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給我們上了貿易課(4)

　　如果“中國數字”因為費用問題而自我限制，無疑于是中國對自身國際影響力的“自殺”行為。

　　美國人提醒：迷信單一數字是“商業大忌”

　　在美方代表團召開媒體見面會的最后一刻，中國食品土畜進出口商會曹緒岷會長才出現。曹會長的出現令在場的國內媒體頗感意外，因為作為美方的專場媒體見面會，最初的人員安排中沒有中方代表的名字。另外，即使曹會長要出面，也應該是在第一天，即出席美國大豆協會和大豆基金會的見面會，而不是CBOT的見面會。

　　“邀請曹會長出席，是臨時決定。而曹會長也是在我們極力要求下才答應的，”媒體見面會的組織者透露說。

　　會后媒體私下分析說，也許是因為面對中國媒體“不留情面”的質疑和追問，美方認為有必要請中方代表出面，表明中方“看法”。

　　曹會長一出場，首先表示，2004年的大豆危機已經過去，已不是什么新話題。當時媒體炒得一塌糊涂，但現在問題基本上解決了，不值得炒作了。目前重要的是如何總結危機產生的原因，如何進一步加強我們行業的鍛煉，提升行業的解決危機能力。

　　對于危機產生的原因，他的分析是，目前國內大豆加工企業，大部分都是根據美國農業部每年發布的市場信息和預測，作出采購計劃和決定。“但美國農業部的預測往往不是很準確，這種情況下中國企業就難以做出正確判斷。這種信息不對稱，是發生危機的重要原因。不僅大豆，其他農產品也存在同樣問題，”曹會長說。

　　但對于中國企業對美國農業部數字的依賴，美國大豆協會的雷天龍先生評價說，對于任何一家美國的大豆加工企業來說，他們絕不會僅僅依賴于美國農業部提供的預測報告。一家美國加工企業可能平均擁有4-5個專門的咨詢機構，分別就合同事宜、中國和拉美地區的當年收成等向他們尋求咨詢意見。甚至很多美國公司還擁有專用的氣象服務，而不僅僅享受政府提供的氣象預報。所以在美國市場上有很多獲取信息的渠道，而影響市場的因素本來就很多。

　　“對于中國企業和進口商而言，美國大豆協會只是個橋梁。如果希望得到最全面的信息，最好的方式還是直接進入美國市場中，包括現貨市場和芝加哥期貨市場，就像日本、臺灣和許多其他地方的企業那樣。”他建議說，“而一旦直接進入美國市場，中國的進口商就會對美國的市場、美國的系統、美國信息的可靠性等有更深刻的了解。這些方面做到了，那么關于美國農業部數據準不準等很多疑慮就自然而然消失了。”他說。

　　“中國數字”有望問世

　　既然美國農業部的預測數字不可信，中國企業為何還要堅持采用？“因為中國沒有自己的數據，”曹會長回答說。

　　那么，中國農業部為何不能像美國農業部那樣，定期向國內外市場發布預測數字？“對其他機構我沒有權力評價，”曹會長說。

　　曹會長在提供了一連串的無奈回答之后，還是帶來了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最近，國務院已經授權土畜商會，承擔美國農業部發布大豆產供銷等相關信息的職能。

　　“我們商會目前已經開始正式準備工作。”曹會長透露說。

　　不過，目前的數字搜集工作難度很大。如中國大豆的年產量，從沒有一個機構真正全面深入地調查過：中國大豆耕地有多少，農民播種面積有多少，有沒有自然災害等。不僅每個省都要調查，還要一個村一個村的調查。

　　需求量和購買量的統計，難度更大。美國的做法是，貿易商購買大豆、簽訂合同的數量，都必須向美國貿易部如實報告。而美國貿易局也會定期發布統計數據，如今年簽了多少、幾月份交貨等。但中國目前在這方面還沒有形成制度化。

　　曹會長還介紹，該系統目前實行會員制，即自愿加入的方式，“目前已有會員100多家”。

　　會員制，意味著數據系統只對會員開放，而不是向全社會、全球免費和公開發布。原因是“因為土畜協會目前所有費用都來自于會費收入，數據開發系統財力有限，”曹會長說。

　　中國“數字牌”會因“財”夭折嗎

　　與中國行業協會的費用來源不同的是，美國大豆協會的費用來源有兩大部分，即直接來源于美國農業部和美國大豆基金會。

　　美國農業部的資助顯然來自政府財政收入，但大豆基金會的費用來自何處？“來自大豆銷售價格提成，”美國大豆協會主席尼爾.布雷迪霍福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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