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炒煤團是機遇 山西應引導數十億民資

　　對山西而言，溫州炒煤團的出現是一次挑戰亦是一次難得的機遇，現在，山西面臨的是，政策如何有效引導突然涌入的數十億溫州民間資本，借其力，推動山西的煤炭市場化進程。

　　撰稿／楊江

　　誰在憂心忡忡？

　　4月20日，一場沙塵暴突然襲擊山西，在古城太原上空，由上海飛來的班機降落時出現顛簸，一名30多歲的男子心緒不寧地望著艙外，此時的上海春意盎然，這里放眼卻是焦灼的黃土。

　　男子告訴記者，他是一名在晉溫州煤商，在這條航線上，操溫州口音的大多與煤有關。近兩年，國內能源危機顯現，精明的溫商涌向山西，一個通行的說法是，溫州煤商控制了山西省60%的中小煤礦，煤炭年產量8000萬噸，占山西省煤炭年總產量的1／5，全國的1／20。

　　有關初步統計稱，在晉溫州煤商有500多人，但記者調查得知，實際可能有2000人左右。在山西省任何一個產煤縣市，基本上都活躍著溫州煤商的身影，不少地區，隨手攔下一輛高級轎車，坐著的十有八九都是溫州煤商，對此，不少山西人心情頗為復雜。

　　半年來，圍繞溫州“炒煤團”的諸多爭議持續升溫，男子言語謹慎，他說自己原本做服裝生意，2003年下半年，一名在山西經商的朋友回家勸他一起購買煤礦，朋友說，眼下，在山西，煤炭有如“黑金”，投資一兩千萬元兩三年就能收回，“很多老鄉都賺瘋了”。

　　他因此籌資500多萬元入股與朋友購買了山西一個年產量6萬噸的鄉鎮礦，效益很快顯現，收入豐盈，但不久前，因小煤礦事故頻仍，山西省規定中小煤礦停產整頓。

　　“我還沒收回成本，停產一天，損失就是好幾萬，要命的是，由于小煤礦安全隱患問題嚴重等原因，山西省規定，2005年年底淘汰所有年產量9萬噸以下的煤礦。”

　　山西目前有各類煤礦3991座，礦井4691個，在這些礦井當中，年產能9萬噸以下的占到70%。而溫州商人承包的礦井，基本產能都在9萬噸以下。

　　溫州煤商承包的煤礦，承包期多是6年，長的達30年。這意味著，在承包期內，溫州煤商集體退出的可能不大，由于投資大，中途退出損失必將慘重。

　　但不走人就必須接受改造，要么擴增產能，完善安全生產條件；要么走重組聯合道路，也就是同一地區的幾個煤礦重組為一個煤礦，由此突破9萬噸產能的規定。

　　“最壞的打算是與本地礦井聯營，但我對此很不放心。”他焦急如焚地趕回溫州，在親戚中集資數百萬元，以擴大產能。男子未肯透露其煤礦具體方位，出機場后鉆進一輛等候已久的轎車直奔市區。

　　太原市區，黃塵彌漫，在一棟綜合樓的四層，面對記者，山西省中小煤礦井巷企業協會辦公室主任閻敏才也是一籌莫展。閻是山西人，原是浙江省人民政府駐山西辦事處的一名工作人員，與早期來晉的溫商甚有交情，退休后便被溫州煤商請來坐鎮協會辦公室。

　　部分在晉溫州煤商半年前開始籌辦“山西省浙江煤炭企業協會”，這個名稱去年已經通過山西省有關部門的批準，但就在臨掛牌之際，又突然被要求“去浙江化”。“去年12月，協會成立大會就已經舉行，但至今未能在有關部門通過注冊”，閻敏才說。

　　協會成立的坎坷同樣與圍繞溫州“炒煤團”的激烈爭議有關。而此時，在太原某高級賓館內，協會的秘書長，在晉溫州煤商的代表人物許方楷心中同樣經歷一場沙塵暴。

　　最近一段時間，山西省一些“封殺”溫州“炒煤團”的舉措已經見諸報端，溫州煤商們也確實感受到了“四面圍堵”。

　　用一些溫州煤商的話說，他們遭遇了生存危機，正處風頭浪尖，國家也嚴命五類礦井停產、四類礦井取締，而溫州煤商的煤礦，大多在此列。

　　溫州煤商們抱怨，一些人將他們視為蝗蟲，將他們妖魔化了，“我們絕不接受溫州炒煤團這樣的說法！”

