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軻

　　“‘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尚未破題，這是中國特色城鎮化最重要、最困難和最需要探索的內容�！�7月5日，發展中國論壇（CDF）副主席、中國農村變遷與農民發展協同創新中心首席專家王景新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今后一個時期，著重解決好現有“三個1億人”問題，即促進約1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改造約1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

　　7月5日召開的“第3屆中國新型城鎮化峰會”，以“居村農民就近城鎮化”為主題，由發展中國論壇、國家行政學院新型城鎮研究中心聯合主辦。

　　“居村農民就近城鎮化”聯合調研組組長王景新在會上表示，前兩個“1億人”城鎮化的路徑及政策已經明了，只要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社會穩定，目標定能實現。但第三個“1億人”的問題，亟待探索可行的路徑。

　　就近城鎮化有三個目的

　　第一財經日報：發展中國論壇為何關注“居村農民就近城鎮化”這樣一個話題？

　　王景新：“三個1億人”的精神，把“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由單純關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拓展到城中村和棚戶區改造，以及返鄉和居村農民就近城鎮化。這是中國政府對新型城鎮化道路和戰略的豐富和完善。

　　引導中西部1億人就地城鎮化，這是一件大事。我的理解是，提出“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主要有三個目的：其一，多渠道化解2.6億多“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的困難，減緩沿海大城市承受的巨大人口壓力之重；其二，優化城市結構，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產業和城鎮融合發展，促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協調推進；其三，推進城鄉一體化，促進居村農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顯然，“引導1億人就近城鎮化”較之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階段的“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就近、就地城鎮化”具有了新的時代意義。

　　今年3月，發展中國論壇組建了聯合調研組，到四川巴中、德州陵縣和平原縣、云南麗江華平縣調研，花了半個多月的時間，完成了三份調研報告。

　　日報：那么，什么是“居村農民”？怎么樣才算“就近城鎮化”？

　　王景新：居村農民是指居住在農村、具有農村戶籍、擁有承包耕地的社會成員（含返鄉“農民工”），它取代“留守農民”概念，對應于“外出務工農民”。就地城鎮化是指農民在鄉鎮和村級區域內實現了生產、生活方式市民化。農民無需遷徙和改變戶籍性質。實質在于農民的生產、生活及基本公共服務的方式和水平，達到中小城鎮標準。

　　我們在調研中發現，德州、巴中等地正在地、縣級區域內逐步建成多級城鎮體系和美麗鄉村景觀，城鄉居民的居住條件、就業機會、生產方式、收入水平、公共服務供給方式及水平逐漸趨同（等值化）的過程。

　　“全域城鎮化”并不要求所有村莊都建成集鎮、所有農民都進入城鎮并改變戶籍性質。

　　“產業興城”是關鍵

　　日報：通過調研，調研組有沒有發現實現“居村農民就近城鎮化”這樣一個目標，有哪些可行的路徑？

　　王景新：按照中國農民就近城鎮化的歷史順序，大概有三條路：第一條是“建設星羅棋布的小型經濟文化中心”之路。這是中國改革歷史上第二個“中共一號文件”（1983年）就提出來的一條道路。即在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的基礎上，推進產業、人口向中心鎮、村集聚，造就為數眾多的小城鎮、小集鎮和中心村，促進農民就近、就地城鎮化、市民化。

　　第二條是經濟強村就地城鎮化之路。行政村域的現代產業和人口集聚的規模、聚落建筑景觀，農民生產、生活及基本公共服務的方式和水平趨同于城鎮。把村莊變成小城鎮，村民變成市民。像江蘇華西村，浙江滕頭村、花園村、航民村、方林村，山東西王村，山西大寨村，河南南街村。

　　第三條是“全域城鎮化”之路。這是在一個地區范圍內，通過地級的龍頭中心城市，縣一級的次中心城市，重點鄉鎮再到社區、美麗鄉村，在多級城鎮體系內把所有的人融進來城鎮化的進程中。

　　事實上，就近城鎮化有多條道路，每一條道路都有成熟的經驗。

　　日報：經濟強村是不是更容易實現“就地城鎮化”？

　　王景新：是的。我們所調研的經濟強村有幾種類型，包括工業型經濟強村，如華西、南街、劉莊、大寨、西王、航民、滕頭、花園；市場型經濟強村，如九星村、方林村；現代農業型、旅游型特色經濟村，如義烏何斯路村、旅游小鎮——巴中平昌縣江口水鄉駟馬景區（創舉村、當先村）等。

　　此外，還有集鎮型村域社區，主要是基層政府治所村，高校、礦區和旅游景區駐地村；“兩區同建” 的新型園區和社區。

　　“產業興城”是就近城鎮化的關鍵，但“如何興產業” 卻非常困難，并不是人人都知道的，難題在后面。

　　村域城鎮化是新路

　　日報：推進農民就近城鎮化，應該注意些什么？

　　王景新：通過村域城鎮化而實現農民市民化的道路最便捷、成本最低、農民經濟權益和人格尊嚴最有保障。

　　但是，村域城鎮化和農民就地市民化是有條件的，不應該也不可能要求所有村域就地城鎮化。推進農民就近、就地城鎮化，需要全新的觀點、全新的概念、全新的評價標準。

　　我們注意到，“土地城鎮化” 轉變為“人的城鎮化”后，人口集聚與土地集中的矛盾并沒有消失，反而更加突出了。

　　這些問題包括招商引資企業轉入農戶承包地后的農戶參與機制及利益分配機制；不愿和不能流轉的承包耕地，如何有效組織遠距離耕作；農戶拆遷、宅基地復墾為耕地后資源再配置中的各方利益，還有居村農民就近城鎮化導致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大規模變動、基層治理結構改革如何跟進等問題。

　　日報：村域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民市民化是否也有局限性？

　　王景新：由村域工業化引發的村域城鎮化和農民市民化是中國城鎮化的一條“新”路，它不僅可以緩解大城市的發展壓力，而且可以優化未來城鎮化的布局和形態。

　　試想，如果我國60萬行政村中有5%左右即3萬個村莊能實現村域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民市民化，每個村鎮吸納約1萬人口，那么，將可容納3億多農民，實現就地城鎮化和市民化。

　　很明顯，著名經濟強村可以就地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民市民化，并不代表所有村域都可以或者應該通過這樣一條道路實現現代化。

　　只有那些具備條件并搶占了市場先機的村域，才能實現就地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民市民化的目標。因此，村域農工商協調發展的規律尚待更深刻地去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