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觀察報》記者 劉青山

　　新一輪國企改革方向明確，條件已經成熟，要突破目前的膠著狀態，一方面要重拾改革精神，在執行層面進一步激發各方參與的積極性，另一方面要大膽探索，在產權改革方面尋求真正的突破。

　　國企改革是一道世界性難題，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的新一輪國企改革正處攻堅時期。總結過去，展望未來，需各方齊心協力完成大業。

　　6月29日下午，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召開“國有企業改革回顧暨《國有企業改革實錄》(下稱《實錄》)出版座談會。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邵寧在會上表示，國企在此前的多輪改革中尤其是1998年至2008年這火熱的10年中，創造出極其豐富的實踐,對國企存在的各種問題都探索出各種各樣有效的解決辦法。他說，過去的國企改革充滿了擔當精神，及時將過去的國企改革經驗、教訓總結提煉出來，對當下及未來的國企改革有一定借鑒意義。

　　圍繞《實錄》一書及國企改革的熱點問題，全國政協原常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清泰、山東省政協副主席陳光、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會長宋志平、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張卓元等來自政府、學界和央企的數十名代表紛紛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中國經濟由計劃體制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國企一直沒有徹底擺脫政府“配置資源抓手”的角色，處于半市場主體半政府工具狀態。國企改革怎么可能到位?中國已經走過了這一發展階段，到了尋求改變的時候

　　——全國政協原常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陳清泰

　　過去的國企改革充滿了“擔當”精神。對國企存在的各種問題都探索出各種各樣有效的解決辦法，首先是勇于承擔的責任意識，其次是實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再次是協同配合的工作氛圍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邵寧

　　除少數特殊職能的國企外，更多國企應該引入社會資本，發展混合所有制。國有資本應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資委[微博]的主要功能應是推動這一優化配置過程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張卓元

　　企業是改革的主體。企業處在一線，改革的意愿更加迫切。這一次希望是最后一次國企改革試點，把問題徹底解決掉。希望各方面都下決心，做實事，為國企改革徹底打開天窗，解放生產力，讓國企奔向市場

　　——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會長宋志平

　　與會者認為，目前新一輪國企改革的條件已經成熟，改革方向也比較明確，不過在執行層面還需進一步激發各方參與者的積極性，而要完成改革，就應該找回過去曾有過的那種探索精神，找回曾經的擔當意識，以加強改革的積極性，提高改革的執行力。

　　以史為鑒：

　　“改革需勇擔責任”

　　“1998年開始的國企改革，在世界上堪稱一個奇跡。”邵寧回顧說，這次改革面對的國有和集體企業超過200萬戶，職工人數超過1.1億人。1997年，全國國有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盈虧相抵后實現利潤只有428億元，集體企業凈虧損。國有經濟已經呈現出全面潰敗的跡象。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提出了中國國有企業改革三年脫困的任務。

　　據介紹，當年陳清泰從東北返回，傳達朱镕基總理講話精神后，當時尚在經貿委工作的邵寧感到非常突然：“大家心里都在打鼓。”

　　但萬千困難面前，朱镕基總理喊出了“不管前邊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的誓言。

　　在朱镕基總理的激勵和帶領下，僅僅用了3年時間，上百萬國有中小企業、集體企業通過改制退出了公有制序列，涉及到的職工4000多萬人;5000多戶困難的大中型企業基本退出了市場，涉及職工1000萬人。國企基本上從計劃經濟的軌道轉到了市場經濟的軌道上。

　　“國有企業從影響社會穩定的負擔變成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積極因素。在過去，在改革初期，這是一個想都不敢想的結果。”邵寧說。

　　回顧這一系列改革的成功經驗時，“勇于承擔的責任意識”被邵寧放在了首位。邵寧指出，在過去尤其是1998年至2008年期間，中國國企改革創造出極其豐富的實踐,對國企存在的各種問題都探索出各種各樣有效的解決辦法。回顧來看，有三點經驗值得注意：首先是勇于承擔的責任意識，比如朱镕基總理敢于在任期內引爆國企改革的矛盾，主動承擔風險，這種責任和擔當意識造福了后人。其次是實事求是的工作方法。這10年的改革歷程中，中國人不唯上、不唯書、不唯外，堅持立足一線，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改革道路。再次是協同配合的工作氛圍。尤其是在國企三年脫困期間，國企改革從部門工作變成一把手工程，為國企改革順利推進提供了保障。