　　最大的輸家變贏家

　　“溫州煤商分為前后兩批，要走近他們，首先必須弄清其人員結構。”閻敏才打開了話匣子。

　　他介紹，第一批溫州煤商早在上世紀80年代進入山西，多是溫州蒼南縣及平陽縣的井巷工程公司職工。1980年代是山西新建煤礦的高峰期，而溫州掘進隊伍技高一籌，迅速占領了山西煤礦井巷掘進市場。當時，山西境內從統配煤礦到地方礦，從鄉鎮煤礦到民營礦，幾乎所有新建、擴建礦井的井巷工程都由浙籍施工隊伍(90%是溫州的)承擔。

　　1990年代初，煤炭市場即將納入市場機制，一些富有市場開拓意識的溫州井巷工人開始嘗試承包煤礦。

　　“但相當一部分人卻是被逼承包的。”閻敏才介紹，1990年代，煤炭市場持續低迷，山西省出現“有煤賣不出，賣出討錢難”的窘迫，那時候，山西省各界出省推銷煤炭，誰買了山西的煤就算給了很大的面子。

　　“大礦都生計艱難，小礦更是舉步維艱，不少鄉鎮礦、村礦停產。新建礦井逐年減少，掘進市場隨即萎縮。不少礦付不出井巷工程款，更無資金添置生產設備，地方礦主便將采礦權交給溫州井巷工程隊，頂替工程款。”

　　當時有“大包”和“小包”之分，“煤市看不到前景，山西人急于脫手，將煤礦低價轉給溫州人，當時十幾萬元就可以拿下一座年產量10萬噸的礦，也就是大包，地方礦主只管收錢，溫州人挖15萬噸一年，20萬噸一年，他根本不管。”

　　胡育林被認為是這批人的典型，據悉，他1987年開始在大同承包經營煤礦，目前在山西省已經擁有六七家煤礦，資金已達1億多元，甚至在寧夏、貴州的開采網絡也已撒開。

　　但當年的日子確是非常慘淡，煤商周時選說，他1999年承包了一個礦，1噸煤開采成本30元，售價20元，不生產虧，生產更虧。

　　“很多溫州煤老板苦不堪言，煤礦無法脫手，只好硬挺著。”閻笑稱：“市場是公平的，周時選他們熬過了最艱難的日子，2001年煤市開始復蘇，煤價飛漲，用一夜暴富形容不太確切，但他們確是由最大的輸家變成了最大的贏家。”

　　第二批溫州煤商基本是在2002年后入晉的，占在晉溫州煤商人數的一半以上。煤炭市場經歷特困期后逐步復蘇，尤其是隨后兩年的能源危機，電荒、煤荒困擾全國，大量以前從事其他行業的溫商開始把目標聚焦到山西煤炭。

　　溫商中傳說著這樣一個細節：2002年，浙江省省長北上求煤，長驅山西、內蒙古等地，但收獲寥寥。這在溫商中反響強烈，其強烈的市場信號，刺激了相當多的溫商前往山西。

　　“溫州平陽一帶皮革業發達，但污染嚴重，隨著政府治污力度的加大，皮革業成本增大，不少皮革商紛紛撤出資金，四處尋找錢生錢的機會。”

　　原先的井巷包工頭搖身變為家纏萬貫的煤老板，這樣的消息迅速傳回溫州，煤炭的巨大的利潤空間有如一塊巨大的磁鐵石。大量蒼南、平陽人涌至山西，在晉城僅來自平陽水頭鎮的煤商據說就有近百人，投資高的可達七八千萬元。

　　記者了解在晉溫州煤商多是家族成員或朋友集資，組團入股購買煤礦，也有通過民間借貸，也就是地下錢莊的，還有抵押房產向銀行貸款的，山西人對溫州人的這種大膽很是欽佩。

　　但閻敏才說，這批人純屬外行，是純粹的投資客，很多對煤礦生產一竅不通，因此，他們便高薪聘請專業人才。最典型的就是陳德偉。據說，這個目前僅有31歲的小伙，2003年攜帶1億元的資金前往山西，成立了山西育材能源投資有限公司。由于沒有煤礦從業經驗，陳自己并不參與煤礦開采，生產任務由高薪聘請的礦長負責，陳德偉在山西沁水縣投資的煤礦正是如此，據說其所聘的礦長年薪高達百萬。

