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勢在必行！2013夏季達沃斯給出了這樣的主題。在這個主題下面，一個更加接地氣的話題就是，如何理解和調整創新與風險之間的關系。

　　在當今語境之下，創新究竟面臨著怎樣的風險，所處的風險又有多大？針對這些風險的改革手術刀應該指向何方？都需要論壇給出可行的答案。

　　只有預判出風險所在、更好地了解風險，才不會使我們的創新成為無的之矢，從這個層面上看，隨著論壇的落幕，思考才剛剛開始。

　　新金融記者 曹鴻暉 大連報道

　　9月11日，夏季達沃斯論壇分論壇“全球風險：中國案例”就從源頭的視角為這個層面的“創新”提供思路。

　　風險的“風險性”

　　風險之所以成為風險，是因為其不確定性，對于足夠復雜的系統來說，我們依然很難判斷究竟哪些成分、因素導致事物朝著“有風險”的方向改變。但是這還只是“風險”天然的“風險性”，在其外部另一個十分重要的危險因素，那就是針對風險的“治理失靈”。

　　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認為，不論是中國還是世界，都存在廣泛的治理失靈。導致治理失靈的原因很多，首先是治理主體的不明或者缺失，不知道究竟誰應該對風險治理的后果負責：“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氣候變化，我們應該找誰？單個國家沒有辦法，只有全球協作。”

　　涉及一國國內議題時，領導層當然應該采取措施來預防風險、減小損失。但是，“他投入大量的資源去解決這個問題，而風險的發生可能在幾十年后，那么他的投入對他作為政治家、政治團體的回報可能很小，經常會成為他的繼任者或者政敵的回報。”

　　還有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就是，風險沒有發生的時候，大家常常不認為它是風險，所以當風險控制做得很好的時候，反而沒有人知道它背后的種種努力和投入。所以對風險治理的主體來說去嘗試控制風險，就經常成為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情。

　　第二點是“老的問題，新的情況”，也就是風險已經進化，可應對體系卻沒有相應改變。“比如說布雷頓森林體系，它已經不能夠應對當前的情況。”

　　第三是整體短視。薛瀾認為：“在利益多元化的情況下，如果說要投入去解決一個未知風險，公眾都不會很愿意，這也是常見的。”

　　 其次，我們應對風險的態度也往往成為或者加劇風險。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教授陳婉瑩談到“數字化野火”，也即目前輿論廣泛關注的謠言或不實信息的廣泛傳播，認為各方在接收和處理信息的態度上都過于草率，包括媒體在內。另外，在應對方法上面采取較為粗暴的手段，且缺乏足夠清晰的解釋。“這就是在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陳婉瑩說，這樣做的最終結果就是各方公信力都在下降，“這是謠言的基本力量。”

　　因此，風險本身的風險性很大程度上體現在人類這個治理主體本身。當風險來臨的時候，我們能不能集中資源，統一意見，共擔責任，并且保持積極的態度，才是我們談論如何治理風險的前提。

　　經濟增長減速是最大的風險嗎？

　　那么對于中國來說，目前最大的風險是什么？縱觀整個新領軍者年會議程，雖談創新，意在發展，歸根結底是討論經濟增長的問題。

　　 全球經濟復蘇進入新的階段，在各種經濟體中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新興市場普遍陷入增長泥潭，中國的增速也相應減緩。對照過去幾十年中持續不斷的增長圖景，中國眼下的表現自然引起關注和討論。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認為，關注是正常的，擔憂則有些多余：“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這么在乎GDP。中國的增長減速不應叫‘減速’，應該叫‘換擋’。”

　　而且王一鳴指出，這種“換擋”其實已經持續了數年時間，也從來沒有喪失討論的熱度：“2007年2季度的增長率是14.8%，是單季度增長率最高的，而去年3季度增長率只有7.4%，剛好一半。”

　　對于增長減速的原因，王一鳴認為是多方面的，“這既是全球經濟大環境的變化結果，也有我們自身的結構性因素。”但是，經濟增長減速真有那么可怕嗎，我們需要這么焦慮嗎？

　　“說起焦慮，澳大利亞挺焦慮的，因為中國對鐵礦石的進口減少，導致其價格下跌；還有一些國家挺焦慮的，因為我們的農產品進口減少，導致他們出口受挫。因為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是全球第三大對外投資國。”

　　王一鳴認為，當世界在為此焦慮的時候，我們自己應該看到增速下降的積極一面：“‘換擋’是經濟轉型的表現——轉型是提高消費率，降低投資率，提高服務業增加值，提高居民收入占比等等。