　　山東省政協副主席陳光當年主導了山東諸城和菏澤的國企改革，因而得名“陳賣光”、“陳送光”。陳光回憶起當年的改革經歷時說：“當時我也知道推進改革有風險，但并不害怕，大不了被撤職了，反正我又不貪污。”

　　陳光認為，現在國企改革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部分基層干部沒有激情，不想做事。“寧可不管事，千萬別出事。現在不要說是探索，定好的推動起來都很困難。如果都是這么一種心態，三中全會精神怎么落實?”

　　對此，國有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熊志軍也認為，有必要問一問：“我們的探索勁兒去哪了?”

　　這個重大問題得到了多位與會者的響應與共鳴。國資委[微博]改組局局長李冰表示，國企改革不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于擔當和好的環境。

　　“現在看，國企改革中亂作為的不多，因為法律已經比較嚴密。但不作為的問題值得關注。”中國中絲集團總經理劉開勇表示。

　　陳光還提到，現在的形勢要求國企改革要搞好頂層設計，于法有據，謀后而動。“頂層設計出不來，都不敢試。現在很多法律法規是滯后的。”

　　對此，陳光分享了他的經驗：上級有明確政策規定的，堅定不移地按著上級的規定辦;上級沒有政策規定的，千方百計地朝相關的政策規定上靠;實在靠不上的，從實際出發研究解決。

　　攻堅之役：

　　“希望這是最后一次改革試點”

　　近期，針對國資委系統尤其是國務院國資委的指責一直沒有消失。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已有不少地方國資委較快地拿出了改革的整體方案，雖然國務院國資委也在積極推進改革整體方案制定和試點企業工作，但仍有不少輿論稱，國資委正在成為國企改革的障礙。

　　對此，全國政協原常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清泰說：“這種指責是不公平的!”

　　“國企改革離不開國家整體的發展環境，國資委也無法就自身的問題推動自身的改革”。陳清泰認為，在中國經濟由計劃體制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國企一直沒有徹底擺脫政府“配置資源抓手”的角色，處于半市場主體半政府工具狀態。在這樣的背景下，國企改革怎么可能到位?

　　不過，事情演進到今天，陳清泰認為，雖然過去的那種模式曾經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奇跡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中國已經走過了這一發展階段，到了尋求改變的時候”。

　　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張卓元也指出，盡管過去多年的國企改革成就突出，但改革本身并沒有徹底完成。

　　面對現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所長張文魁則表示，傳統國企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如不改革將會成為經濟的拖累。“不管承不承認，國企占用較多資源而效率較低的事實是存在的。在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和較為完備的法律規章的保障下。國企全面改革的條件已經成熟。”

　　對于這些看法，陳清泰回應說，正因為如此中央才提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說法，為向完全市場主體轉變創造了可能。

　　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會長、中國建筑材料集團公司董事長宋志平分析說，現在國企改革的大環境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雖然說還有需要改進的東西，但總的來講比二三十年前完善得多了：首先有了《公司法》等一批法律法規;其次企業有了一批具有企業家精神的負責人，不是過去那種國企干部了;再就是有了強勁的民營企業做大的經濟環境的支撐。

　　宋志平還深有體會地說，企業是改革的主體，“因為企業處在一線，改革的意愿更加迫切。”1994年，宋志平領導下的北新建材就被列入百戶董事會的試點企業。現在宋志平又在爭取列入國資委綜合改革試點單位。20年寒暑往復，宋志平已經黑發人“試”成了白發人。

　　“這一次，我希望是最后一次國企改革試點，把問題徹底解決掉。希望各方面都下決心，做實事，為國企改革徹底打開天窗，解放生產力，讓國企奔向市場。”宋志平表示。

　　未來之路：

　　改革須勇于突破產權死結

　　國企改革是一項紛繁復雜的工程，一系列的改革該從哪里尋找最終的突破口呢?