　　目前仍有溫商陸續來晉買礦，但勢頭明顯削弱，因為投資煤礦的成本和風險都已大增。

　　黑金暴利

　　在太原，很多高級賓館和消費場所都對溫州煤商的闊綽深表感嘆，山西于溫商而言，與其說埋著的是煤，不如說埋著的是一車子一車子的鈔票。

　　一名溫州煤商告訴記者，溫州人承包的幾乎都是山西省的鄉鎮礦，多在偏僻山溝，“富礦、大礦，他們能給我們？！”實際操作中，外省人不能成為山西省煤礦的法人，因此，溫州人投資煤礦的方式主要是私下承包或買斷礦井幾年經營權，包括地下煤礦資源。

　　“山西一些村礦、鄉鎮礦荒廢多年，也有一些礦設備簡陋，礦主不愿投資，轉給溫州人，自己坐收漁翁之利。鄉鎮礦的實際控制權在村長手中，因此溫州人一般將村長搞定，由村長疏通各層關系。”

　　記者了解，不少溫州煤商雇傭山西本地政府部門的退休人員擔任煤礦管理人，“實際看重的是他們在當地的人際關系。”一名溫州煤商直言不諱，“工人來自河南、湖北、四川等地，每天工資一百元，干活很賣勁。”

　　這些溫商均不否認投資煤礦的高額回報，閻敏才說有一溫州商人在長治市承包了一座當地人認為將要枯竭的煤礦，但其兩年就收回了投資。

　　在晉城，有人給記者算了一筆賬，那里的煤價300多元一噸，可以凈賺220元，甚至更多，一個煤礦假若日產300噸煤，煤商每天即可進賬6萬多元。

　　因此，有煤商向記者證實，在晉城地區，投資一兩億元，一兩年收回成本，“不是希罕事。每噸煤的開采成本基本都在30元左右，即便在煤價只有140元的原平縣，一噸煤也可凈賺近百元。”

　　記者了解到，這些煤商所說的還只是計劃煤的價格，市場煤的價格更甚，難怪不少人將采煤叫做“挖黑金”。來自蒼南的徐老板原來做服裝生意，2003年春節剛過，他就帶上800萬元，踏上山西挖“黑金”。他投入700多萬，承包了兩家小煤礦，聘請了當地縣里兩個退休下來的局長做礦長。

　　此前幾年全國煤炭市場剛經歷一個困難期，作為產煤大省的山西，自然是這股“煤炭寒流”最嚴重的受害者。因此，吸引外地商人來晉投資煤炭業，就成了山西很多地方政府的頭等大事，徐先生的到來受到當地政府的極大歡迎。

　　他透露，2003年5月，山西某地為吸引投資，準備將當地一個煤礦按照破產拍賣的方式賣給他，他給當地有關負責人打通關節后，只用了不到200萬元就買下了價值至少上千萬的煤礦，“現在花6000萬元也買不下來。”

　　2003年7月，他又帶著籌集好的3000萬元資金再次來到山西，這次承包了三家規模稍微大一點煤礦。隨后，他又四處拆借了2000萬元，承包了兩家規模更大一點煤礦。這幾家煤礦，都是聘請當地退下來的官員做礦長，自己做幕后操縱者。

　　2004年，徐還清了所有借款，收回了投資，而且賣掉最早的兩家小煤礦的承包經營權也發了很大一筆財，剩下的幾家煤礦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過。

　　煤炭回報驚人，山西人大呼溫州人怎么就那么精明！“但媒體報道對我們很不公，說我們整天過著鈔票不斷增多的日子，一覺醒來賬面上就多了幾百萬元，把我們說得像葛朗臺、錢瘋子似的。說開豪華汽車，四處購買房產，養二奶，奢華消費，成為我們的生活常態。”不少溫商抱怨。

　　“其實，有三分之一的溫州煤商虧本，甚至血本無歸。”一名溫商說，“我們人生地疏，受到一些地方煤礦的欺騙，花數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買下采礦權后才發現，礦區已經枯竭了。”

