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李稻葵教授應先學習作好一個合格公民

　　李健

　　2006年2月20日，《北京晨報》刊出一篇該報記者對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的采訪稿，題為《李稻葵：我懷念不爭論的年代》。2月24日，李教授又在2006宏觀經濟預測春季年會上又作了題為“回歸基本共識，以發展為目標推動改革在發展中追求和諧”的演講，進一步批判“將利益群體矛盾公開化”的做法。兩篇文章均立即被國

內各大網站廣泛轉載，反響強烈。

　　李教授的兩次公開發言都是針對過去一年多來社會及學界關于“中國改革”的激烈爭論，兩次公開發言觀點和依據一脈相承。在第一次采訪中李教授對記者說，“現在我們缺乏健康的爭論環境，爭論解決不了目前經濟生活的矛盾，有時候反而還會拖后腿。其實我很懷念1980年代那些具體的爭論，也很懷念那些不爭論的年代，在這樣不健康的爭論局面下，還不如讓政府通過一項項試點來解決問題。”在2月24日的演講中，李教授更進一步說，“以互聯網為代表，出現了大辯論、大批判形式的討論。這種討論實際上歷來對改革幫不了忙，反而起了負面的作用。”

　　通讀李教授兩次公開發言，說實在話，讓人大跌眼鏡，雖然其中有一些真知灼見(尤其第一次采訪)，例如，李教授說到，“現在很多人都是直接下結論，不討論邏輯，也不爭論證據，而是直接懷疑對方的立場。”、“有些辯論者會懷疑對方的個人能力，比如說有沒有受過良好的經濟學訓練等，把這些都拿出來作為指責的條件。其實，如果把爭論看成一場比賽，關鍵的是具體爭奪的結果，可是現在就好像在賽前指責對方的身高和體重。”等等，很有針對意義，也是本人所一貫認同，不一一列舉。

　　為什么說李教授兩次公開發言讓人大跌眼鏡？

　　容在下一一道來：

　　“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絕對不僅僅是經濟學的學術研究對象，更主要是一系列的現實的公共問題。即便是在學術層面，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等莫不可以參與研究和討論，由于各種原因，它(他)們并沒有經濟學(家)這么幸運。

　　李教授這兩次公開發言所涉及到的諸多問題，以及其他諸多的改革問題，都應當分為學術層面和現實的公共選擇層面這樣兩個層面來講。在學術層面，只要依照學術討論的邏輯和通用規范，前提條件羅列清楚、完整，言之有據，無不可研究，無不可辯論，無不可批判，學術無禁區。在現實公共選擇層面，只要是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權的公民，無論是誰，他(她)都有權利就任何公共問題，在憲法等相關法律的保障和約束之下平等地表述自己的觀點、主張以及理由，有權利就他人的相關觀點、主張及其理由發表自己的看法、評論、辯論甚至是批判，并且這些主張、辯論、批判以及理由可以完全是非學術邏輯的、非學術規范的。

　　我們先在學術層面上討論問題吧。

　　李教授的“(大辯論、大批判)歷來幫不了忙，反而起了負面的作用”，實際是規范性極強的說法。規范分析以及規范結論必須要有明確的規范標準，李教授的“(大辯論、大批判)幫不了忙，反而起了負面的作用”的“規范標準”究竟是什么呢？李教授沒有說。我們也難以猜測。作出在國內引發如此巨大反響的規范性結論卻沒有給出必需的“規范標準”，依照李教授的說法，這種論辯即便在學術層面也是“不健康的”。

　　毫無疑問，這里的“正面”或“負面”得看是相對于誰說，如果以強勢群體或既得利益群體的利益增進為“正面”，我無話可說，提前認輸。如果是以“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的增進為“正面”，則完全可以做有足夠說服力的列舉。

　　另外，我們還可以借鑒李教授的導師Andrei Shleifer的研究范式，學術地分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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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李氏命題”——“解決利益群體矛盾的時候，并不是讓矛盾公開化，相反是制定一些措施，否則可能會起到負面作用”，以古今中外(尤其是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以及互聯網全面興起的這六七年)的無數利益沖突事件為樣本，一一做驗證。在下冒昧瞎猜，“李氏命題”經得住經驗驗證的幾率不超過50%，而“反李氏命題”——“解決利益群體矛盾的時候，矛盾公開化，公開辯論，會起到正面促進面作用”經得住經驗驗證幾率至少超過50%。諸位以為如何？

