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民乃至世界矚目的一年一度的中國“兩會”分別于3月3日和3月5日在北京隆重開幕。北大經濟學院自2014年開始，推出“‘兩會’專家學者筆談”，暢談改革，分享智慧，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今年的“專家筆談”也將在“兩會”期間如期與廣大讀者見面。

　　張輝：數字經濟：新常態中國經濟的新動力

　　（作者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2017年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在以創新引領實體經濟轉型升級中首次提出“促進數字經濟加快成長”。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需要新動力。近年來，數字經濟開始成為我國經濟改革的重點關注內容。大量的經驗數據告訴我們，經濟下行周期，往往也是技術進步最快的時期，也是孕育新一輪經濟增長周期的關鍵時刻。

　　2015年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網絡強國”戰略。“十三五”規劃綱要更以專篇內容對拓展網絡經濟空間的相關工作進行戰略化部署，提出一方面要構建泛在高效的信息網絡，另一方面要發展現代互聯網產業體系。2016年4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強調要“推動我國網信事業發展，讓互聯網更好造福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2016年10月9日就實施網絡強國戰略進行第三十六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加快數字經濟對經濟發展的推動”。

　　新世紀以來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大規模應用，網絡信息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2000-2016年，世界范圍內互聯網用戶普及率由6.5%提高到43%，移動寬帶普及率由4%增加到47%。與之相應的，數字經濟——一種全新的經濟形態，正成為轉型升級的重要驅動力，也是全球新一輪產業競爭的制高點。

　　根據2016年G20杭州峰會《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的定義，數字經濟是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金融科技與其他新的數字技術應用于信息的采集、存儲、分析和共享過程中，改變了社會互動方式。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信息通信技術使現代經濟活動更加靈活、敏捷、智慧。

　　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后波。從技術脈絡看，信息化技術孕育了數字經濟的胚胎，數字經濟發展多快、走得多遠，根本上是由信息科技的步伐決定的。

　　數字經濟這一概念1995年才被提出，但最早可追溯到起源于20世紀40年代的信息經濟。1946年在馮·諾依曼體系結構的基礎上，第一臺計算機ENIAC在美國問世。早期計算機主要采用電子管技術，主要應用于軍事、科研院校和大中型企業。20世紀50年代中期晶體管的出現和60年代中期集成電路的發明使計算機開始朝小型化方向發展。20世紀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前期，隨著大規模集成電路的出現，計算機的體積進一步縮小，性能進一步提高，開始普及到中小企業及居民等生活領域。1981年，IBM推出第一臺個人電腦IBM5150，標志著計算機正式進入個人電腦（PC）時代。微軟、蘋果、甲骨文等公司也在這一階段應聲而起。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新世紀之初，伴隨個人電腦和網絡技術的發展，網絡經濟得到飛速發展。1993年，美國推出“信息高速公路”戰略，大力推動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迎來了網絡經濟黃金時代。雅虎、亞馬遜、谷歌等公司應運而生，中國的騰訊、阿里巴巴、百度等互聯網公司也開始起步。2000年網絡經濟泡沫破滅，互聯網經濟遭遇重大挫折。但新世紀初，隨著個人電腦計算機運算速度、存儲規模和網速的幾何級增長與智能手機的出現，曾經破滅的網絡經濟又在個人電腦和移動互聯終端雙核驅動下迎來了互聯網經濟的繁榮時代。移動互聯網迅速崛起，諾基亞、摩托羅拉為代表的傳統手機制造商被蘋果、三星等智能手機制造商取代，雅虎為代表的互聯網1.0公司被Facebook、Twitter等互聯網2.0公司取代，Airbnb、Uber等共享經濟模式開始嶄露頭角并引領時代發展潮流。

　　近年來，數字經濟的技術基礎走到關鍵的時代節點，一場新的信息技術革命正在悄然醞釀。傳統的摩爾定律即將走到盡頭，微電子技術發展面臨瓶頸，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智能化等方向成為新一代信息技術的重點研究方向。為積極搶占新一代技術前沿，世界主要國家都將網絡信息技術作為經濟發展、技術創新的重點。美國相繼發布《聯邦云計算戰略》《大數據研究和發展倡議》等文件，加快部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全球網絡信息技術的前端領域，歐盟也于2015年推出數字化單一市場戰略，力圖打破跨國在線活動的障礙，解決歐洲電信市場碎片化及投資不足的問題，在同一市場為企業和服務制定公平競爭環境。