　　所以，“這說明一點，”王一鳴認為，真正應該焦慮的，并非增速的下降，而是轉型期時更深層次的一些問題：“比如說地方債務的真正規模，金融體系的改革方向等等。”透視結構比緊盯數字要更有意義。

　　重新認識風險

　　既然如此，我們就需要重新審視，對于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經濟，最大、最迫在眉睫的風險究竟是什么？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張海濱講了自己的兩個觀察。一個是“習近平總書記前不久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的講話，說了這么三句：‘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另一個是“我們在國內國外訪問或者旅游，到第一個地方談論得最多的就是天氣如何。包括我們這次來大連，都說原來大連的霧也這么大”。

　　由此可見，在真正關心的議題上，官方和民間的認識分歧其實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大。“世界經濟論壇《2013年全球風險報告》以發生概率和影響力為指標，確定了前5大風險，其中有3個和環境有關：污染、水資源短缺、氣候變化。而如果我們看中國的樣本的話，可以看到中國的情況與此高度一致。”張海濱說，從風險的嚴重程度上看，呈現出“3個前所未有：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風險前所未有，中國和世界關系的緊密度前所未有。”

　　環境問題帶來的風險并不僅僅在于治理的難度和支出，它還會對勞動力造成傷害，并最終作用于我們的經濟。“中國很大的一個風險是健康的風險。”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李玲博士說，“中國粗放的發展模式帶來的各種污染，還有生活方式的加快和變化，壓力、競爭造成精神方面的問題，還有濫用藥品，食品安全等等，中國進入了一個慢性病爆發的區間——癌癥、心腦血管、糖尿病、高血壓，幾乎都是在爆發。”

　　更為嚴重的是，風險還呈現出國際性。由于中國與世界聯系的緊密性，風險也會傳播和擴散，造成負外部性。李玲的觀點是，中國作為一個具有重要影響的大國，不能成為一個“富裕的病人國”，以世界經濟論壇《2013全球風險報告》中提及的“超級耐藥菌”為例，李玲認為，“我們濫用抗生素已經不僅僅是醫院看病給你‘掛水’這么簡單，家禽家畜的飼養過程中大量使用抗生素，導致我們的食物鏈中充滿抗生素。我們不能讓這種危害殃及全人類。”

　　風險引導改革

　　風險的存在為改革的道路指引方向。如果不是GDP的話，那么中國未來到底需要什么？

　　張海濱給出的回答是“可持續的發展”，李玲的答案是：“制定健康的發展目標。”這兩者最終都指向發展模式的改革。薛瀾認為，在過去的30多年中，中國治理體系的改革從屬于經濟體系的改革，“我們的政策只要有助于經濟發展，那么從中央到地方，它都是逐漸放大、創新的，這恰恰是中國經濟的活力。”但是這存在的一個問題是：“任何的政策都存在監管問題，這就使得政策的效力從中央到地方一直逐級衰減。”薛瀾說，中國作為現代國家的治理體系應該放在首要的位置。

　　在這一點上，醫療制度的改革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經驗。首先我們需要預防錯誤的改革，“中國醫療從最初的國家醫療體系，轉變為讓個人負擔，醫院名義上是公立醫院，但實際上政府讓醫院自己去市場上找錢。這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醫院靠賣藥賺錢，就是我們所說的‘以藥養醫’。所以醫生就有激勵機制，多開藥，多用藥，所以老百姓看個感冒咳嗽醫生也給‘掛水’，造成抗生素濫用，以及最近的葛蘭素史克‘賄賂門’事件。”

　　而自2003年SARS以來已經進行了10年的醫療改革則是“重新設計，中央有一個頂層方案，具體落地由地方探索。”李玲說，這種改革方式改變了以往類似于“小崗村”那種“下拱上”：“改革不是單向政策，不能是碎片化的，應該是一系列政策的組合，最后破舊立新。”

　　雖然風險廣泛存在，風險的積極因素是為我們指明路徑。有風險的地方就有改革的機會，有改革就有新的活力的釋放。雖然在新的發展時期，不論經濟、社會還是國際環境，我們都面臨著新的各色挑戰，但是沒有人對未來悲觀失望。首先在治理主體上，我們需要認識到隨著經濟的發展，復雜性越來越大，治理結構也需要多方面的參與。在風險應對的態度上，我們不能簡單粗暴。深化改革、培養自信、協調好市場與政府兩只手的關系和作用，風險就不會那么有“風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