　　更嚴重的問題在于，李教授說，“以互聯網為代表，出現了大辯論、大批判形式的討論。這種討論實際上歷來對改革幫不了忙，反而起了負面的作用。”我們實在不知道李教授這里的“歷來”怎么出來的！我們看看互聯網興起之后的中國吧：

　　孫志剛慘案曝光之后，以網絡為主要平臺激烈討論，而后政府取消了強制收容遣返制度。它的后面沒有網絡等輿論的壓力？

　　實際違反憲法的“勞教”制度據說將在不遠的將來取消或收斂。它的后面沒有網絡等輿論的壓力？

　　包括減免農業稅在內的農民減負。它的后面沒有網絡等輿論的壓力？

　　政府開始逐步盡《義務教育法》中的“義務”，諸如減免義務教育學雜費等。它的后面沒有網絡等輿論的壓力？

　　制定一系列措施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它的后面沒有網絡等輿論的壓力？

　　國有企業改革更規范地進行。它的后面沒有網絡等輿論的壓力？

　　證券市場中政府行為的規范，大股東(尤其是國有大股東)行為的規范。它的后面沒有網絡等輿論的壓力？

　　考慮流通股股東利益的正在進行中的“對價股改”。它的后面沒有網絡等輿論的壓力？

　　野蠻拆遷的改善。它的后面沒有網絡等輿論的壓力？

　　政府致力于對城鄉底層民眾生存狀況的改善。它的后面沒有網絡等輿論的壓力？

　　改善市場條塊分割建立統一大市場(包括取消城鄉戶籍差別，保障公民自由遷徙權利等)。其后沒有新聞和輿論的鼓與呼？沒有與保守勢力進行斗爭？沒有批判與反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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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再者，在海峽的對面，臺灣今天政治的相對清明以及市場經濟的相對成熟規范，難道沒有李敖、龍應臺等輿論悍將的大功勞？

　　難以想象，作為在美國受過嚴格學術訓練并在同一次公開談話中特別倡導學術嚴謹的李教授，怎么能夠不顧事實，睜眼說瞎話，隨隨便便就對一個有一大堆明顯破壞性反例的命題說出“歷來”這樣的武斷呢？難道李教授話語之中的“正面”真不是“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的增進”？我們無意懷疑李教授的立場和動機，但是李教授確實有必要明確給出你這里的“正面”和“負面”的判定標準。

　　或許，有人還要拿幾十年前的“十年文革”這樣的似乎極端難得的“破壞案例”來說事。雖然今天的中國早已經不是“十年文革”時期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但“十年文革”在這里并非不可討論。“十年文革”大浩劫難道真的主要是“大批判、大辯論”造成的嗎？我們隨便羅列幾條吧——儲安平先生所謂的“什么天下”、“一人一手遮天”、“一人為主少數幾人為輔對法治全面破壞”、“公民最基本的人權缺乏保障”(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悲慘遭遇只是一標桿而已)，等等，這些難道不是更重要、更根本的原因？難道它們都是“大批判、大辯論”所導致？“十年文革”期間(以至更早前的“陽謀”之下的“引蛇出洞”)，大字報、大批判、大辯論確實不少，黨的文件寫得好，但這些只不過是“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企圖的工具和現象而已。當時表面上的“言論自由”、“大亂”其實是極端虛假的。不信，你批評執政黨半句不是或者說黨主席半句不是試試看。林昭、王申酉、遇羅克、張志新、李九蓮等人的悲慘遭遇，并不算是極端異常的典型。

　　在正常的現代公民社會中，大批判、大辯論本身并沒有問題。有問題的只可能是在環境不正常并且一些有能力別有用心的人或組織利用它而已。如果只見工具不見根本，進而不批根本批工具，這難道算是很有學術見地？

　　我們甚至還可以再回過頭去學術地看一看一個由幾億人幾十年支撐起來的龐大的樣本群：

　　過去五十多年來，中國的絕大多數農民(因為無能力或不敢或“自覺”)不說話、不批評、不辯論，看看過去五十多年幾億中國農民相對于其他一些更有能力辯論和批判的群體，他們過著怎樣的幸福生活！這確實能夠印證上述“李氏經驗規律”無比的正確性。

