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大辯論對改革幫不了忙 反而有負作用

　　2006宏觀經濟預測春季年會于2006年2月24日在北京舉行，新浪財經獨家網絡圖文直播。以下為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佛利曼經濟學講席教授李稻葵的精彩演講：　　　　

　　今天我想講的話題是跟宏觀經濟密切相關的，我想談一下改革的問題。我發言的題目是“回歸基本共識，以發展為目標推動改革在發展中追求和諧”。首先我講一下為什么講這

個題目？在我看來，當前對改革有很多爭議和看法，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收入差距的擴大。隨著市場經濟機制的擴大和不斷深入，收入差距應該有下降的趨勢。但是財富差距的擴大可能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我個人認為財富差距的擴大并不可怕。我們更加關注的是收入差距的擴大，這可能有改善的趨勢。

　　第二，我個人認為可能跟最近一個時期以來的輿論平臺有關系。尤其是以互聯網為代表，出現了大辯論、大批判形式的討論。這種討論實際上歷來對改革幫不了忙，反而起了負面的作用。這是輿論平臺的改變，這一點我在后面有一點建議。

　　第三，由于各種方面的原因，人們對改革成果的期望值有所提高。

　　我認為這三大原因導致了各種各樣的爭議。它并不是一個新的因素，事實上這方面有時間我還會跟大家講，解決利益群體矛盾的時候，并不是讓矛盾公開化，相反是制定一些措施。怎么辦呢？我覺得討論改革的問題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我們改革的歷史和我們25年改革開放的根本共識。

　　我們簡單回顧一下改革的歷史的話，我們發現改革與開放，它從來都不是一個終極的目標，也不是最原始的目標。如果我們回顧一下當初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時候，那個時候改革與開放還沒有完全作為一個目標提出來。在70年代末經過了十年文革的動亂，經過了30年計劃經濟體制的實行，大家產生了一個共同的看法，“富國強民，民族復興”的目標離我們越來越遠。在那個時候，我們跟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并沒有縮小，經過30多年計劃經濟的實行，并沒有縮小反而是加大了。

　　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一系列的圍繞著如何富國強民，如何民族復興的措施。我們也很快的意識到技術問題、資本問題并不是阻礙我們富國強民、民族復興的主要問題。我們認識到體制問題是主要的問題，于是提出了體制改革的問題。當時的改革主要參照的目標、經驗是哪兒呢？前蘇聯、東歐國家、前南斯拉夫等等，通過他們我們才思考發現，東歐的經濟改革并不成功。從而導致我們更加深入的思考，我們在體制上根本的缺陷。于是才提出來要搞市場經濟、要對外開放的目標。所以說，改革與開放它從來不是一個終極目標，它是一個“民族復興、富國強民”過程中提出來的重要手段或者是中間過程。

　　今天經過了25多年的改革與開放，我們的任務完成了嗎？從某種意義上講，今天的任務其實更加繁重，比當時25年以前的形勢更富有挑戰性，挑戰性更強。為什么這樣說？經過25年的改革開放，經過去年年底的GDP數字的調節也不過是1700美元的水平，1700美元的水平也僅僅是剛剛離開美國最窮家庭的水平。與此同時，這個挑戰性更強。為什么這樣說呢？

　　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中國碰到了未富先大的問題，作為一個世界大國、經濟大國，我們在改革開放早年提倡的回避爭議，回避沖突這樣的發展戰略，

　　另一方面未富先大碰到了資源的限制。如果簡單的照搬世界發達國家的生產模式，我們中國的模式肯定不能趕上發達國家水平。這是簡單的算術問題，世界資源的儲備遠遠不夠。像中國這樣子的國家能夠趕上世界發達國家，這么一個繁重的歷史任務，在世界歷史上還沒有一個像中國這樣13億的國家，在這么大的規模上全面的趕超世界發達國家的先例。所以在我們的生產技術、消費模式，乃至于我們的經濟制度上還必須做出探索性的、創造性的努力。這就是我們25年以前提出的富國強民、民族復興的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怎么辦呢？我認為在這樣的形勢下，唯一能夠使得我們能夠恢復到當時改革開放的初衷，就是要強調我們的基本共識。也就是說為了進一步發展，我們必須要深入改革，一定要抓住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根本體制上的問題。就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的改革。

