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連鵬

　　“有多少經濟學家，就有多少改革突破口。”宋曉梧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

　　今年，由他擔任會長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曾專門召集一批學者來討論中國經濟問題，然而大家對未來改革方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宋曉梧看來，在綜合協調的基礎上，未來的改革應該以政府職能轉變為主線。

　　《中國經營報》：未來政府職能轉變的關鍵是什么？

　　宋曉梧：政府轉變職能的方向就是不能光抓經濟了，一是要抓好收入分配改革，一是要進一步發揮市場配制資源的作用。這兩個問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最重要的支點。首先，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既然是社會主義，就要為全體國民著想，不能讓少數人來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應該在公平正義、共同富裕方面做得比其他類型的經濟更好，這就是為什么收入分配改革成為未來改革的重中之重。其次，在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方面，有三個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一是生產要素市場的市場化�，F在看來土地、資本和勞動力這三個方面的市場化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這是一個過程，不可能一下實現；二是要建立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必須改變曾經為GDP快速增長起到很大促進作用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現狀；三是要劃清政府、社會、企業這三者的關系。我們過去在社會建設方面重視不夠，這是社會組織發展相對滯后的重要原因。

　　《中國經營報》：但我們看到，現在政府職能轉變很多時候變成了政府部門之間的職能調整了。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局面？

　　宋曉梧：政府職能轉變，每一屆新政府都講，為什么始終很難？政府職能轉變的方向是把政府管不了、管不好、不該管的事交給社會、交給市場、交給企業。但由于我們的社會組織不發達，政府放權就受到很大的制約，沒地方放，放不出去。

　　現在全國有將近50萬個社會組織，數量不少，但是質量不高，絕大多數都存在著官辦官管官運作這樣的問題。今年中央的機構改革提出，到2017年要進一步加強社會組織的獨立性，使它們依法自主地活動，不要再搞雙重行政部門的掛靠，取消雙重管理辦法。這一步非常關鍵，因為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政府管不了、管不好、不該管的問題很難解決。

　　《中國經營報》：是不是正是因為社會組織發育滯后，導致了市場出現錢權交易的空間？

　　宋曉梧：社會組織發展滯后只是一個原因。本身地方政府公司化就造成了錢權交易。因為地方政府公司化了，就有了“跑部錢進”的沖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最近曝出的劉鐵男案，貴州省凱里市原市長為了地方項目向劉鐵男行賄百萬元。當然，因為缺少行業組織的自律和維權機制，單個企業跟政府打交道，權錢交易的空間就會被放大。這些都容易導致體制性的腐敗。

　　《中國經營報》：回到分配領域，你曾經談到現在二次分配領域出現了“逆向轉移”，能否具體談談？

　　宋曉梧：二次分配本應彌補一次分配的差距，要更加注重公平是二次分配的基本原則。但現在的二次分配存在三大逆向轉移：一是城鄉逆向轉移。城市和農村一次分配的差距過去大概是3.3∶1，但如果算上二次分配，加上城市人得到的各種社會福利和補助，差距就會擴大到5~6倍；二是地區間逆向轉移。目前基本養老、基本醫療、還有義務教育等，可以說全國均等化了，但經濟越發達、財力越充沛的地方，可以在福利、公共設施等方面投入越大。比如，基本醫療保險的報銷水平，以當地平均工資為標準，當地平均工資越高，報銷額度就越高；三是不同群體間的逆向轉移。主要體現在公務員、黨政干部和一般群眾之間的福利差距巨大，最典型的就是在養老保險方面，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同企業職工之間的差距就拉得很大。以上三個方面的逆向轉移，僅僅通過加大投入是解決不了的，從財政的投入來說，應該向農村、困難地區、困難群體傾斜，這是沒錯的，同時要進行體制的改革和機制的轉變，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中國經營報》：在現在的局面下，要落后地區為增加社會保障投入買單，是不是不太現實？

　　宋曉梧：我曾經建議把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地方考核指標，而不要再強調GDP考核。應該將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區域協調發展的標志。因為，如果僅僅考慮GDP，讓西藏的人均GDP追上上海，難度太大。

　　《中國經營報》：是不是首先需要在財稅體制改革方面有所突破？

　　宋曉梧：從市場配置資源的角度講，要改變當前地方的GDP競爭，就必須很好地調整地方和中央的財稅關系。比如社會保障的區域差距，現在各地自己解決基本養老保險，它的標準也是自己來定，要實現全國基本均等化，就必須把相應的事權收到中央，同時地方的財權也得做相應的改變。所以，財稅體制改革在這里就顯得尤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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