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收入分配問題的嚴重性，已經使中國收入分配改革帶有被動性。雖然是被動性改革，如果能夠有明確的改革思路，實現改革的突破，也可以把被動性改革轉變為主動性改革。要把被動性改革轉變為主動性改革，除了中國收入分配改革思路能夠明確外，還在于中國收入分配改革能否落到的具體量化指標上。只有把收入分配改革的標準加以具體量化，并用政策與法律手段加以保證，才能防止收入分配改革半途而廢。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具體量化指標，應著眼于產業工人及絕大多數勞動者，確保中低收入階層能夠充分受益。

　　確定產業工人及絕大多數勞動者工資倍增的改革思路

　　中國產業工人及絕大多數勞動者收入結構單一，主要以工資收入為主，在目前其工資收入很低的現實狀況下，實行工資倍增的改革，并不為過。工資倍增既不是經濟理論問題，更不是中國學者的獨創，應該是政策問題及政策導向。日本國會在1960年通過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東亞國家工資倍增的典范。中國產業工人及絕大多數勞動者工資倍增，不需要照搬當年日本的做法，需要的是從中國國情出發，按照工資增長3倍、勞動效率提高4倍、勞動強度提高1倍的基本思路推進收入分配改革。

　　工資至少增長3倍的基本要求

　　中國產業工人及絕大多數勞動者的工資，不僅相對數低，而且考慮物價持續上漲幅度及住房、教育、醫療的巨大支出，絕對數更低。收入分配改革，必須先解決基數過低的問題。目前中國產業工人及絕大多數勞動者從就業區域的平均月工資基數看，東部、中部、西部約為2100元、1800元、1400元，在一段時間內比如3～5年內平均月工資基數應至少增長3倍。即使工資增長3倍，中國產業工人及絕大多數勞動者的工資水平仍在全世界及東亞地區仍屬低工資之列。當然，確定工資至少增長3倍的基本要求，是為勞動效率提高打開空間。

　　勞動效率提高4倍的管理目標

　　中國產業工人及絕大多數勞動者工資至少增長3倍的基本要求，是以勞動效率提高4倍的管理目標為保證。中國收入分配改革，必須要先消除工資增長將導致勞動力價格提高的恐懼心理及錯誤觀念，如果勞動效率與工資增長同步，勞動力價格不會提高。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提高工資是為了提升企業及產業競爭力，因此，勞動效率提高的倍數必須大于同期工資增長的倍數。

　　勞動強度提高1倍的支持條件

　　中國產業工人及絕大多數勞動者工資至少增長3倍，除了以勞動效率提高4倍為保證，還要以勞動強度提高1倍為支持條件。勞動強度提高1倍，要以充沛的精力與體力為前提。通過培訓與勞動文化培育改善精神狀態，并依法縮短以加班名義延長的勞動工時而提高體能，足以支持中國產業工人及絕大多數勞動者的勞動強度提高1倍。

　　兩個“五年”發展規劃階段可以量化的工資增長幅度

　　從2011年開始的未來10年，是中國“十二五”與“十三五”的兩個“五年”發展規劃階段。中國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能否取得成效，關鍵在于兩個“五年”規劃中能否把工資增長幅度落到實處，并明確收入增長的參照指標。工資增長幅度、勞動報酬占比、居民收入增長比率3個可以量化的指標，應該相互支持并相互約束。

　　10年內工資增長5至6倍的具體標準

　　在一段時間內比如3～5年，中國產業工人及絕大多數勞動者工資至少增長3倍，那么，按照這一要求，“十二五”發展規劃階段與“十三五”發展規劃階段的這10年關鍵期，應確定工資增長5～6倍的具體標準。之所以把“十二五”與“十三五”的這10年稱之為關鍵期，是因為這10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是關鍵的改革，關鍵時期的關鍵改革，可以緩和許多日漸嚴峻的社會矛盾，消除社會不穩定因素，化解社會動蕩風險。關鍵時期的關鍵改革的具體標準，表現為產業工人及絕大多數勞動者的工資增長5～6倍。如果兩個“五年”發展規劃階段工資能夠達到這一增長幅度，不僅可以實現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而且能夠根本化解中國社會動蕩的潛在風險。

　　國民收入首次分配中勞動報酬每年提高1%的參考系數

　　國民收入首次分配有4部分組成：一是勞動報酬；二是設備及固定資產折舊；三是各種稅費；四是企業利潤。在目前國民收入首次分配中勞動報酬占比，既遠遠低于國際水平，也遠遠低于中國改革開放頭20年(1978～1998)的水平。在“十二五”與“十三五”發展規劃階段的未來10年，要力爭并保證每年使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首次分配中占比提高一個百分點。按此推算，到“十三五”發展規劃結束的2020年，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首次分配中的占比約為56%～58%。如果以GDP為國民收入的主要參數，假定未來10年中國GDP保持7%的年平均增長，2020年中國GDP約為73萬億人民幣，那么，在2020年國民收入首次分配中，勞動報酬將接近40萬億人民幣，中國可以基本實現“民富”。