　　周時選也說，煤價跟煤種、煤層和地區有很大關系，容不得半點閃失。“煤礦是一個高風險行業，一旦出了事故，我們可能萬劫不復，你們不能忽視這一點，高風險與高回報是對等的，你們敢投資嘛？”有溫商反問。

　　炒煤協會“陰謀”

　　對溫州“炒煤團”指責最多的是：“他們炒高了煤價，乘機牟利，擾亂了市場，加劇了能源危機。”這給溫州煤商帶來了很大的輿論壓力，在云南省，有關領導特別提醒，要以山西為戒，“防止溫州炒煤團擾亂云南煤炭資源。”

　　今年4月初，溫州市政府經濟技術協作辦公室在一份《關于溫州人投資山西煤炭產業情況的調查》報告中著重指出，溫州人不是“炒煤團”，煤價上漲與溫商無關。

　　接受記者采訪的溫州煤商也表示：“什么叫炒？我把煤礦以一千萬元買下來，很快再以兩千萬元賣出去，這叫炒。這樣的做法，有！但是極個別！大多數還是看到商機來搞投資的。”

　　無論是山西省社會科學院能源所工業經濟研究室主任夏冰，還是閻敏才都說，要“炒煤價”，溫商必須滲進煤炭的主要流通領域。

　　山西挖煤的賺得少，“倒”煤的賺得多，溫州人自然不會放棄這塊蛋糕，但這個賺錢命脈恰恰被山西有關部門緊緊地抓卡住。目前，溫商的活動范圍僅限于煤炭的生產領域。閻敏才說山西省有8個統配礦，它們有鐵路專線，煤挖出后由國家調控，還有340個地方礦，煤經由山西省煤炭運銷總公司走進流通領域。

　　而溫州煤商承包的鄉鎮礦要在流通領域謀得一席之地簡直就是妄想，閻透露，一些在2002年之后進入山西的溫州煤商的確曾做過這方面的努力，有人為此上下求索數十趟，“錢花了老鼻子，灰碰了一鼻子。”

　　記者了解到，溫州人承包的中小煤礦并不受計劃因素的限制，走的全是市場煤，根本不需經由大礦的流通渠道，煤炭緊俏時，各廠家車隊等候在礦區，煤一挖出就被搶購一空。

　　一名王姓老板在1990年代承包了山西一個村礦，第二年收回幾十萬元成本后就把礦無償送給了一個好友，“現在這個礦價值一千多萬元，他猛賺了，送給我幾十萬元作為回報。”

　　王老板感觸地說：“市場煤買賣，只要供應緊缺，漲多漲少自然都是賣煤的說了算，只要買家同意，就是合理的。而且，煤炭一天一個價，你拿今天的錢，絕不賣你明天的煤。”

　　正因如此，當地不少人指責溫州煤商擾亂了市場煤的市場，認為溫商通吃了煤炭生產和流通中的大部分利潤。

　　一位山西地方煤礦的老板指責說，不少溫州老板一方面利用“市場煤”價格完全放開的政策空間，采用囤積居奇、與經銷商勾結等手段，聯合哄抬煤價；另一方面，超限度降低成本，減少或根本沒有安全投入。這樣一來，煤炭暴利自然形成。

　　山西人甚是擔心溫州煤商一旦成立“山西省浙江中小煤礦企業協會”，擰成一根繩，做出“更大動作”，與當地人展開激烈競爭，“他們有的是錢。”

　　對此，閻敏才說，協會的主要目的是將在山西投資的溫州煤商聚集起來共同進退。先前的單兵作戰已經不適應變化了的市場行情，有了協會就可以以組織的形式與地方政府和煤炭管理部門平等對話，更有效地維護浙江商幫的利益。

　　但他不否認，有人所擔心的協會的“陰謀”，的確有2002年之后來的煤商想掌握更多市場主動權。“在協會名稱中加入浙江字眼就是他們的主張，但胡育林這批老煤商并不太認同，認為山西方面讓溫州人開礦已經很是客氣，不能再在名稱上向人家叫板。”

　　對山西煤商的指責，一名溫商不屑：“這是污蔑，因為，他們認為，我們把原先歸他們賺的錢賺走了。”

