖型”社會治理模式悄然轉變了。

　　（作者系中國不良資產行業聯盟首席經濟學家）

責任編輯：李堅 SF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