　　對于國企改革的核心，張文魁認為應該是產權制度突破，“這就是國企改革的高爾丁死結”。

　　張文魁還表示，國企改革首先是企業自身的改革。企業自身的改革是重中之重，“細胞如果不發生變化，體制改革意義不大。”他建議，不必急于追求國資監管體制改革，不然就會影響改革的正確方向。

　　陳清泰則建議，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或者國有股權的分散，能夠顯著改善企業的治理結構，讓國企一股獨大造成的各種問題得以扭轉。

　　陳清泰舉例說，中集公司的公司治理結構在國企中可以作為一個樣本。中集集團的兩大股東分別是中遠集團和招商局，二者股權比例基本相當，任何一方要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中集集團都會遭到另一股東的制衡。同時企業還是上市公司，有大量社會股東，加上最近引入了弘毅資本，形成了很好的股權結構。陳清泰調研發現，在這樣的股權結構下，其內部機制都是符合市場要求的。前不久，在中集集團股東大會上，不少社會股東主動提出，要給職業經理人增加待遇。“因為這家企業有規定，新增利潤的3%獎勵給經營團隊。這個機制是很正常的，也是很有效的，這就是市場機制。”

　　陳清泰指出，目前的國企改革，在原有基礎上的深化，應該重點解決四個問題：首先是要由管企業向管資本為主轉變，為此必須要建立以資本效率約束為主線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真正實現政企分開、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開。其次是調整國有經濟的戰略布局。第三是要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通過多元持股促進各個市場主體的權利、機會、規則平等。現在的全社會資本分為中央的國有資本，各級地方政府的資本和民營資本，各自基本上是封閉的。混合所有制要打破不同資本之間的壁壘，讓資本在市場規則下高效運行。第四是要通過國有股權的適度分散改善公司的治理結構。

　　來自企業一線的宋志平表現出了對混合所有制的莫大興趣：“包括職業經理人、員工持股、激勵機制等改革，都要以混合所有制為前提，在傳統國企里搞這些改革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

　　宋志平執掌下的中國建材在混合所有制領域乃至員工持股方面有著長期探索的經歷，也在實踐中獲得了不少寶貴的經驗。舉例來說，南京凱盛是中國建材旗下一家從事國際工程的企業。多年前從企業發展實際出發探索了員工持股。時至今日，這家企業已經從幾百萬家底發展到每年20億元的收入、2億元的利潤，是國際工程領域為數不多的穩定盈利的企業。同樣的成功出現在中國玻纖。這家以中國建材、民企振石公司以及弘毅資本為大股東的上市企業，從一萬噸玻纖產能發展到目前的一百萬噸產能，成為全球最大的玻纖生產商。在去年全國市場普遍下滑甚至虧損的情況下，中國玻纖一枝獨秀實現了6億元的稅后利潤。

　　在宋志平看來，所有者到位是這兩家企業發展良好的關鍵原因。“振石公司的張毓強是所有者，這是他天然的屬性，你想拿他一根燒火棍他都跟你急。從這個角度說，混合所有制是國企進一步融入市場經濟的媒介，我們是借著非公經濟成分的活力賺了錢。”宋志平說。

　　對于目前社會上對混合所有制出現種種解讀的問題，宋志平強調，不要再給混合所有制戴帽子。現在搞混合所有制，有人提出，要分出國企控股混合所有制、民企控股混合所有制，這兩個概念三中全會決議里并沒有，這樣的限定概念一提出，改革不是又回去了嗎?那就不要提混合所有制了，跟過去的搞國有控股有什么區別?國有經濟不管占股多少，只要是混合所有制，就是股東而已，股權是可以流動的，如你給戴上國企控股混合所有制和民企控股混合所有制的帽子，那股權流動時企業性質來回轉換，現實中將無法運作。在混合所有制里的國有經濟只能是平等的股東，適合巿場化精神，不能再在《公司法》以外強加其他東西，這對其他股東是不公平的。要在股權范疇內活動，權力不能無限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