　　中國經濟的基本問題是什么呢？我認為是兩個相關的問題。

　　第一，內需不足。

　　這個跟我們的國際環境是緊密相關的，內需不足就是說，長期以來我們是靠出口，靠外部市場來拉動我們的增長。

　　第二，產能過剩，全面的產能過剩。

　　這兩個問題有深刻體制上的原因。生產內需不足的問題，在我看來它反映的本質是什么呢？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跡，在這個奇跡上如果把它形容成一個大車的話，搭上大車的人還遠遠沒有那么多。這部分人是什么人呢？一部分是農民，還有一部分是我們發展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農民。這部分人為什么沒有搭上經濟發展的大車呢？是因為他們沒有融入我們大市場體制，當然會出現內需不足，消費不足的局面。原因是什么？農民可以進城打工，也可以參與生產過程。嚴格來說，在消費過程中沒有完全參與，打工是可以的，進城是可以的，但是他們很難成為城市的居民，他們的生產模式、消費模式還停留在傳統的農村消費的模式上面。

　　最近以來有一個說法，農村的邊際消費能力是低于城市的，農民多掙一塊錢，他拿出來的消費能力是低于城里人的。農村的平均消費率是等于城里的平均消費率的。去年世界銀行有一份報告，通過調查明確的發現了一個現象，農村的消費率的確是低于城里人的。這也證明了農民沒有搭上中國經濟大發展的大車。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向體制改革要答案，向體制改革要出路。就是說要促進尤其是勞動力，要真正形成一個大市場。中國是一個經濟大國，大國的最大優勢就是大市場，勞動力要不要流動這是一個大問題。從目前來看并不是促進生產，農民可以加入到城里的一家工廠，能夠產生我們消費模式的轉變，能夠使得我們大城市繼續擴大規模，能夠使得我們城市的數量擴大，能夠使得城市化的進程擴大，能夠促進我們的消費，促進我們的經濟大氣候的形成。

　　這是關于內需不足的問題，內需不足的問題在中國建立勞動力大市場，還有另外一個含義是什么呢？這是我們經濟發展過程更加和諧，我會在下面闡述這個問題。

　　下面談另一個問題，影響中國目前經濟發展的另一個根本性問題是什么呢？產能過剩背后也是有深刻的體制問題的。在我看來產能過剩不光是短期內發改委通過政府手段控制的，更重要的是經營體制改革相對而言比較落后而導致的。原因何在，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于地方政府的追求政績的初衷；另一方面也是來自于我們企業投資的行為不合理性。

　　不合理性一方面沒有受到來自于外部投資者的限制，包括銀行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我們公司治理結構落后導致的。如果我們看一下公司資產數據的話，主要來源不是銀行，主要是來源于企業游離。為什么企業愿意拿出這么多錢游離投資呢？在外資企業里面，是要征求外部投資者的意見的。在我們的企業里面，企業內部人、企業經理人員并沒有征求外部投資者的意愿。所以大部分的投資并沒有返還給投資者。我們一塊錢附加值的分配資本所得比重遠遠高于發達國家的資本比重，它們一般是25%—40%。從上面來講，不光是我們國家的

　　產能過剩另一方面是退出的問題。在一個正常的，在一個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情況下，利潤不足的情況，很自然應該經過產業的調整和整合，會出讓給利潤比較好的企業。要達到企業整合，要達到企業控制權的轉讓，這也需要一系列的

　　在改革中追求和諧，按照剛剛的思路是發展大市場，促進勞動力，改革的過程實際上就是社會和諧的過程。剛才我說了中國經濟主要的收入差距實際上是城鄉差距，城市內部的收入差距是遠遠低于農村內部的。剛剛大市場的思路，實際上也是一個拉平城鄉差距的過程。隨著經濟發展的過程和改革的進程，政府的財力也能夠加強，政府能夠以更大的力度來投入到基礎性的產業。從長遠來看對社會總體而言有極大的幫助。實際上我們看一下發達國家，最主要的收入差距來源是受教育水平的來源。如果我們政府能夠在教育里面加強基礎投入的話，從長遠來講是有極大幫助的。

　　最后談一下最近以來一些相關的關于改革議題的提法。我個人認為可能不見得是重要的改革方向，剛才我們談過統一大市場和基礎投入，我認為這是幾個主要改革的方向。其他的改革方向，例如是不是要利益明確化，給他們一些條件，給他們一些機制，讓他們把他們的聲音反映出來，是不是要在短期內大幅度的促進我們的法制改革。我個人認為這可能不見得是改革的重點。我認為利益集團的問題不宜公開化，對于法制問題我想在短期內不見得能起到正面作用，可能會起到負面作用。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