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治國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原局長鄭筱萸一審被判刑了，而且判的還是死刑！

　　5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以受賄罪判處鄭筱萸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以玩忽職守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七年，兩罪并罰，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有媒體報道說，宣判后，鄭筱萸當庭表示不服，其家屬已經委托辯護律師上訴。

　　上訴，是法律賦予案件當事人的權利，在訴訟程序上沒什么不當。問題是，鄭筱萸被判死刑，是否真的重了？我看一點都不重。

　　《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條規定，“對犯受賄罪的，根據受賄所得數額及情節，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的規定處罰”。而第三百八十三條規定，“個人貪污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

　　這就是說，受賄10萬元以上，情節特別嚴重的，應當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而鄭筱萸受賄數額達649萬余元！特別是鄭筱萸作為國家藥品監管部門的主要負責人，置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顧，為有關企業在獲得相關許可證、注冊、審批等方面謀取利益，直接或者通過其妻子、兒子多次收受賄賂，嚴重破壞了國家藥品監管的正常工作秩序，危害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安全，社會影響極其惡劣。可見，“其受賄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僅受賄罪，就夠判鄭筱萸死刑了，況且他還有玩忽職守罪。所以，判他死刑，可謂罰當其罪，體現了法律的公平與正義。

　　那么，鄭筱萸為何又對判決不服？一個原因，可能是他聽到“死刑”這個字眼，出于本能，想抓住“上訴”這個唯一可能救命的稻草。另一個原因，可能是他感覺一些貪官，有的和他撈的錢數差不多，甚至比他多，都沒有判死刑，而他為什么“非死不可”？

　　上述兩個原因，我們只是猜測。但在貪官判刑問題上，一些地方確實存在執行法律不統一的情況。同樣是受賄幾百萬元，有的被判處死刑；有的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有的被判處無期徒刑；還有的被判處十年以上、十年甚至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被判死刑的貪官，就像鄭筱萸之流，當然是因為受賄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拒不認罪等等，才依法被判了死刑，這是無可非議的。而有些貪官理應被判處死刑而被從輕、減輕處罰，固然有檢舉揭發、坦白余罪、積極退贓等量刑可考慮的情節，但不可否認，也存在司法自由裁量空間過大的問題。特別是經常出現不同地方的貪官，受賄數額差不多，情節也差不多，而量刑不同甚至大相徑庭的情況。法律是否在這些地方得到了統一正確實施？我們表示懷疑。

　　對收受巨額賄賂的貪官，當然不能也不必全判死刑。依法該重判的重判，該輕判的輕判，這樣才符合寬嚴相濟的執法和司法理念。但前提是法律必須得到統一正確的實施，執法和司法要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和尺度。不能因為地方保護主義、人情因素等等而干擾、影響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

　　盡管有些國家對我國的死刑制度頗有微詞，但中國有自己的國情，現階段我們還不能廢除死刑。而且，中國歷朝歷代都主張對貪官嚴刑峻法，包括處死。當今的中國也應如此。處罰貪官，尤其是對罪大惡極的貪官，該判死刑的一定要判死刑，法律之外不能再有一個人為的“彈性空間”。

　　所以我說，鄭筱萸案判得好，至少它說明貪官不是不可以判死刑，至少它能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至少它表明了黨和政府堅持依法治國、清除腐敗分子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