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專訪李鐵：推動人口結構優化，破解老齡化難題

　　本刊記者 楊中旭/文

　　2017年1月25日晚，國務院全文公布了《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在肯定城鎮化帶來人口集聚這一利好的同時，規劃也直面了勞動年齡人口下降、老齡化程度加深、人口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人口和資源環境承載力緊平衡等問題。主流觀點認為，中國人口紅利已經喪失，勞動力供給不足。作為作為城鎮化研究的資深學者，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理事會理事長、首席經濟學家李鐵提出，“以人口結構優化破解老齡化難題”，其主張與主流觀點有著明顯差異。1月26日上午，李鐵接受《財經》專訪，在分析人口問題的同時，詳述了人口結構優化的對策。中國人口多仍是主要矛盾

　　《財經》：最近幾年，近些年，理論界有一種比較流行的觀點，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在喪失，勞動力供給將面臨嚴重不足，并會直接影響到中國經濟的發展，計劃生育政策也受到了嚴厲的批評。

　　李鐵：我的觀點有所不同。中國人口總量過多、特別是受教育水平較低的人口較多，低端勞動力長期過剩，這一基本面仍然存在，依舊是主要矛盾。同時，伴隨著產業轉移和升級，中高端勞動力供給不足，讓我們又面臨人口結構失衡的嚴峻現實。

　　《財經》：如此說來，限制人口總量仍有必要？

　　李鐵：我用數據來回答你的問題。從規模上看，2016年中國總人口13.83億，居世界第一，GDP初步核算約74萬億元，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僅8000美元左右，世界排名約77位。

　　中國人口多還有以下幾個特點：一、農村人口多。2014年農村戶籍人口有8.7億，即便按常住口徑，2015年農村人口也高達6億，2016年為5.9億。二、貧困人口多，目前全國農村貧困人口約占農村居民的7%。三、受教育水平較低，從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看，未上過學的占7.25%，上過小學的占38%，上過初中的占45%，而高中及以上的僅占9.79%。在產業向中高端邁進的大背景下，中國的勞動力受教育水平不高已經成為發展短板，而主要的問題在農村。

　　《財經》：人口總量雖然多，是不是提高教育水平即可？

　　李鐵：沒有那么簡單。資源、能耗、耕地都是問題。

　　2015年中國人均能耗是3.12噸標準煤/人，約為日本（4.96）的2/3，韓國（7.52）的2/5，美國（9.88）的1/3。那么，未來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未來人均資源能源的占有水平勢必要增加。

　　同時，雖然中國的發展水平和發達國家相比并不高，但人均碳排放水平卻很高，2015年的人均碳排放總量7.5噸，比歐盟的人均碳排放總量高0.5噸，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6噸。2015年，中國碳排放總量占全球總排放的29%，美國和歐盟分別為15%和10%。未來隨著人口的增加，碳排放壓力巨大，對環境也將產生巨大的影響。

　　目前輿論更為關注勞動力價格上漲和所謂的勞動力短缺，但是農村勞動力仍有較大剩余、戶均耕地規模仍然很低的事實卻被忽視。當前，戶籍口徑下的人均耕地2.32畝，戶均耕地為9畝，和1958年的水平相比，農村戶均耕地減少了3.5畝，人均耕地減少了0.5畝。

　　與日本、韓國及歐美國家相比，中國戶均經營規模僅約0.6公頃，是韓國（1.5公頃）的40%，是日本（2公頃）的30%。與歐美國家差距則更大，美國（169公頃）、法國（70公頃）、德國（38公頃）分別是中國的282倍、117倍和63倍。可見，中國的農業勞動效率還非常低。如果我國的戶均經營規模能達到韓國或日本的水平，那么農村大約還可以再轉移出約2億的勞動力。

　　硬幣的另一面，2015年，中國大陸糧食進口總量已經超過1億噸，相當于在國外占用了8億畝到10億畝的耕地。雖然農業勞動生產率在提高，糧食產量實現“十二連增”，連續十二年突破1.1萬億斤，但是進口數量也在大幅度增加，糧食供給僅僅靠國內已經不能滿足人口增長和對農產品多元化消費的需求。

　　中國農業發展受到多因素遏制，如國內土地沒有休耕過，而且污染問題也比較嚴重。1996年，美國學者布朗懷疑中國人能不能養活16億人口。如果僅靠中國自己的耕地，目前確實難以養活得了。2015年國內耕地總量是20.25億畝，按照目前的畝產量，養活14億人，約需耕地30億畝。這讓我們在國際上的壓力也很大。生育率降低和人口老齡化尚未導致危機

