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博

　　一系列澄清吏治的措施，在一段時間內營造了不敢貪、不能貪的官場風氣。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北京西郊暢春園。

　　老皇帝康熙撒手人寰，四阿哥胤禛在“九門緊閉”的肅殺氛圍中奪得皇位，這就是雍正皇帝。父皇留下的爛攤子需要整飭，廟堂坊間的猜測需要澄清，而這一切，既離不開他的戰略決策，更離不開官員們的具體落實。因此，管好官員成了雍正初政的關鍵步驟。

　　如今，中央要求各級干部既“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又“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簡稱“三嚴三實”。當年的雍正，管教官員也有其獨到做法，在他看來，“治天下惟以用人為本，其余皆枝葉事耳”。

　　鐵打的朝廷，流水的官

　　康熙晚年，為政寬厚，管理寬松，官僚隊伍相對穩定，一些高級干部任職長久，工作沒了新鮮感，于是因循怠玩，日趨廢弛。雍正一反乃父的舊“常態”，人事變動頻率加快，前些天還在廟堂之上，過幾天便身陷囹圄；前些天還是基層小吏，過幾天便主政一方。

　　出現這樣的情況，一方面是由于雍正初年的政治斗爭激烈殘酷，允禩、允禟集團和年羹堯、隆科多集團的相繼倒臺，使大批干部丟官。另一方面，一些并非科舉出身的官員，雖然名不見經傳，卻因辦事機敏、政績卓著，被提拔到要職肥缺，發揮更大作用。

　　同一個職位，走馬燈似的換人，看似來去匆匆，有點混亂，但雍正有自己的道理：

　　 “事無一定，又不可拘執，有時似若好翻其案，不知其中實有苦心，總欲歸于至是，是故或一缺而屢易其人，或一人而忽用忽舍，前后頓異，蓋朕隨時轉移，以求其當者，亦出乎不得已。”

　　無論以前官職高低，任期長短，背景軟硬，都要流動起來，既保持了工作的新鮮感，又增加了官員的閱歷，在輪崗和嘗試中，逐步實現官員和職位的匹配，最終把差事辦好。同時，促使人人自危，不敢荒廢政務，官員隊伍更加勤懇敬業，作風為之一振。

　　御史劉燦曾公開反對雍正推行的耗羨歸公改革，雍正認為他這么做是有私心，便把他調到刑部當郎中。沒過多久，又見他“居心尚屬純謹”，將其提拔到福建擔任汀漳道道員。漳州糧庫缺米，劉燦懷疑其中有弊，便上報督撫嚴查。不料，上報文書被府縣截回，他氣得以頭撞壁。有人因此參劾他過于浮躁，有失體統。而雍正則不計小節，充分肯定他踏實辦事的精神。通過輪崗嘗試，使劉燦在更合適的崗位上發揮了更積極的作用。

　　重用“才具之員”

　　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云貴總督鄂爾泰上書言事，其中提到他的用人原則是“因事擇人”，而非因人派事。這一主張得到雍正的肯定，還獲得這樣一句朱批：

　　“可信者非人何求，不可信者非人而何。”

　　在他看來，“可信任”是在“德”的方面對皇帝絕對忠誠。然而，只有忠誠卻無法勝任官職，以及連忠誠和勝任都做不到的人，就不必抱期待了。比起“可信任”，雍正也看重“辦事能力”：“凡有才具之員，當惜之，教之”，“庸碌安分、潔己沽名之人，駕馭雖然省力，惟恐誤事”。安分守己固然是皇帝對大臣做人底線的基本要求，但如果安分到庸碌的地步，凡事惟皇帝馬首是瞻，提不出任何建設性意見，與養閑人何異？

　　儒家倫理倡導“以德服人”。三國時期司馬昭曾對官員提出“清、慎、勤”的三字要求，被后世奉為圭臬。要但想成為雍正朝的高級官員，除了做到“清、廉、勤”這三個基本要求外，還要擁有大局觀，懂得瞻前顧后，儲備各方面的知識，具備各領域的能力，真正做到德才兼備。

　　雍正極為看重辦事實力，其來有自。奪位之說自其繼位伊始便在坊間流傳，時時威脅著他的正統地位。雍正清理政敵、掃除異己，都與這件事的糾結有關。財政虧空、陋規泛濫、吏治腐敗、戰事不利，雍正接管的是一個糟糕局面，哪像個盛世的樣子？

　　正因如此，他必須如履薄冰地面對每一天，用勤奮來扭轉乾坤。看奏折是他一天的主要工作，一天批五六十份，每份都要批上幾十字、幾百字。一天的書寫量不下萬字。工作到后半夜也樂此不疲。雍正用自己的勤政，給官員們樹立了嚴于律己的榜樣。