　　到底誰在炒煤？

　　記者發現，有更多的人在批評山西省一些地區對煤礦經營權的炒價。在山西，煤礦經營權幾年內一路飆升，2002年時，溫州人承包一個年產量6萬噸的煤礦需要花費五六百萬元，至2003年就漲到了一千多萬元，2004年就是兩三千萬元，在晉城地區，一些煤礦承包費4年內漲了30倍。據說，晉中市靈石縣一家年產10萬噸的村辦煤礦，以7000多萬元的高價轉讓出了20年的經營權。

　　誰掌握了資源誰就掌握了暴富的機會，很多鄉村都想申辦新礦，再轉手賣給溫州人。而有溫州煤商埋怨，有鄉村原先將礦以數十萬元賣給溫州人，后來見市場節節升溫，又反悔，將礦收回后再以數百萬元賣給溫州人，或者百般刁難，要求加價。

　　作為全國一百個重點產煤縣之一的山西省長治縣，一個堪稱封殺溫州“炒煤團”的動作正在展開，并被視為標本，延至朔州、呂梁、晉城，甚至省外。

　　長治縣煤炭企業普遍存在技術裝備差、規模小、效益低、管理粗放、資源浪費嚴重、安全投入不足、事故隱患多等突出問題，煤炭資源掠奪性開采是過去很長一個時期內的普遍現象。

　　2003年初，長治縣進行徹底的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改制首先從煤炭企業開始，據說，“溫州炒煤團”試圖通過送禮、托關系等各種手段參與，但遇到了“紅牌”。

　　改制后的煤炭企業投資七八千萬元進行了改造，長治縣招商局局長申文奇說：“這樣的改造，那些‘溫州炒煤團’肯定不會做，他們難以投入也不愿這樣投入。我們這樣做就封殺了‘溫州炒煤團’的短期行為，成功走出了煤炭資源掠奪性開采的怪圈。”

　　然而，不少溫州煤商都反映，在一些地區，所謂煤炭企業“改制”實則成為資源炒賣的幌子。

　　前不久，山西省西山煤電集團想申請一塊后備資源，到煤田設計院拿出資源分布圖，看來看去，在山西省境內已找不出一塊尚未劃出的整裝煤田。

　　由于主要礦區的資源基本分割完畢，想要“搞到”煤炭資源只能從現有煤炭企業身上打主意，國有、集體煤礦成了各路資源炒賣大軍的獵物，其方法多為參與縣屬或鄉鎮、集體煤礦的“改制”、以競拍煤礦的方式拿到資源。

　　“資源的價格成倍翻升，最終還是承包給溫州人，中間多出環節的支出當然也是溫州人埋單。”

　　一名小礦主向媒體透露，兩年來長治縣有規模的煤礦都賣完了，其實多數還是被浙江人買走。明里說是拍賣，其實是暗箱操作。

　　業內人士對這種炒賣現象深表憂慮。此后曾接受本刊記者采訪的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工業經濟研究室主任夏冰認為，煤礦經營權，炒來炒去只是個虛擬經濟，只能讓一些有實權的人得利，對產業發展沒有好處。

　　同時，多數溫州煤商透露，煤礦涉及諸多部門，為承包一個煤礦，理順關系，打點各界，所需的隱性開支在整個投資中占據了不小的比例。

　　一名溫商說，承包一個年產量9萬噸的煤礦，花三四百萬元公關費用并不為多，連溫商自己都承認，在這些因素下，“節約成本，撈一把趕緊走”的心理只能日益加劇。

　　閻敏才坦言，2003年后來的溫州煤商心態已與前一批大不相同，“他們更期望加大馬力，在一兩年內收回成本。”

　　一名王姓溫商解釋：“我們不敢大筆投資，因為存在政策風險、市場風險，萬一承包的礦過大，投資過多，承包期過長，一旦出現變故，就可能賠到底。”

　　苦澀溫商

　　4月23日，記者來到山西省原平縣，該縣64個煤礦中有59個被溫州人掌控，當地最好的賓館東大賓館一些客房常年被溫商包住。當天，十多名來自溫州水頭鎮的煤老板包下了賓館最大的一間酒店包廂，邊聚餐邊討論眼下的煤市。

　　有統計，溫州在晉煤商共投資40個億，但據一名原先在水頭鎮鎮政府擔任領導職務的煤商估計，算進流通資金，可能有150個億左右。

　　“溫州人的煤礦出了事故，當地就有人大為炒作。事實上，這里的中小煤礦安全投入一直存在歷史欠債，山西多年來一直想優化中小煤礦都苦于缺乏資金，我們的投資恰恰提高了安全系數。”他說，“原平縣在2003年溫商進入前，只有5個煤礦生產條件符合要求。”