　　《財經》：有一個抽樣調查數據，說中國大陸總和生育率在2015年降到了1.047，這讓很多人為之色變。

　　李鐵：那是抽樣數據。2015年，中國大陸總和生育率在1.5—1.6之間，較2008年總和生育率水平低了不到0.1。其實，生育率降低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一方面，現在的生育成本越來越高，特別是城市生育成本高。另一方面，“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已經被日趨完善的社保體系所替代。有了這些背景鋪墊，你就會明白，放開二胎的政策效果，恐怕不會那么立竿見影。

　　計劃生育政策是一項長期國策、基本國策，只有在中國的特定體制下才能實現。作為一項強制性政策，存在輿論爭議也很正常。另外，剛才已經談到了資源、能耗和耕地的問題，計劃生育也是在對全世界、全人類負責的問題。人口多，給印度、菲律賓、肯尼亞等國帶來了太多的問題。如果中國人口也達到了15億、16億，甚至是20億，那么人們的生活會怎么樣？

　　《財經》：問題是，老齡化已成事實。

　　李鐵：老齡化問題沒有想象得那么嚴重。我還是拿數據說話：2015年，中國的平均預期壽命是76.34歲，比日本（84歲）要低近8歲。中國人口基數太大，有13.7億人口，是日本（1.27億）的約11倍。從單位時間來看，日本（男）的平均預期壽命從64歲提高到70歲花費了13年，平均每提高1歲花費0.9年。2010~2015年，中國的平均預期壽命從74.83歲提高到76.34歲，平均每提高1歲要花費3~4年，中國要達到日本現在的老齡化水平，還有二三十年的時間，這是我們施行改革的時間窗口。

　　其實，增加勞動剩余時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決老齡化問題。通常情況下，農民工45歲就返鄉了，“退休”年齡比城市居民法定退休年齡低了15歲。中國的老年人也大多留在家里，并承擔了本應由社會承擔的就業，比如，替年輕一代帶孩子。日本70歲以上的老年人還在開出租車、從事清掃、機場搬運工的工作，且是高素質的勞動力。

　　當前很多大城市都采取了限制人口的政策。他們沒有看到，常住人口老齡化和戶籍人口老齡化有著根本的區別。2015年，北京戶籍人口老齡化是23.7%，而常住人口老齡化是15.6%。可見，外來人口涌入城市，起到了稀釋的作用，降低了老齡化的速度。因此，只有推進城鎮化，通過人口要素的流動，才可以解決老齡化問題。優化勞動力供給是當務之急

　　《財經》：就算老齡化問題有解，可5年前，適齡勞動人口出現歷史性的下滑拐點。

　　李鐵：的確如此。2015年，外出農民工數量接近于零增長。據統計，農民工增量從2010年的1245萬人逐年減少，到2015年減少到352萬人，平均每年減少179萬人（見圖1）。跨鄉鎮外出的農民工增量從2010年的802萬人大幅度下滑到2015年的63萬人，平均每年減少148萬人（見圖2）。這說明當前勞動力需求正大幅下降，農村閑置勞動力大幅度增加的問題將日益突出。圖1 2010~2015年農民工總量和增量變化Figure 1 The total and incremental change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2010 to 2015

　　圖2 2010~2015年外出農民工總量和增量變化Figure 2 The total and incremental change of the out-of rural workers from 2010 to 2015

　　《財經》：低成本加工業的時代已經遠去，以往對農民工的旺盛需求一去不復返。

　　李鐵：GDP增長速度趨于減緩，由2010年的10.6%減至2016年的6.7%。城鎮化率增速總體上也呈下降態勢，從2010年1.61個百分點的增長速度下降到2014年的1.04個百分點。雖然2015年和2016年的城鎮化率有所反彈，分別提高了1.33個百分點和1.25個百分點，2016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7.35%，但是和農民工外出轉移的數字有著明顯差距，包括行政轉移在內的諸多原因還需要再進一步深入研究。可以肯定的是，城鎮化率未來繼續維持一個百分點以上的高速增長已無可能。

