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評：謹防民間投資被“擠出”

　　《中國經濟周刊》特約評論員 葛豐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16年第19期）

　　國家發改委近期發布數據顯示，一季度民間投資同比增長5.7%。這一增速比2015年全年增速降低了4.4個百分點，比去年同期增速更是降低了7.9個百分點。

　　民間投資增速大幅回落，最根本的原因是宏觀經濟仍在探底企穩過程中，對未來時期前景的判斷，正如《人民日報》5月9日援引權威人士觀點所述，“今后幾年，總需求低迷和產能過剩并存的格局難以出現根本改變”。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投資約束性、敏感性均相對較強的民間資本更多地采取審慎態度，符合市場經濟普遍規律。

　　不過這一波民間投資增速回落，另有一些不同于以往的苗頭需要警惕。具體來說就是：此前我國政府支出對民間資本的“擠出效應”表現得其實并不很明顯，如2006年起，我國民間投資在全社會投資中的比重一舉突破50%并持續攀升至2015年的64.2%，即使在2013—2015年經濟步入新常態期間，民間投資增速開始呈現走低趨勢，但也始終高于全社會投資平均增速。

　　但上述狀況在今年一季度中驟然反轉。當季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同比增長10.7%，不僅比去年全年提高了0.7個百分點，而且非常罕見地超出并顯著高于民間投資增速；其中，尤其是國有控股企業投資增速明顯回升，同比增幅高達23.3%。

　　當然，僅憑對比情況尚不足以充分證明，政府擴張性的逆周期調控開始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因為民間投資萎縮也有可能完全由自主性因素驅動）。因此探究這一問題，還要深入到這一輪擴張性操作的具體發力點及傳導機制中去一窺究竟。

　　政府逆周期調控的主要抓手無非是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其中單就貨幣政策來看，一季度我國新增人民幣貸款額達到4.61萬億元，創歷史同期最高水平。但問題是，這種看似“寬松”的貨幣環境除了一如既往地受到銀行所有制偏好的干擾外，另有一重新的干擾因素是地方政府的債務轉換規模不僅龐大，而且仍在繼續較快增長中。因此，這就導致民營部門可獲得的資金仍然不足，實際利率也仍然偏高。政府主導的投資行為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對民間投資形成“擠出效應”。

　　此外，再就財政政策來看，一季度在積極財政政策基調引導下，國家預算資金增長16.9%；在全部固定資產投資中，基礎設施投資占比達到18%。而一般認為，政府加大公共品投資可以為民間投資提供一定引導作用，從而有可能產生一種“擠入效應”，但問題是，這種預想的效果在實踐層面，很容易因為各種針對民間資本的準入限制而南轅北轍。譬如有數據表明，我國基礎設施投資中，民間投資比重僅為23.7%，遠遠低于民間投資整體比重。因此，這就導致基礎投資占比越高，民間投資被“擠出”的程度就越嚴重。

　　所以說在經濟探底企穩過程中，提振民間投資一則要通過大力度反周期調控，讓民間資本看到未來前景可期；再則就是要進一步創新重點領域投融資機制，盡可能防范、消除民間投資被不必要地“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