　　同時，溫州人認為，他們相對保護了當地資源，從前，山西很多小煤礦大多是“獨眼井”，生產效益很低，很多煤礦只采了很少的一點就被廢棄，浪費嚴重。

　　由于引進了先進技術和設備，以前年產3萬噸的煤礦，在溫州人投資后，年產可達20萬噸到30萬噸，但這也被當地人指責是在掠奪性開采。

　　記者驅車趕往原平境內的深山煤區，一路上運煤車源源不斷，司機說，去年夏天，公路上的運煤車經常從前一天夜里一直堵到第二天中午，沿路的一些鎮子因煤而繁榮起來。

　　一個小時后，黃色的土地成了黑色，記者進入了礦區。司機說，這里很多小煤礦，以前大多是小打小鬧的私挖濫采。投資只需幾萬元，隨便挖一個洞，請幾個工人就可開采，是溫州人改變了這里的一切。

　　記者來到一個年產量3萬噸的小礦。朔州細水煤礦“3·１9”礦難致死70多人后，這家煤礦一直停產至今。一陣風刮過，沙土夾雜著煤塵，向人撲罩過來。礦老板姓林，前一天去了太原，工人介紹，林是溫州蒼南人，原是一家火鍋店的老板。

　　原平3萬噸以下的煤礦有43個，按規定年底將全都淘汰，老板娘說，林老板就是為此活動去了。這個礦屬于附近的一個村莊，原先是用牲口拉煤的原始采煤方式，溫州人花500多萬元買下6年承包權后，又投入近百萬元鋪設電路，添置了運煤車等設備。

　　老板娘鼻孔里積著黑色的煤灰，織著線衣，和十多個礦工一起常年住在礦上的工棚里，一年僅回溫州一次。“南方人不習慣這里的干燥，鼻子都流血。”正在礦區閑逛的村支部書記的兒子感嘆：溫州人肯吃苦。

　　一公里外的另一個溫州煤礦的吳老板則介紹，他們六七個人投資2000多萬元承包了一個年產量15萬噸的煤礦，“這是一個廢棄了十多年的礦，我們讓其起死回生，僅從井下抽水就花了大半年時間，又花費1000多萬元掘進、鋪設生產設備……”

　　“我們小心翼翼，爭取確保安全生產，早日收回成本。”吳估計，如果管理得當，明年可以收回成本，“我們承包了10年，接下來7年就盈利了。”

　　溫州煤商時常與當地村民發生沖突，來自溫州水頭鎮的魯老板介紹，當地人認為溫州人在掠奪他們的資源，“錢都被溫州佬賺走了。”

　　“有一次，一個村子的人出動，堵著進礦的路，我們只得請當地人幫著打點。”魯說，有一個溫州煤商，將煤礦承包下來，但最終還是被村民趕走，因此，為與當地村民緩和關系，一些溫州煤商還不時資助礦區村民的修路建校。

　　有人將“以包代管”引進的“溫州炒煤團”不顧安全的掠奪性開發推為事故發生的根本原因，指出，在山西省的個別縣，小煤礦“以包代管、一包了之”的比例高達80%。“而在溫州商人承包的煤礦中，超產現象更為嚴重。大多中小煤礦超產幅度都在150%以上，有的甚至翻倍。”

　　有意思的是，一邊是一些當地人的討伐，一邊卻又有很多山西礦主到閻敏才那里請求協會幫助聯系溫商投資。

　　“之前實行的政策是，挖一噸煤交一噸煤的資源費。一些礦主為節約成本，哪里好挖挖哪里，對礦區造成破壞和浪費。”山西省一些地區開始實行按照煤礦儲藏量一次性交納資源費的政策，因此不少山西地方礦交不起巨大的資源費。而同時，年產量9萬噸以下的煤礦也在為避免關閉發愁。他們都不約而同想到了溫州人手中的大筆閑資。

　　夏冰說：“在掠奪性開采、環境污染、追求最大利潤、安全意識不到位導致事故等問題上，山西人與溫州人一樣，只不過，溫州人作為外來者，所受的譴責要甚于本地礦主。”

