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商灝 北京報道

　　 結構轉型是中國經濟正在面臨的巨大挑戰，人們看到中央政府近來在堅持區間調控的同時，提出了所謂定向調控的新思路，在剛剛過去的幾周內，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多次談及定向調控，最近更是具體闡述了定向調控的三大方向。有分析認為，當局試圖以區間調控和定向調控為宏觀調控的兩大“利器”，但定向調控要付出的主要成本，就是容忍增長適度放緩。在當前，如果不把工作重點放在果斷推進改革上，定向調控的盲目性會不會增加？其效力會不會大打折扣？而所謂三大方向的定向調控其實質究竟是什么？如何取得預期成效？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劉勝軍[微博]接受《華夏時報》記者專訪時說，如果沒有這樣的調控，并因此發生了比較大的系統性風險，則改革的議程和步驟就有可能被打亂，改革就可能被大幅度延后。由此來看，當前的調控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我們卻不能忘記，這樣的調控是為了服務于改革大局。一切的刺激，或所謂多個方向的調控，都是為了經濟暫時穩定的需要，其最終目的，應是為改革贏得時間。

　　實體經濟資金鏈困局

　　致普遍擔憂

　　 《華夏時報》：“通過微調預調、區間調控、定向調控，保證經濟在合理區間運行”、“定向調控的三大方向”，被認為是中央政府面對錯綜復雜的經濟形勢，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你怎么看？

　　 劉勝軍：這傳遞出兩個信號。

　　 一，經濟需要調控是因為中央政府不希望看到經濟增速進一步下滑，或者是希望能夠管理人們對經濟保持一定增速的預期。由此角度觀察，或許中央政府覺得需要采取一定的刺激或調控的措施。

　　 目前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企業的高負債，或是房地產和影子銀行，都積累了較大風險，并且很多風險都到了臨界點。比如我們已看到有越來越多民營企業家“跑路”，一個企業倒下往往涉及數百億債務，其債務鏈條影響面非常廣。因此中央政府提出調控新思路也是為了避免系統性風險的爆發。

　　 二，經濟需要調控是因為人們對“4萬億”仍然記憶非常深刻，其中更多的是負面記憶，中央政府已經意識到如果通過大量的投資信貸刺激經濟，雖有一定效果，其副作用卻會更大。因此，希望在目前的刺激和調控格局下，盡可能避免類似“4萬億”的副作用。由此意義看，中央政府創新地提出了定向調控的思路。這類調控，當然比“4萬億”那樣的簡單粗放式調控，可能副作用要小很多。

　　 但我們也應看到，在目前中國經濟的格局下，任何的刺激，都是不得已而為之，即明知其可能有副作用，卻還得用藥。如果不用藥，則可能出大問題，出現系統性風險。而一切的的刺激，或所謂多個方向的調控，都是為了經濟暫時穩定的需要，其最終目的，應是為改革贏得時間。

　　 如果沒有這樣的調控，并因此發生了比較大的系統性風險，則改革的議程和步驟就有可能被打亂，改革就可能被大幅度延后。由此來看，當前的調控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我們卻不能忘記，這樣的調控是為了服務于改革大局。換句話說，如果只是調控而忘記了改革大局，那么這樣的調控就是舍本逐末的調控。對于這個邏輯關系，我們必須有很清晰的認知。

　　 當前改革的進展，讓人們有所擔憂，改革進展的速度，滯后于市場的預期。人們現在還看不太明白，改革的種種舉措還需多久才能夠落地。基于這種不確定性和觀望的心態正在加劇。

　　 《華夏時報》：在相關改革并未到位、金融生態依然失衡的情況下，定向降準等定向調控有無可能事倍功半？

　　 劉勝軍：現在大家都在說企業的資金鏈普遍比較緊張，企業的過度負債比較嚴重，我們一定要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存在并非因為利率高或存準率高所引起，那只是表面，深層次原因在于，整個金融體系長期以來受到的過度管制，導致了金融體系的低效率，同時，貨幣超發又導致了資產價格的膨脹。

　　 這二者結合起來，誘使越來越多的資金體外循環，進入到了非生產性領域。也有些實體經濟領域的企業以年率20%以上的成本從影子銀行獲得資金用于企業發展的投資，但這種投資缺乏可持續性，只是企業為了生存而不得不接受高利率。因此，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金融體系過度管制問題，則很多實體經濟企業特別是那些目前過度依賴影子銀行的企業，將會被資金壓力所拖垮。

