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謝謝論壇。對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重大影響的改革開放，不是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中國的改革開放事實上醞釀了很長時間。我自己比較關注兩個事件，因為這兩個事件為后來的改革開放提供了經驗準備。

　　第一個是非常不幸的事件，就是1959-1961年間中國發生的饑荒，使較大規模人口非正常死亡。其中最早報告到北京的是河南信陽事件，這個地區當時人口850萬，根據時任行署專員的回憶錄，非正常死亡人口當在百萬以上。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事件，引起國務院和中央的強烈反應。有記錄說，就在決策層討論信陽事件處理的會上，周恩來總理受中央委托緊急起草了 《中共中央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十二條”)，其中有一條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允許農民保留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業。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里，給農民私人權利劃下的第一道線。當時沒有講新政策執行的時間多長，也沒有講這是什么性質的權利安排，因為根本來不及。差不多同時，大饑荒還逼出了波及全國多個省區的包產到戶。回頭看，1960年代初的自留地和包產到戶，為十幾年后的農村改革準備了經驗。

　　第二個事件發生在1962年，在廣東省寶安縣也就是現在的深圳。那一年，由于各種傳言，說香港要開放關口，當然也由于國內的經濟困難，就在寶安這個地方，曾聚集了10萬人意圖偷渡逃港，這些人來自全國12個省區、廣東62個市縣。這變成當年很大的一個事件，也由周恩來總理親自處理。據現在看到的資料，當時約6萬人逃了過去，其中大部分被港英當局遣返回來，加上沒有出去的人，當地政府做了安頓和疏散，并嚴格了出境制度。也在那個背景下，當地還提出過“利用香港、建設寶安”的政策，以邊境的貿易活動來活躍市場，改善民生。也要回頭看，這個事件埋下了未來開放的契機。

　　這兩個事件對后來的歷史都有深刻的影響。但是，僅有局部地區對災難性事件的自發反應，不足以直接釀出中國的改革開放。因為逼出來的行之有效的政策，等形勢好一點，還是可能又被改回去。這就是過去講的：吃飽了飯，又要瞎折騰。事實上，從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中，我國經濟政策還是日子好過了就繼續向“左”，比如靠政治運動促生產，“窮過渡”、“割資本主義尾巴”等等，對外開放更談不到。

　　真正中國的改革開放，元年還是1978年。因為這一年發生了思想解放運動，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最根本的，是整個執政黨看待體制、制度和政策的思想方法改變了。鄧小平當時說，“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這個思想路線就是改革開放的思想路線，因為達到這個層面，人們才會去想，中國選社會主義也好，選公有制也好，選計劃經濟也好，講到底，最終都是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經濟和文化的要求，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從這個出發點看問題，前人寫下的“本本”，蘇聯實行過的制度，一定要接受我們自己實踐的檢驗。選錯了的就要改過來，不合適的就要調試。任何體制安排，不管出發點多么正確，邏輯多么有力量，做的效果不好就必須改。回頭看，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得以進行的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條件。沒有思想解放，以后的一切都談不到。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