　　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的比率同步

　　居民收入增長尤其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過慢，與中國經濟較快增長和財政收入高速增長形成巨大反差。在“十二五”與“十三五”的兩個“五年”發展規劃階段，應該加快居民收入增長，提高每年的居民收入增長比率；同時，放慢財政收入增長，降低每年的財政收入增長比率。如果未來10年能夠實現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的比率同步，就基本可以保證勞動報酬占比的提高、全社會所有就業者工資的大幅度增長。

　　兩種收入分配改革同步推進而實現突破

　　工資增長屬于勞動收入分配改革，中國在“十二五”與“十三五”發展規劃階段的10年關鍵期的收入分配改革，既包括勞動收入分配改革，又包括財產性收入分配改革。總體而言，在目前中國現有收入分配體系中，勞動收入不合理與財產性收入不公平的問題并存。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既要解決勞動收入不合理的問題，又要解決財產性收入不公平的問題。

　　政策與法律手段并舉而依法推動勞動收入大幅提高

　　雇主及企業不會自動與自覺地提高工資，勞動收入增長依賴政策與法律的推動。財政稅收政策對勞動收入提高的作用最直接，手段有三個：一是分類提高并明確可稅前計入成本的月工資標準，尤其是對勞動密集型企業，應大幅度提高標準；二是對低收入員工的月(人)工資基數達到規定標準及剔除高管人員以外的工資總額達到企業收入規定百分比的中小企業實行減稅獎勵，減稅既可以按年度營業稅額的一定百分比返還，也可以對企業所得稅實現更優惠的稅率(如15%～5%)；三是對勞動密集型企業和中小企業實行員工社保的財政補貼，社保補貼主要是補員工繳納的部分。法律手段主要體現在要盡快出臺與收入分配相關的法律如《工資標準條例》、《勞動基準法》等，除此以外，與收入分配法律相配套的實施條例也要能夠盡快到位。

　　讓中低收入階層勞動收入能夠率先較快增長而實現“民富”目標

　　中國31年(1978～2009)的改革開放，除了讓少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同時，還實現了“國富”。“國富”主要表現為政府有錢，無論中央政府，還是各級地方政府都十分有錢。與“民富”及政府有錢相對應的是“民窮”。“民窮”主要表現為日漸被邊緣化的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中的大部分淪落為中低收入階層。只有實現中低收入階層勞動收入的率先較快增長，中國才能基本上實現由“民窮”向“民富”的轉變。因此，勞動收入大幅提高的對象主要是中低收入階層。

　　中低收入階層的勞動收入率先較快增長，須多種措施同步推進。一是較大幅度提高各地最低工資標準。最低工資提高比率應高于經濟增長比率與財政收入增長比率，要改變一些地區連續多年GDP增長兩位數以上而最低工資標準幾年不提高的現狀；二是加大中低收入階層的培訓補貼。對中低收入階層勞動技能及勞動素質培訓實行獎勵補貼，企業用工培訓及被培訓者勞動收入持續提高，是獲取政府獎勵補貼的依據；三是加大中低收入階層的消費補貼。在CPI大幅上漲的條件下，中低收入階層及家庭的消費應得到政府補貼，補貼應盡可能以現金方式并直接劃入中低收入階層個人或家庭賬戶；四是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社保水平。社保不僅要盡可能廣地覆蓋所有中低收入階層成員，而且要不斷提高其水平，只有不斷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社保水平，才能保證中低收入階層的可支配收入隨著勞動收入提高而不斷提高。

　　改革上市發行制度與土地產權制度而實現財產性收入增長的相對公平

　　中國證券市場目前的上市發行制度不允許員工持股企業上市， 從而把企業上市變成政府獲取超額收益、少數人獲取巨大財產性收入的專屬通道，導致了財產性收入的不公平。

　　因此，中國證券市場應該盡快修改上市規則，改革上市發行的審批辦法，允許并支持員工持股企業上市。考慮到證券市場滬深主板、深圳中小板、深圳創業板的功能定位不同，在員工持股企業上市審批上，規則修改及規定可以有所差別。

　　其一，上海主板與深圳中小板允許員工持股企業上市，其規則是倡導性的。具體而言，員工持股企業可以在上海主板與深圳中小板上市，但是，不成為企業上發審會通過上市審批的條件之一。

　　其二，深圳創業板支持并鼓勵員工持股企業上市，其規則是要求性的。具體而言，在其他條件符合的情況下，員工持股企業可以優先上市，當然，員工持股并不是企業在創業板上市的必要條件。除此以外，國有土地產權與農村集體土地產權的不平等、房地產市場的城鄉分割，導致了農村居民被剝奪了宅基地及房屋升值而獲取財產性收入的機會。因此，應深化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推動農村集體土地產權的流轉及交易，實現房地產市場的城鄉一體化，讓農村居民也享有獲取財產性收入的公平機會。

　　讓更多社會公眾擁有財產性收入而強化“消費底氣”

　　在中國迅速增長的財富總額中，財產性收入所占比重越來越大，目前，中國可估算價值的財富已接近800萬億人民幣，財產性收入所形成的財富約占86.5%。從財產性收入的分布看，絕大多數的財產類財富，主要被國家壟斷和少部分人占有，與城市農村居民大多程度不同地擁有一定數額的財產類財富相比，農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及財產類財富幾乎為零。