　　皇帝愛批奏折，官員們落實朱批精神的工作量就異常龐大，對辦事效率的要求也在提高。雍正朝的高級干部里有沒有這樣的“超人”呢？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一個漢族大臣歷事三朝，均得重用，在這個滿洲貴族當權、滿漢矛盾依舊的時代是很不容易的。張廷玉做到了。他的獨門絕技，便是超強記憶力和公文寫作能力。雍正傳達口諭時，只有張廷玉記得最準，且在短時間內形成文字。軍情緊急之時，雍正口傳圣旨，張廷玉隨即寫成文字，經雍正稍加修改，便發往前線。這樣好用的大臣，誰不喜歡？

　　李衛的第一份體制內工作竟是花錢買的。在戶部做官時，眼看管理戶部的王爺公開從稅銀里抽成，怎么勸都不聽。他一不做二不休，就把這些錢單獨存在一個柜子里，掛上“某王盈余”字樣，置于廊下，搞得這位王爺非常難堪，再不敢從公家口袋里摳錢了。這種敢作敢為的精神，令雍正刮目相看。后來，他在浙江做官，貫徹雍正整頓鹽政的諭旨最徹底，成為“模范督撫”。

　　這些官員是“超人”，但不是“圣人”。允祥脾氣急，張廷玉“恭謙默作”，鄂爾泰善拍馬屁，田文鏡“寬以律己”，李衛經常捅婁子。然而，雍正用敲打取代懲罰，有效地管控了他們的缺陷，實現了揚長避短。

　　正風肅紀

　　“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結黨懷奸，夤緣請托，欺罔蒙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面從背非，種種惡劣之習，皆朕所深知灼見。”

　　對于康熙后期官場的種種丑惡現象，雍正有著切身感受。這使他在繼位后對官員作風的整飭，一刻也沒有停歇過。

　　雍正不斷地宣傳自己治理官場作風的三大理念：反對朋黨政治、反對沽名釣譽、主張剛猛務實。他認為，樹朋黨是“各徇其好惡以為是非”，擾亂朝廷視聽，破壞君主集權，是“罔上行私”的表現，是不忠于君主的大罪。年羹堯、隆科多雖是雍正繼位的大功臣，但他們迅速滑落，乃至身敗名裂，就是犯了結黨營私的官場大忌。

　　士大夫常講的“名實兼收”，在雍正看來，“所謂名者官爵也，所謂實者貨財也”。官帽子和錢串子，一個都不放過。山西巡撫諾敏，既不貪財，也不謀私，“兩年貢銀，一年完成”，成為雍正樹立的清理財政虧空的模范。然而，這些政績是建立在橫征暴斂和克扣商家基礎上的。真相大白后，雍正不顧各方求情，毅然將他處決。雍正認為，為了沽名釣譽而謊報政績，是以葬送朝廷前程和民意支持為代價的，危害比貪銀更甚。他要求大臣們“籌國是，濟蒼生”， 要求學校要“實行”、“文風”并重。

　　康熙后期寬仁的為政風格要不要繼承？雍正給出的答案是：“觀乎其時，審乎其事，當寬則寬，當嚴則嚴。”不拘泥于祖宗家法，要視實際情況定。雍正強調，繼位之初“人心玩偈已久，百弊叢生”，“若不懲創，將來無所底止”。 所以，雍正朝必須為政剛猛。

　　只靠皇帝不斷呼吁，當然不可能拔除當時官場腐敗的病根。雍正還實施了一系列針對官場弊病的改革措施。

　　實施耗羨歸公和建立養廉銀制度，大幅提高各級官員的薪水和辦公費，剎住了亂收費、亂攤派的自發動力。開設會考府，主持全國范圍內的大規模審計和清理積欠行動，迫使地方官賠補府庫虧空，確保地方財政穩定。創立奏折制度，用皇帝與重臣單線聯系的方式，形成中央駕馭地方和政令暢通的鏈條，實現高級官員之間的相互監督制約，最大限度地加強中央集權。

　　這些改革措施延續百年，固化了澄清吏治的制度性基礎，在一段時間內營造了不敢貪、不能貪的官場風氣。

　　雍正管教官員的招數，為改進官員作風、蕩滌官場環境、落實改革措施，都發揮了積極作用。他接手大清江山之初，府庫存銀不足800萬兩，交棒乾隆之時已有數千萬兩，經濟硬實力和政治軟實力觸底反彈，為乾隆完成大一統奠定了強大的國力基礎。在雍正朝這個特定時期，雍正的“干部管理”是成功的。

　　然而，雍正對官員的管理，仍然是建立在人治基礎上的一言堂做派，一切都以他的個人好惡為前提。這樣的狀態對君主的智商、情商和綜合能力，以及社會環境的寬容度提出了極高要求。一旦君主有變、環境有變，這些積極要素能否繼續維持，被打壓的消極面是否會卷土重來，都很難說。事實證明，雍正在官員管理方面的部分經驗，如“剛猛為政”、“以才為先”，只適用于雍正一朝，乾隆繼位后便加以糾正。而它過于依賴“人治”的問題，則在乾隆朝被不斷放大，最終走向了萬馬齊喑的另一個極端。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現供職于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