　　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從中國的實際發展看，我國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數字經濟大國。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2015年經濟數據來看，1994-2014年，中國信息和通信技術（ICT）投入對GDP拉動1%，遠遠高于美（0.6%）、英（0.6%）、德（0.4%）、法（0.3%）、日（0.3%）等發達國家。此外，截止2016年底，中國網民規模達7.31億，相當于歐洲人口總量。相關資料顯示，2016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已達到22.4萬億元人民幣，占GDP比重達到30.1%，增速為16.6%。一批杰出的網信企業紛紛涌現，阿里巴巴、騰訊、百度、京東4家上市公司進入全球互聯網公司前10強。世界互聯網大會成功舉辦三屆，影響巨大。從數字經濟細分領域看，華為、OPPO、vivo躍居智能手機全球出貨量前五行列，其中華為已經在全球170個國家和地區銷售，小米極力開拓印度市場，傳音手機風靡歐洲；電子商務交易額超過20萬億元，穩居全球第一；“互聯網+”蓬勃發展，產業互聯網快速興起，從零售、物流等領域逐步向一二三產業全面滲透；網約車、網上公開課等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層出不窮。

　　數字經濟之所以受到國家高度重視，與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獨特地位密不可分。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新常態需要新動力，數字經濟在這一方面大有可為，符合五大發展理念的內在要求。

　　從創新驅動看，數字經濟涉及35個產業，關聯性強、涉及面廣，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動力比較強。行業投入上基本上來自于第二產業，但是產出和分配在第三產業，可以平衡二產和三產、投資和消費的關系。

　　從協調發展看，數字經濟有利于縮小區域發展差距，促進城鄉統籌發展。除北京、上海、廣東、浙江等數字經濟發達地區外，中西部地區也在積極培育具有自身特色的數字經濟模式，例如成都重點扶持手游行業，貴州著力建設全國首個國家級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另一方面，數字經濟也拉動了農村經濟發展。2016年全國淘寶村達到1311個，淘寶鎮達到135個，至少創造84萬個就業崗位，經濟社會價值日益顯著。

　　從開放共贏看，華為、小米等IT企業“走出去”已經樹立了良好典范。“一帶一路”國家中，大量國家信息化發展水平相對滯后。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全面鋪開，中國可以抓住各國經濟的數字化趨勢，加快我國信息產品和服務走出去，重點在網絡基礎設施、產業與技術創新等方面協同發展。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但我們也要看到，雖然中國已經成為“網絡大國”，卻并不是“網絡強國”。以數字經濟的核心技術——集成電路為例，現階段頂尖技術仍然掌握在英特爾、高通、三星、AMD等美韓企業手中。近年來在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和國家級集成電路產業投資資金的推動之下，我國CPU產品技術研發已進入多技術路線同步推進的高速發展階段，落后局面有所改觀，但仍然有較大差距。龍芯等自主研發的面向服務器和PC的CPU，華為海思、展訊、小米澎湃等國產移動設備芯片仍然處于相對落后水平。核心技術的缺失為數字經濟的優質發展帶來了重大挑戰。以2016年3月的中興通訊事件為例，美國政府禁止采購核心芯片的政策出臺，直接引發中興公司被迫停牌。

　　對未來數字經濟的發展，我們認為以下幾點值得重點關注。

　　首先，高度重視基礎研究，加快推進自主創新。基礎研究是科技進步的先導、自主創新的源泉，只有以深入、扎實的基礎研究為后盾，核心創新能力的提高才能找到支點。2013年，我國基礎研究占比僅為4.7%，遠遠低于美國（16.5%）、英國（14.9%）、法國（25.4%）、韓國（18.1%）等科技發達經濟體水平。為此，我國要瞄準全球信息產業的最新趨勢和技術前沿，實現信息化關鍵技術的自主創新。具體包括，近期內在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方向的應用級技術產品的突破；長期內，在國際主流的商業級移動操作系統、CPU芯片等基礎性技術產品的自主研發。

　　其次，緊密關注市場技術的變化，強化應用驅動，著重開發市場技術的應用。美國硅谷是當前全球技術市場化最為成熟的新興工業園區，其重要經驗是以大學科研機構為關鍵支撐，以市場化為導向，充分實現了產學研相結合，科研成果能迅速轉化為社會生產力。現階段我國數字經濟中技術與市場脫節問題較為嚴重，下一步應朝以客戶為基礎、以需求為導向、以產業化為目標的方向邁進。

　　最后，“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積極招攬高素質人才，培育數字經濟的人力資本。任何國家，任何事業，人才都是決定興衰成敗的根本。在硅谷的早期發展歷程中，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為硅谷企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高素質科技創新人才，培育了惠普、思科、蘋果、雅虎、谷歌等一批知名企業。現階段，硅谷已經成為海外科技人才集聚創業最集中的地區，高技術人才中有36.3%是海外來源，而同期我國中關村國際人才比重僅為1.5% 。因此我國高度重視人才隊伍的建設，形成“天下英雄盡入彀中”的人才局面，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充足的智力儲備和創新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