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祎：政商關系成企業危險捷徑
在一個沒有穩健機制和良性體制架構的環境下，巧妙騰挪與弄巧成拙往往只有一線之隔。
文/樊祎
在中國，政商關系是一種獨特的企業發展邏輯，不經營政商關系，企業很難做大，辛辛苦苦做大了，一有風吹草動，企業和企業家馬上處于危險中。
實德目前的狀態堪憂，這并不是因為董事長被調查企業必然倒下，而是因為，如果企業發展的模式嚴重依賴政商關系，一旦聯系政商兩界的關鍵節點發生問題，企業的后續發展必然亮起紅燈
同樣是遼寧企業，華晨汽車是另一個典型故事。華晨汽車創始人仰融以高超的財技把一個小小的香港財務公司打造成中國汽車行業的一匹黑馬，鼎盛時期擁有六家上市公司，與寶馬合資生產整車。為了更好的在資本市場騰挪，仰融在1992年和中國人民銀行教育司等幾家國字頭單位聯合成立了中國金融教育投資基金會作為華晨中國的投資主體，在那之后，事情起了變化，盡管沒有投入一分錢，但是財政部在給遼寧省政府的函中要求認定華晨及其衍生公司為國有資產，并要求遼寧省政府予以接管。作為公司實際所有者和真正出資人的仰融當然不干，雙方談判的底線差距懸殊，幾輪博弈之后，最終結果是遼寧省法院以涉嫌經濟犯罪為由批捕仰融，仰融凈身出戶出走美國，完全失去了對華晨的控制。
無論是華晨的仰融還是實德的徐明，所反映的都是中國特殊政商關系的一個縮影，而且是最危險的那種。
政商關系的演進，可推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戰國，齊國的管仲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家專營鹽鐵的“國企”，同時兼任央行行長與發改委主任一職，國家從資源和政策上完全壟斷了商業的主體，所謂的商人不過是依附于主體的附庸。這種制度延續至晚晴。2000年以來王朝興替，變的是一個個皇帝的姓氏家譜，不變并鞏固的是中央集權的獨裁體制和文化慣性。在中央集權體制下，國家控制一切的觀念和實踐給了歷代商人們幾乎唯一的選擇。只有和官家搞好關系，進一步說，只有和官員搞好關系才能生存發展下去。
洋務運動之后，官員和商人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轉變，國家從商業活動中后退一步，以官督商辦的形式出現了一批帶有現代色彩但仍然具有濃厚中國特色的企業。但政商關系只是巧妙的從桌面轉到桌下，官員和商人通過政策資源的貨幣化完成了權力勾兌和利益輸送。胡雪巖與左宗棠、盛宣懷與李鴻章就是這種關系的典型代表。
現在，仍然有無數企業家從《胡雪巖傳》里尋找企業經營的真諦，這說明當代的政商關系并未脫離晚晴洋務運動之后形成的范式。
這種范式的危險之處在于，企業的發展不是按照市場規律運行而是按照官場規律運行， 官員的升遷是企業發展的充分條件，反過來，官員的倒臺或去世則敲響了企業由盛轉衰的喪鐘。
近來有學者提出了“匿名政企紐帶”的說法，認為企業應該和政府打交道，而非和某個具體的官員過從甚密，這就是“匿名”的政企紐帶。和某位政府官員形成單一的對價關系是很危險的，比如黃光裕的落馬。同時這種政商關系還造成了至少兩個惡果：企業家無法找到合適的接班人(繼任者不具有創始人的政府網絡和公關能力)、企業無法做大(跨省市的政府關系壁壘森嚴)。
如何有技巧地游刃于政商博弈之中，仍將成為中國企業家的最大挑戰。在一個沒有穩健機制和良性體制架構的環境下，巧妙騰挪與弄巧成拙往往只有一線之隔。
作者系漢哲管理咨詢集團合伙人
中插：
當代的政商關系并未脫離晚晴洋務運動之后形成的范式。這種范式的危險之處在于，企業的發展不是按照市場規律運行而是按照官場規律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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