　　在某種意義上，財產性收入的不公平比勞動收入的不公平要高一千倍甚至一萬倍。從大多數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落后國家的經驗教訓看，財產性收入是導致貧富懸殊過大及嚴重兩極分化的重要根源。

　　中國未來10年，如果不改變財產性收入的分配方法，僅僅是在勞動收入的分配方法上下大工夫，既不會改變目前貧富分化的現狀，也不會抑制貧富收入差距的繼續拉大。改革上市發行制度與土地產權制度而實現財產性收入的相對公平，不僅可以縮小貧富收入差距，而且可以奠定消費需求拉動的財產性基礎。美國在1998～2008的10年間，其家庭的儲蓄存款增加了約1.5萬億美元，但同期美國家庭的財產性收入增加了約35萬億美元(其中85%為土地產權溢價收益與股票股權投資收益)，美國強大的消費增長是以美國絕大多數家庭的財產性收入增長為基礎的。中國今后10年拉動消費需求，必須要通過深化改革奠定社會公眾財產性收入穩步增長的基礎，強化社會公眾的“消費底氣”。

　　分配改革的政策保障

　　中國收入分配改革離不開政府推動，尤其離不開中央政府的推動。面對收入分配改革長期滯后所帶來的各種社會矛盾激化及其潛在風險的放大，中央政府已經下定決心要大力度推動收入分配改革。當然，中央政府所推動的收入分配改革必須得到地方政府的配合與支持。為此，必須推進政績評價標準的修改，通過政績考核體系完善，促使各級政府官員支持收入分配改革。

　　居民收入增長及收入分配改革的量化標準應納入政績考核體系

　　在以經濟增長與財政收入增長為主要指標的經濟性政績考核體系中，居民收入增長的相關指標基本不占權重或沒有參考價值。推動收入分配改革，要求建立經濟性與社會性并重的政績考核體系，在新的政績考核體系中，居民收入增長的相關指標、在“十二五”與“十三五”發展規劃階段的收入分配改革量化指標，不僅要占有權重，而且成為重要的政績評價指標。從大多數地方政府過去的“五年”發展規劃看，往往是圍繞著經濟發展及經濟較快增長而制定規劃，但是，“五年”發展規劃往往忽略了如何在居民收入的增長及民生水平提高方面進行“規劃”。應該說，2010年是制定“十二五”發展規劃的重要時間段，具備條件的地方政府應把收入分配改革及其具體量化指標寫入“五年”發展規劃。當然，這需要地方行政長官的膽識與勇氣。在某種意義上，政績考核既是人民對執政者及施政者的考核，也是政府官員的自我考核。只有把居民收入增長及收入分配改革的具體量化指標與政績考核掛鉤，才能使收入分配改革有序推進并取得成效。

　　逐步修改并改變以GDP增長為主要參數的政績評價標準

　　GDP增長能夠比較有效地反映經濟發展及經濟增長的速度，但是，無法真實反映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及社會中低收入階層民生水平的真實狀況。執政為民，推動經濟發展及經濟增長的執政，是為了改善民生并提高民生水平。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主要表現在全社會各階層民生水平的同步提高，當中國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及實現“國富”以后，中低收入階層尤其被日漸邊緣化的一部分工人與農民的生活質量改善成為執政的重點。與此相適應，各級政府包括中央政府政績評價的各種參數要進行及時調整，不能再以GDP增長作為政績評價的主要參數。

　　當然，新增加的參數并不能完全替代GDP增長，GDP增長參數仍占有較大權重。在政績評價的參數調整中，居民收入增長及中低收入階層的生活質量改善指數應成為新增元素，而且其數值變化應在政績評價體系中占有一定權重。

　　國家統計局的居民收入數據收集及核算應真實與科學

　　當一部分社會成員“工資收入被增長”成為一種網絡宣泄時，既說明了社會公眾的無奈及憤懣，也說明了國家統計局統計方法的落后及統計工作的粗糙。當貧富收入懸殊及貧富對立情緒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最大因素時，國家統計局還不能真實統計中低收入階層的工資收入，除了加劇“被增長”社會成員的不滿情緒外，還會影響政府對收入分配改革的決策及措施出臺。

　　可以說，居民收入數據尤其是分類的居民收入數據，所受到的關注不亞于CPI與PPI的變化。在“十二五”與“十三五”這一收入分配改革的關鍵期，國家統計局應該要及時改革并完善居民收入數據收集及增長核算的方法，居民收入的統計數據應覆蓋全體社會成員，在分類的居民收入數據中，應重點抓好中低收入階層收入數據、非國有機構或國有企業的雇員收入數據的統計工作。如果能夠使覆蓋全體社會成員的分類收入數據真實，既能為收入分配改革政策制定提供依據，也能使社會公眾真切地看到收入分配改革的進程及成效。在某種意義上說，國家統計局的居民收入數據收集及核算真實與科學，也是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

　　作者為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