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水電開發程度

　　此外，作者說：“我國的主流意見還認為，在水電資源富集區，水電總裝機容量不宜超過總發電裝機容量的1/3，徑流式水電裝機容量不宜超過水電總裝機容量的1/3，否則水電的豐枯矛盾就會非常嚴重。但在美國西北地區，水電裝機容量占到總發電容量的80%，徑流式水電占到水電總裝機容量的60%以上，豐枯問題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嚴重。其原因就在于他們的龍頭水庫正調節功能發揮得不錯�！�

　　作者的這種說法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眾所周知，我國實行全國水電統一規劃，西電東送是我們的重要能源戰略，怎么可能會有什么“在水電資源富集區，水電總裝機容量不宜超過總發電裝機容量的1/3，徑流式水電裝機容量不宜超過水電總裝機容量的1/3，否則水電的豐枯矛盾就會非常嚴重”的主流意見呢？要知道，由于青藏高原的存在，我國的水能資源的分布極不平均，西部11個省、區、市的水能資源總量，占到了我國總資源的88%以上，而東部的京、津、浙、閩、滬、粵等12個經濟非常發達的省、區、市的水能資源量還不足全國總量的5%。西部地區發揮水能資源優勢、輸出水電是我國的基本能源戰略。因此，作者所說的那些所謂主流意見，絕對是子虛烏有的謠傳。

　　作者說“在美國西北地區，水電裝機容量占到總發電容量的80%，徑流式水電占到水電總裝機容量的60%以上”也沒有任何值得炫耀的地方。作者可能不知道，我國的湖北省水電裝機比重可能已經超過了90%以上，大大高于美國西北地區。而且，這和所謂的正調節、反調節毫無任何關系。不過，正如作者所說的，龍頭水庫的作用確實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為我們要彌補我國在龍頭水庫建設方面的欠缺，所以，經濟實力增強以后我國現在的水電開發，才要強調建設高壩、大庫。

　　關于“釣魚工程”

　　作者在分析“‘反調節’盛行的體制原因”的論述中，提出了所謂的釣魚工程的說法。

　　作者認為：“其實‘反調節’在我國盛行的深層原因恐怕還是體制性的。這就是現行體制下我國各地方當局都想從中央爭切‘水電蛋糕’，爭投資上項目，追求任內‘政績’，既無市場經濟下的投資者責任，也無‘理性計劃’應有的科學精神。于是壩惟求高，庫惟求大。我國水電工程在預算上通常都是‘釣魚工程’，這早已并非秘密。而‘反調節’更成為重要的‘釣魚’手段。最典型的是著名的葛洲壩工程，這個在寬闊斷面上橫截長江的浩大工程作為電站單獨運行是絕對劃不來的。當時上馬的主要理由就是它可以作為未來三峽大壩下游的‘反調節水庫’。然而那時三峽工程本身的論證還八字沒有一撇。三峽若不上，葛洲壩就是一大敗筆。主工程是否上馬還在未定時就興建本來應該是后續項目的‘反調節’工程，以‘調節’的既成事實來逼迫主工程上馬，這種做法從經濟‘計劃’的觀點看是十分悖理的，然而從政治博弈角度看以這種方式為三峽上馬施加壓力，卻是卓有成效：有了葛洲壩，三峽就騎上虎背，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了。如今三峽工程已竣，爭論依舊。”

　　作者的這種說法，幾乎完全是來自反壩人士對我國水電開發的污蔑宣傳。作者說的“地方當局都想從中央爭切‘水電蛋糕’，爭投資上項目，追求任內‘政績’”的現象確實存在過。但是，那是由我國當時計劃經濟體制決定的弊端現象。那時候不光是水電，計劃經濟條件下所有的國家投資項目，都會有這種爭投資的現象存在。至于所謂“釣魚”的說法，完全是一些人對水電工程的一種污蔑。我國所有的大型水電開發，都必須是嚴格按照流域規劃進行的。這些規劃幾乎都是早在幾十年以前就由國家主管部門經過勘查、設計之后統一確定的。實際施工時，先建設哪一級電站，完全是根據國家的投資、建設能力和當地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需要決定的，絕不存在什么“釣魚”的問題。

　　作者想當然的認為“最典型的是著名的葛洲壩工程，這個在寬闊斷面上橫截長江的浩大工程作為電站單獨運行是絕對劃不來的”，完全是某些人主觀臆造的說法。葛洲壩水電站建成后到三峽建設前的幾十年里，葛洲壩送出的電價僅為每度八分錢，極大的降低了華中地區的整體電價，使得當地工農業發展和人民生活都受益無窮。而且，就是在這樣一個電價水平，葛洲壩水電廠每年還要上繳大量的利潤，支援國家建設。作者怎么能說葛洲壩“作為電站單獨運行是絕對劃不來的”呢？

　　作者的“三峽若不上，葛洲壩就是一大敗筆”完全不符合事實。即使三峽不上馬，葛洲壩的作用、效益也是一般的工程項目難以比擬的。三峽的決策是在葛洲壩水電站建成后很多年，由全國人大表決通過的，表決通過三峽的時候，絕沒有人曾經強調說過三峽不上就會影響葛洲壩的效益。實際上當年上葛洲壩的原因是，國家極度缺電，需要在長江上先建一個徑流式電站解決華中地區用電的急需。因此，這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三峽工程釣魚的問題。作者試想，如果是釣魚工程，葛洲壩之后三峽的上馬還用得著再讓人大去激烈爭論嗎？

　　總之，梯級水電開發是世界公認的最科學的開發方式，不管是美國還是我國的水電開發，大都按照梯級開發進行規劃的。如果遇到特殊情況不能按照梯級開發，某些水電站的發電效益可能會比梯級開發有所減小，但是，決不至于出現什么“絕對劃不來的”或者說什么“大敗筆”的。尤其在當今市場化開發的條件下，恐怕還沒有任何一個開發商愿意把投資的風險，建立在其他某一座水電站必須同步建設的前提上的。因此，所謂釣魚工程，純屬一些人對水電建設的誤解。

　　由于篇幅的關系，有關《環保與發展中的天平與尺蠖》文章中提出的其他一些涉及到技術以外的社會制度的問題，我這里就不再具體討論。我這里只想對作者強調一點，科學和民主是一個國家、民族發展、進步、強大的必然需要。而且，兩者缺一不可，不尊重科學的民主，決不會是真正的社會進步。

　　(作者系中國水利發電工程學會副秘書長）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