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陳榮

　　與其用倫理道德與風險危害批判新技術，不如思考完善技術的操作規范和管控技術風險的監管措施。

　　在一項生命科學的前沿技術上，中國科學家成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不過這項“創舉”沒能獲得認可，反而迎來了國際生物學界的巨大爭議。

　　5月18日，美國國家科學院和美國國家醫學院（下稱“兩院”）宣布，將發起一項重要倡議，為編輯人類基因組的研究制定指導性規范。

　　“兩院”提議在今年秋季召開一次國際峰會，同時建立一個工作組，來研究涉及生殖細胞編輯的倫理、法律、社會和科學議題。

　　就在這項倡議之前，4月底，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主任弗朗西斯·柯林斯發表聲明，表態研究院不會資助任何人類胚胎基因編輯的研究。

　　讓幾家美國國家研究機構大動干戈的緣由，來自4月18日中國中山大學副教授黃軍就團隊的一項最新研究進展。

　　當天，黃軍就帶領的研究小組在學術期刊《蛋白質和細胞》上發表論文，報道了研究小組使用基因編輯技術改造人類胚胎的最新研究進展。

　　這被不少生物學界人士認為是逾越了基因研究的倫理和安全紅線，在一些人的眼中，甚至和當年的克隆人一樣，將引發“蝴蝶效應”，“打開人類滅亡的潘多拉魔盒”。

　　中國科學家做的這項研究，真的有如此巨大的能量？

　　論文“導火索”

　　實際上，黃軍就研究小組使用的基因編輯技術——CRISPR/Cas9，并非中國團隊獨創，它主要是通過對生物體基因組的改變，來讀取和改變遺傳物質和編碼信息。通俗一點的描述，就是把一小段基因剪切或替換掉。

　　與仍存在爭議的轉基因技術相比，基因編輯不涉及外源性基因，只是對生物體內源性基因的調控，所以更容易被人們接受。比如，在一些農作物的基因修復上，可以利用基因編輯技術，把一些遺傳疾病出現的基因突變恢復正常，讓農作物回到健康生長狀態。

　　CRISPR/Cas9技術已經屬于基因編輯的第三代技術，最近兩年，這項技術也已被全球生物科學界大量深入研究和優化。不過，在黃軍就小組的研究之前，還沒有人公開把這項技術真正應用在人體胚胎上。這也是爭議點所在。

　　事實上，未公開的研究也并非沒有。在黃軍就小組的研究之前，《麻省理工科技評論》報道了另一個還未來得及發表的研究項目：哈佛大學著名遺傳學家喬治·丘奇的實驗室中，博士后中國留學生楊璐菡正在對人類尚未成熟的胚胎進行基因編輯。

　　楊璐菡的研究主要針對乳腺癌的突變基因，希望能通過這一研究降低下一代女性的患病風險。但報道發表后，外界的輿論壓力讓她不得不停止了研究，論文發表也變得遙遙無期。

　　相比之下，黃軍就研究小組看起來就“幸運”得多，他們的研究并沒有遇到社會輿論以及倫理禁忌的壓力，文章順利發表在《蛋白質和細胞》上。最開始黃軍就想把論文發表在《自然》和《科學》雜志上，但先后被拒絕。

　　《蛋白質與細胞》是新創不久的學術期刊，并不如《自然》和《科學》等期刊一樣為人所熟知，不過，黃軍就小組的研究文章發表后，質疑和批評聲還是如洪水般洶涌而來。

　　這其中不乏一些生物學界和基因編輯領域的大師級人物。比如基因編輯技術的先驅弗奧多·烏諾夫以及CRISPR/Cas9技術的發明者之一詹妮弗·杜德娜就明確表態，應該禁止該技術應用于人類生殖細胞基因的改造。

　　倫理與監管

　　一些學者還將矛頭指向刊登論文的《蛋白質和細胞》雜志，指責雜志的編輯沒有對論文的發表進行同行評審，激進一點的批評，則認為雜志編輯極端不負責，這是在支持修改人類胚胎基因。

　　《蛋白質和細胞》期刊執行編輯張曉雪對于這些批評予以澄清，她說：“編輯部作出刊登這項研究的決定，不應該被看作是對類似嘗試的一種認可或者鼓勵。”

　　黃軍就隨后也對他們的研究作出進一步的說明，他認為自己團隊的研究并沒有跨越倫理紅線，研究所使用的胚胎都是無法發育的廢棄胚胎，而且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找出這項技術的問題所在。

　　按照黃軍就小組論文的描述，團隊使用了86個胚胎細胞，48小時之后，只有28個胚胎拼接成功，而且還有胚胎出現了“脫靶”突變（影響到正常基因）。

　　在研究小組看來，這一研究結果向學界揭示了技術的不成熟，因此他們停止了實驗，除非成功率接近100%。

　　但一些研究人員仍然擔心，這篇論文會是個開始，更多的人會在對基因編輯技術的后果不明確的前提下，就啟動更進一步的研究和實驗，進而演變到制造變種人類的地步。

　　這也是所有擔心的癥結所在，技術本身的成熟只是時間問題，但應用的方向出現偏差，整個人類種族的未來就有可能陷入危機。

　　這些擔心不無道理，不過，就像核技術等備受爭議的技術一樣，任何科學技術都有兩面性，是否會被應用于對人類有害的領域，這已經明顯超出科學家所能掌控的范疇。

　　《自然》雜志在隨后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改造人類胚胎基因組是一個復雜的問題。論文發與不發，都改變不了實驗已經完成的事實。而任何關于人類胚胎的人為操作，總是會引起激烈爭論，但爭論的最終目的，應該是制定出明確的規范標準，讓科研真正朝著有利于人類福祉的方向發展。

　　這或許是今后面對類似前沿技術應該保持的一種態度，與其用倫理道德與風險危害批判新技術，不如在人類共同的利益框架下，放開心態，思考完善技術的操作規范和管控技術風險的監管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