　　如果由“學術”而“公共”，李教授或許可以這樣對幾億中國農民說：

　　農民朋友們，繼續等著吧，千萬別辯論，會有好的“措施”“正面”促進問題解決的，我們精英和先進的代表都知道你們不容易，你們可千萬別批判，別說話，別辯論，因為那樣對你們的問題“幫不了忙”，“反而會起負面的作用”。

　　前面已經說過，“中國改革”更主要地是全民皆可言說的一系列的現實公共問題。那我們就更一般地到公共層面去說話吧。

　　李教授“(大辯論、大批判)幫不了忙，反而起了負面的作用”等諸多規范性陳述，事實上存在“潛藏于教授內心深處的規范標準”，這些標準我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你這(些)個標準(例如，或可能有“效率第一”)大家是否都認同嗎？是否已經不需要討論，而直接由幾個精英或者一些先進的代表代為定了就算數？如果沒有理解錯的話，李教授的潛在意思大概就是這樣。

　　在現代公民社會中，在任何時候，只要不涉及國家機密或者侵害公民合法權益，沒有什么公共事務是不可以討論的——尤其是如果某種制度或政策安排真有益于絕大多數民眾的福利增進。也沒有什么爭論是不健康的。如果真不健康，那一定是沒有爭論充分。中國的公共問題辯論，就好比是小孩子走路，一個很少或從來沒有站立走路的小孩子，走路的技術自然可以想見，但是我們能夠因此說“因為你走路的姿勢不標準，不好看，所以你最好別走”？！

　　在討論公共事務時，我們必須首先明白現代文明社會中公共問題的“規范性”抉擇邏輯。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是現代公民社會解決公共問題的基礎。對于社會公共事務，“不爭論”的含義就是，讓別人代我們思考，決定，自己就象豬圈里的一頭豬，而極少數決定者就是上帝，主人。在現實的公共抉擇中，如果公共體成員廣泛地被一小撮人“強行代理”，其結果必然是：十多億被強行代理的公民由此變成為十多億豬玀；載明“從此(1949年)，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由此變成為茅廁里的手紙。

　　有網友針對李教授的發言說得很好，“改革走了彎路，正是因為民眾發不出聲音。”；“理總是不辯不明,不希望辯論的人只能是不講理的人。”

　　我們當然知道，李稻葵先生作為國內名牌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頂級教授，當然絕對不是家里在接近赤貧的情況下被“地產商勾結拆遷公司勾結政府官員勾結流氓”野蠻強制拆遷，也絕對不是曾經被稱為“領導階級”的工人家庭因為國有工廠被賤賣而被強制下崗進而全家失業，更絕對不是全家在農村被村鄉惡霸欺負而上訪被勞教以至家破人亡還哭訴無門，否則，李先生不會這樣講話。精英講話就是不一樣。人說在公共問題上往往是“屁股決定腦袋”，看來還不能不信，至少大數定律成立。

　　李教授講：“解決利益群體矛盾的時候，并不是讓矛盾公開化，相反是制定一些措施，否則可能會起到負面作用”。我們不知道李教授這里究竟想講什么“措施”，不亂猜，就往最好的地方想吧，如同一篇文章中央行副行長吳曉靈女士那樣鄉愿一回：

　　“吳曉靈表示，在新的階段當中，要想更好地推進改革，必須承認不同的利益階層和利益集團的存在，協調利益關系，用完善法律法規體系的過程來推進改革。她認為，要通過法律手段界定利益邊界，允許不同的利益群體組織起來，相互幫助自我約束，并通過法律的渠道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政府的責任就是要創造和疏通多種表達的合法渠道，了解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訴求，協調利益關系，尋求共識，推動和諧社會發展。”

　　問題是，這樣美好的“表達的合法渠道”、“允許不同的利益群體組織起來”、“通過法律的渠道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猴年馬月才能有？吳曉靈的美麗愿景何日才能成為現實？20年不算是太悲觀吧！20年？死一回都又一條好漢了！

