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層面，改革開放重新承認了“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比如可以自由找工作，就是承認所有勞動者身上擁有的勞動能力，是他本人可控制、可擁有、可支配的�！捌髽I家才能”更是一種生產性資源，個人可以合法擁有，可以和其他要素結合起來創業，辦民營企業。這一條對中國生產力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各個方面都有人成為優秀的企業家。如果沒有這層權利界定，當年的陳志雄就不能去養魚，年廣九就不能搞“傻子瓜子”，這在當時都引發大爭論，要鄧小平、胡耀邦直接干預才沒有一棍子打下去�；仡^看，如果沒有這個權利保障，怎么會有后面的局面？怎么會有這么多中國產品生產出來，銷售到全球市場上去？誰想得到，柳傳志領導的聯想能從計算所傳達室打到紐約？馬化騰這么個年輕后生就“抓”得住幾億中國QQ客戶？馬云立志為中小企業服務就真的心想事成？內蒙古大草原呢，有一個伊利不算，又生出一個蒙牛？

　　第四個層次，就是無論承包來的、轉讓來的，或者重新確立的私人產權，都可以在自愿互利前提下放到一個合約里面來，形成“以私產為基礎的公產”。過去的公有制非排斥私產不可，但股份制經濟可以私產為基礎，通過一個合約形成“公司”，也就是私產為基礎的公產，來容納相當一部分生產力。這是第四個層次，也是集積新生產力的權利安排。沒有這個層次，資本市場從何談起？至于到境外資本市場上市的公司，更要和全球范圍的私產結合，學習、練習被叫做“公司治理結構”的那一套利益結合、制衡、共用的文明。

　　事實上，這四個層次的產權改革，到今天還有大量未解決好的問題，還引發不同意見。不過從大勢看，這條路開始走出來了。絕大多數人愿意繼續探索，并讓國家、市場、法律、道德、輿論和公民意見的直接表達，一起發揮更好的合力作用，不斷完善改革和權利重新界定的過程。特別重要的是，正如科斯所言，“清楚界定的產權是市場交易的前提”，中國的產權重新界定奠定了市場經濟的基礎，也奠定了刺激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

　　應該準確地說，今天中國經濟的主要特征并不僅僅是高速增長，而是開放下的高速增長。開放下的中國產品，沒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是進不到別人的國家里的，這與封閉經濟自我循環的“高增長”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中國今天的國際競爭力，人們有不同的解讀。比如國際上一種流行的意見說，中國就是勞動力太便宜，才有國際競爭力。國內不少人也相信這個解釋。對此我有不同意見。我的問題是，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勞動力難道不是更便宜，為什么那時中國產品遠沒有今天的國際競爭力？從道理上看，勞動力便宜是要素有競爭力，但要素不會自動變成產品。把要素變成產品，要經過組織和制度，過去中國由于體制不對頭，要素固然便宜，但組織和制度的成本極其高昂，結果就是產品并沒有多少國際競爭力。

　　中國高速增長或者開放下的高度增長，真正的秘訣是什么？就是大幅度通過改革開放降低制度和組織的成本。這就使得廉價勞動力開始發揮作用，中國的農民、工人、技術員、企業家、地方和整個國家才能發力，才經由學習曲線的提升，把產品越做越多，越做越好，才在世界上占有可觀的一席之地。這就是重新界定產權，經過制度成本的顯著下降，對經濟活動的績效帶來的影響。

　　當然，中國改革開放有漸進的特點，就是哪個領域里的問題嚴重，或者比較容易啟動改革，就先動一動，過不下去了就先改一改。這帶來一個結果，就是權利界定不是全面并進，而是不整齊的，不均衡的，遠遠沒有達到普遍的權利厘定和保障。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帶來矛盾和沖突，特別是不同權利之間怎樣取得平衡，成為改革的一個難點。從目標來說，產權設置必須是普遍的，絕不能保護了這一方，侵犯了其他方。經濟自由也是有邊界的，那就是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否則不可能有持久的秩序，也不會為社會所接受。但是漸進改革的實際情況，卻是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一些領域的改革甚至停滯很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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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經濟觀察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