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恰恰在1978年以后，剛才講到的那兩個歷史事件才有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從農村看，包產到戶在幾年時間內席卷全國，一步一步得到合法化承認。其實，根據杜老的回憶，鄧小平早在1960年就講過，包產到戶能多打糧，不合法，就讓它合法起來。但1960年就沒有這個政治條件，非要到了1978年后才行，雖然農民和許多基層干部對于用什么辦法可以多打糧、少挨餓，早就是明白的。包產到戶被合法承認了，就意味著從傳統的全盤公有化體制里，清楚劃出一條農戶私人權利的界線。這樣，經由一個承包合約，中國正式開始重建私人產權。這是所有社會主義“本本”上從來沒有講過的事情。中國的改革，就是這么起步的。

　　開放也是逼出來的。歷史說，1977年寶安又一次大規模集積了逃港人口。當時廣東的主政者習仲勛去調查，知道很多逃港農民跑過去兩年就寄錢回來蓋房子。為什么到香港有這么高的收入？答案就是擴大經濟自由：農民不但務農，也可以打工，并開放市場，活躍生意。那時深圳靠香港邊境有一個羅芳村，對面也有一個羅芳村，原來都是這邊羅芳村跑過去的人建起來的，只是對面村民的人均年收入比這邊高出100倍！這樣就逼出一個想法：能不能把門打開，劃出一塊地方，讓香港企業開到境內來，這邊的農民不逃港也可以打工？廣東第一線提出這個構想，匯報到北京，鄧小平贊成，至于用什么名字，鄧小平說，就叫特區，因為陜甘寧邊區就是特區。

　　回頭看，包產到戶、自留地、農民小自由，逃港事件，“利用香港、發展內地”等等，歷史上都多次發生。但是，只要政治思想路線不對頭，那些來自第一線的探索，頂多就是一個權益之計。既不可能持久，更不可能普遍。所以，中國的改革開放是逼出來的，到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提出，才成為更主動、更系統的變革過程，成為 “多方面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相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

　　世界上還真有人以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什么“華盛頓共識”指導出來的結果。我認為那是對歷史的無知，因為那個時候中國人的絕大多數人并不關心華盛頓在干什么，也不知道那些人究竟說了些個啥。中國人最關心的問題，就是怎樣把飯吃飽搞建設，怎樣把過去被死教條捆住的手腳解放出來。還有人要編“北京共識”和人家打擂臺。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因為北京共識早在1978年就有了，綱領就是改革開放。

　　農村改革和特區開放，兩端發力把整個神州大地卷進了改革開放的大潮。我這里發言的題目，不過是取一個角度來觀察經濟體制大變革的一條線索。過去全盤公有化的計劃體制是一套權利界定，因為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就在改革開放中重新界定。概略地說，我國產權制度變遷是分為四個層面展開的。

　　第一個層面，是原本全盤歸國家和集體的公有制，除了抽象的“全民”或“集體”為其所有者，所有具體的、有實際行為能力的個人，在里面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權利地位？到底公有制里面可不可以再劃分出一些權利界線來？改革開放找到了一個方法，就是公有制可以通過承包合約再把行為的權利——包括責任和義務——重新界定到個人。農業承包，工商業承包，做的就是這個層面的權利界定工作。

　　第二個層面，是通過承包劃出的私人使用權，又發生轉讓。就是說，從使用權演變為轉讓權。這當然引發更復雜的問題，比如可轉讓的范圍、轉讓價怎樣形成等等。其實，全盤計劃轉向市場經濟，真正的基礎就是轉讓權。什么叫市場經濟呢？一般講就是價格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什么是價格機制？無非就是有人喊價，有人還價，而喊價應價都首先是一個權利，如果沒有喊價權和還價權，教科書上寫的“市場價格”又從何而來？于是，中國產權改革的第二個層次就啟動了市場經濟，從使用權入手，進到轉讓權、定價權、喊價權和還價權，資源配置就再也無從靠蘇聯教科書那一套范疇運轉了。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