　　退一萬步說，即便是吳曉靈女士的愿景或李教授并沒有給出的某種藥方子(“真正形成一個大市場”？)有效，但是它要多長時間才能夠讓大家共同富裕和幸福起來？在此過程中，如果有那么幾千萬人感覺自己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實在難以忍受，連在網上哼唧哼唧希望希望，罵罵咧咧埋怨埋怨(除針對政治公眾人物以外當然不能針對具體個人)難道都不行？你這大教授未免也太霸道了吧！

　　再請問，放眼當今世界哪一個文明國家不可以在網上就公共問題“大辯論、大批判”？哪些個國家的執政黨以及大牌教授會認為網上“大辯論、大批判”不利于“解決利益群體矛盾”，不利于“和諧”？

　　難以想象，在美國獲得社會科學博士學位、在“人權狀況至少比中國好五倍”(中國駐聯合國大使沙祖康先生公開語錄)的國家的名牌大學教授也能這樣想，而且敢于這樣公開講出自己的高論。不佩服不行。

　　網名為“郁郁白馬”的網友針對李教授的發言這樣說，“知道美國的優勢在哪里嗎？是上有七嘴八舌的議員，下有無孔不入的新聞記者。以為幾個能人，一群精英就可以順利改革，那是癡人妄想。改革從來都是談出來的，要談就要利益最相關的人發出聲音。”

　　關于李教授特別在意的“市場化改革”，其實，正如《中國青年報》網絡版登載的魯寧先生的文章標題所言——《民眾只痛恨偽市場化改革》，我們相信，絕大多數民眾其實并不反對好的市場經濟，但是，毫無疑問，中國已經有“權貴資本化”甚至“資本權貴化”的苗頭，弊端和問題一大堆，李教授也一定知道“好的市場經濟”和“糟糕的市場經濟”相差十萬八千里，但是“好的市場經濟”絕對不是靠“不辯論、不批判”、“悶聲大發財”可以自發達到的。當然，這是非常具體的問題。就是這一問題也完全可以并且非常有必要來一場大辯論。

　　就在李教授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的美國，現任總統喬治.W.布什有一段非常經典的話值得我們牢記——“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不是政客們天花亂墜的演講，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里的夢想。因為只有馴服了他們，把他們關起來，才不會害人。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里向你們講話。”毫無疑問，在現代文明社會里，將統治者關在籠子里的最重要、最有力的工具就是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以及包含它們的民主憲政。將統治者關在籠子里有什么好處？只有那樣，國家民族才能真正繁榮昌盛，長治久安，人民才能長久地安居樂業，一如兩百多年來的美國、英國、法國等。

　　回頭看來，從2004年張維迎教授“凈化學術空氣”和趙曉先生“不要冒然引爆仇恨國資流失情緒”的呼吁，2005年以來一些人“搶奪新自由主義的話語權”的努力，以及李稻葵教授今天“意料之外又意料之中”的公開發言，總體感覺，象李教授這樣想問題的人在經濟學界并不在少數。從諸多情形看，中國的經濟學家似乎正在濫用和浪費相對難得的話語空間。1941年就曾考入燕京大學讀經濟學的李慎之先生晚年說，如果有下一輩子，就做一個中學公民教員，為中學生編一套十二冊的中學公民課本。看來，李慎之老先生一生的感悟何等深刻！

　　所以，先別說什么博士不博士，教授不教授，家不家，先學習作好一合格公民再說吧。

　　與李稻葵教授及學界同仁共勉之。

　　再，我始終相信，大家的出發點其實都是一致的，這就是“國家強盛，民族興旺，最廣大的人民都能過上自由、文明、幸福的生活”，因此，本文純粹“就事說事”，對事不對人，言辭有冒失得罪之處，相信李教授和相關同仁一定能夠理解，海涵。事實上，就在2月25日，李教授作為牽線人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多功能廳將楊帆、張維迎兩個素來被認為是水火不容的學者請到一起，大家共同討論“如何理性地反思改革”，參加當天研討會的還有曾聲稱“國內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的香港科技大學社會學教授丁學良先生，以及曾撰文稱“改革共識已基本破裂”的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先生。當然，如果能夠再有一流的法學家、政治學家等多領域學者參與那就更好了。無論如何，李教授之如此行為，讓人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