　　正視資本

　　一名來自山西某山區的老農反映，他們那里有一些“黑口子”，幾乎都被溫州人承包了，而這些“黑口子”都與鎮政府官員有些牽連。

　　記者發現，少數溫商涉嫌非法開采。根據《礦產資源法》和山西省制定的有關條例，煤礦實行轉包、租賃、托管、聯營等，均需省一級主管部門甚至省政府批準。但有的地方政府和企業擅自作主，未經法定程序批準，以引資、承包、托管、改制、聯營等方式，與外省、外商企業簽訂煤礦聯營、租賃、收購協議，轉讓煤炭資源和礦業產權。

　　也就是說，對外，礦井法人仍是當地原礦主，但經營權實際已經暗渡陳倉給溫州人，這一點，記者從閻敏才那里得到了委婉的證實。有人擔心，如果溫商“沒有遵守游戲規則”，山西方面對其合法性追究起來將直接關系到他們的生存。

　　在山西，一場晉商與溫商的角逐大戲也已經開幕，其實，較市場風險相比，溫商更擔憂的是政策風險，“一些地區喊出口號，重點查處溫商，而不是重點管理。”有媒體報道，某縣級市領導在大會上說：“別看溫州人有錢就得意，我要他們停產，他們就得停產。”

　　一些溫商說，他們先是被捧上了神壇，后來又被打入地獄，“缺乏資金時歡迎我們，把每年吸收了多少溫資作為政績，見到我們盈利了，心理又失去平衡。”

　　山西一些政策已經對溫商的投資產生一定影響，已經有人開始從煤炭領域撤資，據說，山西省關閉產量9萬噸以下煤礦的消息傳出后，浙江省高層還曾為此專門赴晉協調。

　　山西省多次強調并沒遏制溫商在山西投資的意思。今年3月，朔州市平魯區還專門赴杭州盛邀浙江民企投資煤炭產銷和加工轉化企業。這是山西首個拿出煤礦資源向浙江民企推薦的試點，有官員表示，平魯的態度說明政府正有意識地引導民資的投資行為。

　　然而，溫商還是擔心遭遇卸磨殺驢、過河拆橋。記者就此拜訪了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工業經濟研究室主任夏冰。

　　她說，溫商在中國最為市場化，資本的基本規律是向最能產生效益的地方流轉，從這一點上說，溫商滲入山西煤礦無可厚非。“山西省煤炭工業長期處于計劃經濟統治下，市場化程度很低，溫州資本的進入激活了山西煤炭產業，這是一個好事。”

　　“山西應該持更加開放的態度，對溫商一視同仁。對山西省政府而言，無論是山西人，還是溫州人，誰投資都得向政府交納稅金，而事實上，溫資進晉恰恰提高了山西的財政收入。”

　　不少山西人對溫州人在山西煤炭產業中擁有越來越多的話語權心存顧慮，夏冰認為這是一種很封閉的思維。

　　“如果溫商遭遇歧視，在目前的格局下，可能沒有維護自己權益的正規渠道。一旦他們撤回資金，退出山西，則是兩敗俱傷。”

　　夏冰認為，溫州煤團的出現，是山西推動煤炭市場化的一次機遇。如果，政策能夠增加投資環境的公平性、穩定性，降低投資的政策風險，就會引導資本的良性發展，加大投資，帶動山西煤炭產業的進一步優化；反之，則很可能觸發資本的加快撤離，導致企業急功近利。

　　她說，山西煤炭產業充滿權勢色彩，資本的溫州遭遇權勢的山西煤炭，暴露了種種漏洞。“煤炭資源所有權為國家所有，但實際操控權在地方政府手中，溫州人很聰明，迅速掌握了中國經銷的特色，認識到真正掌握煤炭經濟主動權的是地方政府官員。”

　　“看到這個漏洞后，他們就會重點出擊，在各部門之間活動，吃小虧，賺大便宜。”夏冰提醒，當務之急是加強監管，單純的抵制或壟斷解決不了問題，引導民間資本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擴張，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市場或行業領域的“準入”、“準出”機制，才是政府宏觀調控的職能所在。

　　“這是對山西省政府調控能力的一次考驗，政策無漏洞，誰來當老板都是一樣的。”夏冰說。

    相關報道：

    溫州民資灰色通道

    新疆油田不速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