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史晨生報道3月22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8年會”上，國家統計局局長謝伏瞻在談到如何應對當前物價過快上漲，抑制通貨膨脹時語出驚人，并引起爭議。其一是：要調整理順務工和務農收入的比價關系，加大對農業的補貼力度，防止務工收入的過快上漲，降低勞動力成本所推動的通脹壓力。其二是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增加農產品的進口，嚴格控制農產品出口，建立健全農產品運輸的綠色通道，降低流通成本，增加農產品的供給。爭議的焦點是：上述措施有可能導致農民收入下降，不利于擴大內需和解決三農問題。那么，防止務工收入的過快上漲能抑制通脹壓力嗎？

　　務工收入不宜過快增長

　　Jade&Hi（佳得海）金融機構王茂總裁告訴《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說，凡學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對于通貨膨脹的基本原因大體可以分作兩類：一類是需求拉動型；另一類是成本推動型，其中工人的工資是構成產品成本的很大一部分。同時很多時候需求因素和成本因素共同作用也會產生混合性通貨膨脹。在工資推動的成本型通貨膨脹中，工資上漲，引起成本上升，成本上升造成物價上漲，而物價的上漲又會要求工資的增加，如此周而反復推動物價持續上漲，這就是所謂的“工資——物價螺旋”。如果近期我國CPI高企是由于勞動力成本上升而致，那么，防止務工收入的過快增長，則可以從需求和供給成本兩方面達到抑制通貨膨脹的目的。

　　緩解成本壓力

　　西南財大金融學教授李偉告訴《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說，勞動者收入是勞動力價格。各行各業比價協調，意味著勞動力配置優化，務工和務農也不例外；通脹是貨幣現象，無論需求拉動還是成本推動，都根植于貨幣增速超過商品增速。有無通脹都需要比價協調，而比價協調與否都可能存在通脹。

　　所以，應理順務工和務農收入的比價，這毫無疑問。但政府政策層面，以“防止務工收入的過快上漲”來緩解成本推動通脹，作為遏制通脹的手段只能是暫時的。

　　李教授說，從理論上講，市場經濟無可替代的優越性就在于，給定經濟環境，包括物價、工資、利率在內的全部價格由市場充分調節，可得到最富效率的資源配置結果。就實踐而言，市場經濟先行的西方發達國家的歷史反復證明，除了改善經濟環境而間接作用于價格走勢，不到迫不得已，政府不輕易插手價格運行，即使解燃眉之急也動作審慎、幅度有限。

　　北京社科院金融所阿批博士告訴記者說，成本推動的通脹，有工資推動型、利潤推動型和兩者合力推動型，就中國實際情況而言，政府即使要強力降壓，也應開出防止利潤過快增長的藥方，對務工人員的收入“設防”與十七大報告提出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精神相悖，目前，我國包括務工收入在內的勞動力成本，不是高，而是太低廉。“防止務工收入的過快上漲”只能是暫時行為。

　　對農民直補更實際

　　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每個國家必然出現生產率高的現代工業部門和生產率低的傳統農業部門，不同的生產率自然會獲得不同的報酬。假如整個社會的平均報酬與低生產率的部門相符，則無法產生有效的激勵作用，就會阻礙現代化的進程；如果整個社會的報酬向生產率先進的部門看齊，則會造成社會平均收入的增長水平高于社會平均生產率的增長水平，由此造成通貨膨脹。

　　清華大學教授王昊告訴記者說，其實解決這個問題的最理想方式是勞動力人口全部轉移到現代化的生產部門，但顯然這不切實際。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尤其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十幾億人的吃飯問題是重中之重，為了國家的糧食安全必然要求部分人口進行糧食生產，但是因此產生的問題是農民收入的低下。對此問題的解決方法從國際上看，美國、歐盟的做法是由國家對農民進行直接補助，這種方法一方面使農民收入的增長，與全國平均水平持平，另一方面保證國內農產品市場的價格穩定，國民通過政府稅收分攤了發展農業的成本；另一種以日、韓為代表，由于兩國糧食生產有限，政府制定高關費壁壘政策，限制農產品進口，維持國內農產品的高價運行，成本由消費者直接承擔，這也是很多人到日韓兩國感覺農副產品價高的原因。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采用歐美政府補貼的方法似更加實際。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莫女士也向記者表示，防止務工收入過快上漲和減少農產品出口不失為控制通貨膨脹的手段，但是否適合中國國情則要看近期通貨膨脹產生的原因。中國物價的上漲雖然從短期來看有惡劣天氣造成的農副產品供給不足，長期有城鄉差別待遇造成的農民種糧積極性不高；但是更重要的深層次原因是，國際上以石油為代表的大宗原材料、能源價格上漲造成的輸入性通貨膨脹；以及外匯儲備增加和央行匯率制度操作困境引起的人民幣升值、利率上升帶來的流動性泛濫。所以防止務工收入過快上漲，雖然不啻為一種手段，但是終歸治標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