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海生

　　“既不是真正的神秘主義，也沒有拜金主義，是實用主義使得他們滿足并局限于如此匱乏的生活�！�

　　最近朋友圈里一篇文章瘋轉，標題是個疑問句：為什么朝陽區盛產仁波切？

　　過去一年間，筆者去過的各種茶道、花道和香道場合中，居士們占了一半以上的名額。他們聚在一起，最頻繁的話題就是問候對方身后的“大師”，交流一下“大師”的神跡。

　　有一次去朋友家玩，她神秘地說，他們小區的房價又漲了，因為中介說某位“大師”也在這里買了房。甚至在某國際品牌的產品目錄冊上，一位“大師”的名字也赫然在目，頭銜是總顧問。

　　前幾年還是內地“大師”。每次飯局上總能遇到一二位僧人，面帶微笑，高深莫測，讓你話講不到一句就不敢繼續下去�，F在，很多人供起了“上師”，且因為是密修，看不清摸不著，什么都可以往上貼——文藝青年說：在紅塵里修行；商業專欄的標題是：創業也是一種修行??

　　網上有很多分析文章，一致把嘲諷的炮火對準了新興的中產階級，覺得這是他們追逐財富路上心靈空虛的必然結果。甚至有外媒撰文稱：“中國需要某種東西來舒緩中產階級承受的壓力，佛教無疑比苯二氮平類藥物(一種鎮靜催眠藥)要好。”

　　但是，這其中會不會冤枉了中產階級？至少就目力所見，大部分中產階級還在為孩子、房貸、升職這些事纏得焦頭爛額，尋找一個心靈的安放地，對他們的確是一件難事。

　　但更多的時候，他們還有更多現實的事務需要面對，“大師”和“上師”們，和他們虛無縹緲的面目一樣，離中產階級也許還有一段距離。

　　馮友蘭寫《中國哲學史》時說：中國文化強調道德立場，放棄了價值判斷。映射到大眾文化中，一切都可以圓融地解釋得通，就和人際關系一樣。

　　而中國的中產階級，正處于有史以來最大的階層變通及整合中，稍不留神就會被排擠出去。這樣的生存壓力之下，心理上對仁波切有依賴可以理解，但某種程度上，和壓力相比，解決問題的對策和人脈更吸引人。

　　關于中產階級的困惑和處境，毛姆的小說在這方面落筆甚多，他的《月亮和六便士》、《刀鋒》，某種程度上都是在關注中產階級的精神問題。

　　《刀鋒》中的主人公拉里，在印度經歷了一番苦乏其身的游歷后，放棄了他繼承的全部遺產，回到紐約的花花世界開起了出租車。他喜歡印度那種“平靜、克制、悲憫、無私和禁欲”，在放棄了歐洲中心主義日益式微的當時，他以放棄的姿態，獲得了心靈上的平靜。

　　但對于現實層面的中產階級們，生活是觸摸可見的家人、工作，放棄并不是一條主干道。正像拉里在巴黎感受到的，“既不是真正的神秘主義，也沒有拜金主義，是實用主義使得他們滿足并局限于如此匱乏的生活。”

　　這幾年，中產階級的確有點無所適從，從茶道、香道到現在的馬拉松，各種流行的玩意一波接一波。

　　曾經看過有人一邊在公園里跑步，一邊捻著108顆的佛珠串，把佛珠等同于NIKE的計步器？場面之滑稽，卻也戲謔地說明：中國人實在是有種將一切實用化（庸俗化）的能力。

　　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的精神危機是一個偽命題。作為一個社會階層，他們在現實層面上還自顧不暇，他們所面對的問題，更多的是一個轉型社會的陣痛和困境，而對此，馬拉松和仁波切們都無法提供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案。

　　在《印度三部曲》中，奈保爾寫到：對于甘地，印度人把他變成圣雄，變成偶像，以便漠視他的社會觀點。

　　而對于中國的中產階級來說，他們需要的是現實的甘地，能逐一解決現實層面的問題，而仁波切們，更像是茶余飯后的一個談資。

　　 （作者為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