　　從政策推進的角度看，農民工市民化政策尚未順利落實，他們在城市仍未能真正地享受與城市戶籍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待遇，他們也并未真正地實現轉移進城。戶籍制度改革的推進也遇到了一些難點，特別是在一些農村勞動力轉移較多的地區，農民工仍然會面臨較嚴苛的進城落戶限制，未來城鄉人口兩棲就業和居住并存的現象將會長期存在。

　　《財經》：技術進步是不是也讓原有的就業崗位大幅縮減？

　　李鐵：最近幾年，制造業就業人員占就業人員總數的比重逐漸下降，2015年較2013年下降了0.29個百分點，而資本和技術的替代是制造業從業人員工資上漲的重要原因。2005~2015年，我國制造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的平均工資由15934元上漲至55324元，增長了247%。勞動力變貴，機器人就開始替代。目前全國有3000多家機器人工廠，而廣東、江蘇的機器人公司數量超過500個。經濟越發達的地方，機器替代人的現象越普遍。浙江省通過機器換人，2013~2015年減少普通勞動用工194.7萬人。根據浙江經信委的調查，61.5%的企業減少一線員工超過10%，其中16.3%的企業減少30%以上一線員工。可見，資本和技術取代勞動力是長期趨勢。

　　農村也同樣呈現出資本和技術替代的趨勢，農業機械化正逐步替代傳統勞動手段。在河南、黑龍江的農村，一到收割季節，田間地頭忙碌的全是聯合收割機。據農業部估計，2016年我國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達65%，是1998年的4倍多。

　　《財經》：這些都讓找工作變難了，可不少大城市還在千方百計地排斥外來人口。

　　李鐵：不得不承認，當前城市的包容性有所下降，導致大量服務業崗位的喪失。1998年以來，中國城市形成了以房地產為導向的發展模式，這促進了城市的發展，但也帶來了一系列弊病，比如，降低了城市的包容性，排斥低端產業和人口。

　　本來，城鎮化進程可以解決一部分勞動力過剩，但在傳統城市發展模式下，城市又在排斥外來人口，沒有發揮出服務業吸納勞動力就業的潛力。2015年，我國服務業就業占比為42.4%，和其他發達國家比較，仍相對滯后。即使與日韓等東亞國家相比，我們也相差30個百分點以上。圖3 三次產業就業比重的國際比較Figure 1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Employment-to-Population Ratioby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財經》：這么多的嚴峻挑戰，該如何應對？

　　李鐵：未來的重點，在于調整人口結構。提高人口質量而非數量，用更少人口來創造更多價值，才是發展大計。放眼全球，未來各國之間競爭的重點在于資源、能源，人口越多，消耗能源越多，低水平人口增長對世界是災難。

　　《財經》：實現優化人口結構的目標，你有何政策建議？

　　李鐵：首先，加快推進城鎮化。

　　城鎮化是優化人口結構、促進人口全面發展最有效的途徑。城鄉出生預期壽命存在較大差距，根據六普數據推算，城市（男）、城市（女）的出生預期壽命分別較鄉村高6.5歲和4.2歲。城鄉受教育水平也存在差距，2014年，6歲及以上人口中高中學歷的占比，城市較鄉村高15.2個百分點，而城市大專以及上學歷的占比是鄉村的11倍（見表1）。從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來看，2015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元）是農村居民的2.7倍。通過城鎮化，縮小城鄉間的差距，提高受教育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進而起到調整人口結構的作用。其中，減少務農人口是人口空間結構調整的最關鍵因素。表1 2014年6歲及以上人口中不同受教育水平人口的比重Table 1 The Percentage of Population Aged 6 and Overby Educational Attainment（2014）

　　

　　其次，完善人口信息采集和發布。政府的政策調整需要一定時間，因此，制定人口政策的時候，要了解未來的長期發展趨勢，要看到農村問題和貧困問題，還要及時跟蹤和調整生育狀況。調查結果應對社會頻繁發布，讓全社會都能及時了解人口信息，實際上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情況并沒有那么嚴重。

　　第三，要促進城鄉勞動力要素的流通，轉變城市發展模式，增加城市的包容性，則加快戶籍、土地、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

　　最后，要改進統計方法，更多從移動端獲取數據。當前中國手機用戶數量超過13億，手機已經完全實名制，可人口統計上還在按抽樣調查或者十年一普查的方式來統計人口數據。在研究人的空間流動狀況、人的分布及生活消費狀況的時候，完全可以從近14億用戶的手機移動端來獲取，這對人口研究有著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