　　 短期內央行[微博]降低利率肯定沒有必要，因為目前官方利率實際偏低，如果利率全部放開，短期內利率可能還有上升空間。存準率有下降的空間，但對于存準率下調究竟是否能起到所謂定向、精準地將資金引入小微企業去的問題，目前還不能過度樂觀。因為許多商業銀行獲得新的流動性之后，其完全有可能將資金用于回報率更高的投資，比如借給一些房地產開發商或投向其他投資領域。從銀行自身逐利行為上看，這種可能性不應排除。商業銀行過去把資金貸給小微企業，并不代表其有了更多流動性之后，仍會繼續這么做。金融體系現有機制并不能百分百地保證達到這樣的效果。

　　 實體經濟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正提示著人們要加快金融自由化步伐，但比較遺憾的是，有關部門在推動金融市場化改革的時候，缺乏足夠的定力。

　　 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改革具有迫切性，應該以很大的魄力加以推動，使之在最近一兩年內有大的進展。否則，我對中國實體經濟能否擺脫資金鏈困局比較悲觀。

　　當務之急

　　是讓利率雙軌制并軌

　　 《華夏時報》：結構性問題長遠看確實比總量問題更重要，如何評估貨幣政策在定向調控中擔綱的作用？

　　 劉勝軍：在市場經濟當中，貨幣政策是最主要的政策。貨幣政策中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利率。而中國的利率傳導機制尚未實現，利率尚未市場化，還存在比較嚴重的雙軌制。目前影子銀行的利率大約是商業銀行利率的3倍，這是一種非常不正常現象，這導致利率不能夠作為貨幣政策的工具正常發揮作用。貨幣政策中另一個重要的工具就是準備金率。從國際經驗來看，準備金率不應成為主要的調控工具，其只是數量型工具而不是價格型工具。在貨幣政策當中，價格型工具比較有效率，數量型工具相對來說其對于引導資源合理配置的效率相對較低。目前中央政府過度依賴于準備金率這樣一種數量型控制工具用于調控，這反而會帶來很多扭曲。

　　 貨幣政策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工具是公開市場操作，這一工具在中國也并沒有真正運用起來，主要原因在于，公開市場操作是希望通過市場機制，能夠調節和引導利率，但中國目前還沒有利率市場化機制，所以還沒有公開市場操作的運作空間。公開市場操作對于貨幣供應量的吞吐當然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但目前其并非最大的影響因素。

　　 目前定向調控的主要依托手段，當然是貨幣政策。所謂調控，應該是宏觀調控，而非微觀干預。在宏觀調控中，一般而言主要是通過貨幣政策對整個經濟和金融體系產生全局性影響。但目前市場化程度比較低，所以還是比較多地依賴數量型而非價格型調節杠桿，這是最主要的問題。

　　 《華夏時報》：下半年有無降準或降息的可能？

　　 劉勝軍：有進一步降準的空間，主要原因是目前準備金率確實太高。另外，商業銀行在前些年資產負債表有過度擴張現象，過高存準率對商業銀行的流動性是很大挑戰，而且中國的商業銀行其市場程度尚未完全到位，很多商業銀行都是國有銀行，在市場機制不完善的情況下，就有可能出現短期化行為，比如短債長投或期限錯配等，都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如果這些現象越來越嚴重，銀行對于流動性就會更加敏感和脆弱，一旦有風吹草動，就有可能出現風險爆發的問題。去年我們已經看到發生了多次銀行業的流動性危機，這其實就是一種警告。

　　 所以在目前格局下，由于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實體經濟融資難，要緩解融資難，除了推進金融改革，短期內見效最快的動作就是降低存準率。如果下半年經濟出現進一步的風險因素，存準率還會下調，下調到15%到16%，這是一個中長期可持續的水平。當然在存準率下調過程中，如何防止貨幣過度投放帶來新一輪問題，這需要謹慎把握。

