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并不痛恨市場化 只是痛恨偽市場化

　　魯寧

　　我這樣描述“偽市場化”：打著市場化改革之旗號，使少數人獲益、多數人受損的所謂改革。撿與百姓切身利益最相關的“偽市場化”改革說事，醫改、教改、房改都不同程度地呈現出使多數人尤其是社會中下層民眾利益受損的現狀。

　　篇幅所限，我只對過去20余年間醫改的偽市場化特征作個簡略剖析：

　　回到上世紀80年代前期，國有、集體企業開始發放獎金。作為公益事業單位接受政府全額財政撥款的醫院因不是營利企業而沒有獎金來源。最初的變通是醫院舉辦勞動服務公司，倒賣部分藥品、建立院屬小藥廠、推倒醫院圍墻建營業房出租或直接作為院屬勞務公司的營業用房，由此產生的經營性收入進入預算外賬戶用于改善醫護人員福利……

　　在最初的市場化風潮中，政府對醫療機構出現的所謂市場化傾向沒什么約束性定規，幾乎放任自流。幾年下來，瞅著

　　這樣做要支付代價，地方政府只能放任醫院開始明著、暗著、直接或變相地調高醫療服務價格。醫療服務價格一旦突破“公益”的限制，勢必如脫韁的野馬難以駕馭，而地方政府則進一步減少財政撥款，逼迫醫院“自食其力”，演變為醫院職工自我集資更新醫療儀器再通過醫療服務市場化翻本獲利。

　　后來，公立醫院的全民事業蛻變為事業單位而企業化管理。為利所驅、為利墮落，公立醫院大面積的醫衛腐敗之所以不可收拾，根子就在于地方政府放棄了普遍醫衛服務屬于社會公共服務的政府職能。

　　看病貴，使醫院成為營利單位，醫衛壟斷又使醫衛系統逐漸形成一個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集團的最大利益，就是既坐享公益名頭之下的各種政策保護（譬如不繳稅），又分食市場化之好處。

　　壟斷必造成看病難，迫于整個社會的“市場化大勢”，也迫于緩釋民怨，醫衛行政機構開啟了一條放松市場準入限制的“縫”。然而政策歧視壁壘重重，公立與民營醫院之間的競爭極不公平，再加上公立醫院普遍的“壞榜樣”，眾民營醫院甭說想通過正當醫衛服務贏利，就連維持門面都難。于是，民營醫院也普遍學壞，隨之而來的所謂加強監管又致使新的市場進入者必須支付更高的尋租成本。

　　如此循環往復，所謂的醫衛改革整個兒變味。最終演變成百姓看不起病和不敢看病。還須指明的是，所謂改革即便到了這一步，還不是引發民間積怨的全部原因。還有兩大因素對民間積怨“火上澆油”：

　　一條，一方面地方政府辯白：醫衛投入不足受經濟發展水平所限；另一方面公立醫院又拿著有限的財政資金用于建立“院中院”：高干病房以及“貴族病房”越來越星級化。

　　再一條，在醫保、企業、個人共同負擔醫衛服務費用的名義下，先不說農民群體，只說傳統的醫衛服務大鍋飯享受者，除

　　綜上所言，民間對偽市場化醫改的意見，既來自于自身的直接感受，又來自于反差的強烈剌激。

　　盡管醫改積弊叢生，包括教改和房改在內———它們還不至于構成輿論普遍質疑中國改革的全部因素。事實是，自改革啟程以來，幾乎所有的改革項目都存在著不到位、走偏路的現象，譬如國企改革。正因為幾乎所有的改革都呈現著不同程度的不公平與不公正，才會使“郎顧之爭”這顆“

　　需要指出的是，民間對改革的普遍質疑與少數人試圖利用民意借機全盤否定改革有原則區別。前者，反映為百姓對改革命運和前景的憂思，后者則屬權貴階層乘勢將水攪渾的一股逆流。因為，倘若改革因撥正方向而深化下去，權貴階層的既得利益當受損害。

　　對改革命運和前景的大討論已持續一年有余，可迄今為止，國內還沒有一家輿情研究機構就人們支持或反對改革的態度傾向作出有說服力的統計分析。相反，國外的研究機構卻不斷公布著這類統計抽樣調查。最新的如馬里蘭大學“國際政策態度項目和民意調查機構‘環球掃描’”在全球20個國家進行的民意抽樣調查，結果發現，中國人熱愛自由市場經濟的程度甚至超過美國人，名列全球之首。該項調查顯示，中國至少有超過70％的人仍想通過公平的市場經濟機制來實現他們的致富夢想，74％的人認同市場經濟是世界上最好、最有前途的經濟體制，隨后的排名則分別為菲律賓（73％）、美國（71％）……

　　對此民調結論，我知道有些人一定會持反對意見，因為馬里蘭大學是美國人辦的，有人甚至會指斥人家“不懷好意”。

　　沒關系，要想得出“民眾不痛恨市場化只痛恨偽市場化”的結論，通過回顧改革的歷程同樣可以得到求證。改革初期，因改革而受益的首先是廣大農民，接著是城市的工人階層。兩個占人口絕對多數的社會群體因改革而率先受益，為改革的合理性提供了最初的社會基礎和民意基礎。

　　當然我也并不否認，自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始，至進入新世紀，改革的社會基礎和民意基礎逐漸消解。問題是這并不代表民意已經對改革失去全部期待和耐心，而只能解讀為民眾對真正的市場化改革的急切呼喚。

　　因為大多數民眾不愿意再回到共同貧窮的昨天；因為大多數民眾仍想通過公平的市場經濟機制來提高他們的生存質量；因為中國當代史已經并必將繼續證明，只有借助于一個好的改革，他們才有可能實現“咸魚翻生”！

　　那么，改革為何會掉入少數人和利益集團打著市場化旗號，非法撈取和侵吞多數人利益的陷阱？這要從改革的一般取向進行簡略分析：

　　正常情形下，不以人的意志包括改革發起者的意志為轉移，中國的改革要解決三大轉型：從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從封閉社會轉型為開放社會。因此需要確立兩個最基本的目標準則：即建立一個自由市場的經濟社會體制準則和實現社會公平的基本準則。在這個基礎上———在初步形成改革的民意基礎和經濟基礎（民營經濟）之后，改革必須在經濟領域、社會領域和政治領域同步推進。

　　今日之中國，經改越深入，路徑越迷茫；GDP越“瘋漲”，思想分歧越尖銳；民眾一方面對市場經濟心存希望，另一方面卻對市場競爭的結果充滿了挫折感。這些看似矛盾的現象如何作答，或者說主因究竟是什么，愚以為，三大轉型與三大改革未能同步推進是問題的源頭所在。

　　市場經濟發端于國外，在中國的土壤上，它們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其第一批“收成”竟然是富少窮多，兩極分化。錯不在市場經濟，只錯在因社改和政改長期遲滯，使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發育缺乏社會土壤。

　　缺乏社會土壤，使改革伴生的利益再界定和再分配的陣痛缺乏基本社會保障作為“緩沖地帶”；政改遲滯導致市場化形態下的社會資源分配和利益分配既不遵循效率優先原則，也不遵循公平優先原則，而是依然遵循權力優先原則。偽市場化及所形成的種種積弊，恰系權力優先的伴生物。

　　盡管如此，我仍不太擔心中國的改革會開倒車。因為，強調開倒車的經濟基礎、社會基礎及政治基礎和民意基礎早已不復存在。今天的中國除了硬著頭皮深化改革別無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