　　 至于說降低利率，我個人持反對態度。

　　 目前中國的銀行利率比較被低估，而影子銀行利率又太高，這意味著官方利率應該上調，因為銀行體系的資金現在太便宜。如果采取降息，帶來的后果是，國有企業和政府可以從商業銀行里貸更多的款，這種便宜的資金小微企業其實依然貸不到，對于緩解其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不會帶來太大幫助。反之，如果商業銀行加息，讓更多不合理項目拿不到貸款，銀行就可以把錢貸給那些更需要資金的小微企業。當然，這只是一個理想化的假設，現實中，短期內加息比較困難。主要因為企業對利率還不敏感，很多上市公司或國有企業對于利率并未建立一種敏感的市場機制，也就是銀行加息了要借，降息了更要借。所以，利率杠桿短期內尚難發揮有效作用。

　　 現在我們應該做的事情是，快速通過利率市場化，讓商業銀行的利率和影子銀行的利率并軌，這是當務之急。

　　政府要對繼續

　　減少審批權有清醒認識

　　 《華夏時報》：結構性調控政策如何發揮有效作用？有人以為政府比市場掌握更多信息、更有前瞻性，因此政府政策契合市場化邏輯。這種觀點是否有可能越來越占主流地位？比如對于最近林毅夫與張維迎就市場需不需要政府協調的問題展開論辯，你怎么看？

　　 劉勝軍：主張加強政府作用的觀點，有兩個論據都不成立。第一個論據是，政府有更多的信息，這顯然違背事實。特別在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高度分散，創新日新月異，消費者行為也快速變化，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是政府，即使任何一個企業，都不可能充分掌握信息。有可能今天是贏家，明天卻可能出局。今天某個產業是朝陽產業，兩年之后，它就可能變成夕陽產業。因此最好的機制就是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而非讓政府人為規劃的機制。

　　 林毅夫有個說法是，中國經濟過去35年的高速增長證明政府做的事情大部分是對的。我認為這段話完全是無稽之談。中國經濟過去35年能夠高速增長，主要原因是相信了市場的力量，不斷發揮了市場的活力。最典型的例證是，35年前，中國幾乎沒有民營企業，到了今天，中國民營經濟已經占據GDP的80%左右，這就是市場的力量。那么，民營企業是政府規劃出來的嗎？顯然不是，而是市場、是企業家精神來推動和創造出來的。這是我們對于中國經濟過去35年高速增長一定要有的清晰認識。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正是對中國經濟過去35年高速增長因素的科學總結。

　　 未來的改革就是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而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的核心，其實就是政府的自我革命，減少審批權。所以我們看到李克強總理上任之后，在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對于上述本來在理論上就已經比較清楚的問題，一些學者再度挑起論戰，這對政策可能會帶來負面影響，但我相信決策層對此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能夠認識到政府在市場經濟中到底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華夏時報》：對于所謂定向調控的三大方向可能取得的效果，你如何評估？

　　 劉勝軍：其中的很多內容，應該不屬于調控，而都是改革，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結構性改革，或者叫做進一步的市場化。這些目標，我們當然都完全贊同，關鍵是如何能做到。比如如何讓市場發揮更好的作用，政府如何提供更好的公共產品，其中要有更清晰的定義。

　　 比如，政府需要提供什么樣的公共產品？對于今天的中國社會來說，政府所需要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產品，其實就是公平競爭的游戲規則。也就是人們所說的目前國企和民企之間還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平等，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中，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反壟斷問題。國企在很多領域還存在行政性壟斷，這是市場經濟的天敵。反壟斷不反行政性壟斷，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歷史性錯誤。

　　 另外需要特別強調的就是為實體經濟減稅，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拿出實質性的誠意，來進行大幅度的減稅。其實如果能夠真正進行大幅度的減稅，則降準等工具都暫時不需要了，所有經濟風險都會因此而得以解決，經濟下滑的壓力也能因此得以解決。

　　背景資料

　　定向調控三大方向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7月3日在湖南長沙主持召開部分省份和企業座談會，明確并具體闡述了定向調控三大方向：

　　 一，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繼續降低市場準入門檻，簡化行政審批，為企業松綁，推進投資貿易便利化，做到放管結合，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二，努力增加公共產品有效供給。更好地發揮政府引導作用，加快完善投融資體制，充分調動社會資金和民間資本，加強棚戶區改造、中西部鐵路、水利、能源、生態環保等重大工程建設，擴大醫療、養老等社會急需的服務供給。

　　 三，支持實體經濟做強。深入落實對農業、小微企業、服務業降稅減負和定向降準等措施，金融資源要向實體經濟傾斜，切實解決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