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重恩：如果最低工資提高到偏離了市場工資，我覺得不僅僅對民營企業，對所有企業而且對勞動者最終也是不利的。當勞動成本過高地提高之后，企業就會采取一系列措施來降低對勞動的需求，它可以多用資本，多用設備來替代勞動力，這樣的措施不適合我們現在的發展階段。對我們來說，現在最重要的是創造就業，所以我不覺得提高最低工資是一個有效的手段，特別是提高過多，可能對經濟發展和改善收入分配，都會產生不利影響。當然我不是說對低收入人群不管不問，剛才說了政府有其自身的責任，政府應該在公共服務上向其傾斜，但是政府不能把所有責任都推向企業，讓企業過快地增加工資，這個是不對的。政府可以加大低保的力度，對醫療保障，以前農村是沒有醫療保障的，現在有農村合作醫療，現在政府對每個農村的補助最低是80元錢，盡管我們覺得還很不夠，但是我們是從一個很低的起點開始的，所以我們的方向是對的，政府擴大了對保障的力度和投入。從這些方面我覺得應該看到政府所做的努力。

　　《董事會》：國外有一些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也經歷了由貧富差距比較明顯到相對合理的變化，為什么中國在發展過程中這個問題反而越來越突出呢？

　　白重恩：我不知道是否應該認為這個問題是越來越突出了，我不認為有什么證據，你可以說基尼系數增加了，但是基尼系數是怎么獲得的，這里面有數據的問題，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還需要冷靜一點看，究竟是否越來越突出了？我覺得幾十年前的機會不平等是非常突出、非常嚴重的。這些年機會不平等確實存在，但比以前還是要好一些。所以我覺得我們對現狀很不滿意，但并不能否定我們現在的方向就是錯的。我覺得沒有證據證明這個問題越來越突出了。

　　《董事會》：剛才您說的收入分配改革重在消除發展機會的不平等，涉及到很多方面，應該是一項很大的系統的社會工程，但當前政府工作的重點，好像主要在于改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您認為這樣的效果會如何？

　　白重恩：我們很簡單的一個訴求，就是希望資源的配置脫離于權利，從一點一點地開始，我覺得是可以做到的，如果說該做的事情因為難做而不去做，然后把精力朝另一個方向去轉，那么可能會適得其反，最后問題只能越來越嚴重。所以我覺得改革的阻力就在這里。

　　改革的阻力不僅僅來自既得利益者，也來自于我們這些沒有得到利益的人。我們這些人容易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所以就不敢去改變。這也是改革的阻力之一。

　　收入分配：關鍵時期的關鍵改革

　　中國收入分配不合理現象被決策層長期忽略與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的嚴重滯后，已經使收入分配由經濟問題轉變為經濟社會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收入分配改革刻不容緩，已經成為關鍵時期的關鍵改革

　　文/文宗瑜

　　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的長期滯后，不僅拖累了經濟發展及經濟增長的質量，而且加大了社會管理成本與放大了社會動蕩的風險。收入分配改革已經刻不容緩，未來10年是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的關鍵期，關鍵期的收入分配改革是中國改革深入的關鍵改革，“關鍵期的關鍵改革”需要解決好勞動收入不合理與財產性收入不公平的難點問題。

　　收入分配改革既要推進勞動收入分配改革，也要推進財產性收入分配改革。為了把收入分配改革落到實處，要確定產業工人及絕大多數勞動者工資倍增的改革思路，量化勞動收入大幅增長的具體指標，實現“民窮”向“民富”的轉變；同時，改革上市發行制度與土地產權制度，保證財產性收入增長的相對公平，讓更多社會公眾擁有財產性收入而強化“消費底氣”。為了保證收入分配改革的順利推進，要進一步完善政績考核體系，調整各類政績評價參數所占的權重，完善居民收入收集及統計的方法。

　　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的經濟社會效應

　　推動收入分配改革，抓住重點，加大力度，實現突破，不僅能夠解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過程中的許多經濟問題，而且能夠解決正在日漸影響社會穩定的許多深層次社會問題。可以說，中國如果能夠大力度地實行比較徹底的收入分配改革，將會帶來比較重大的社會經濟效應。

　　有助于緩和許多日漸嚴峻的社會矛盾

　　中國經濟連續多年保持較快增長過程中出現的勞動與資本的博弈、農村居民與基層政權的抗爭、窮人與富人的心理對立、公眾對政府的失信、落后地區及廣大農村對各種宗教的追逐等現象及問題，正在轉化為各式各樣的社會矛盾。在一段時間內，這些社會矛盾仍集中表現為經濟訴求，但是，如果長時間得不到解決，有可能衍生為社會政治訴求。必須高度重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被日漸邊緣化的社會現象，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的一部分家庭已經出現了貧困貧窮的代際積累及延續效應。通過收入分配改革，較大幅度地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勞動收入與財產性收入，有助于抑制一部分家庭貧困貧窮的代際積累及延續效應，緩和許多日漸嚴峻的社會矛盾。

　　有助于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

　　低資源價格、低勞動價格、低排放價格的“三低”支撐了到目前為止的中國經濟較快增長。然而，這種“三低”所支撐的經濟較快增長已經難以繼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成為國策，能否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在于如何打破長期以來依賴低工資的經濟增長模式。通過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勞動價格，提高產業工人及絕大多數勞動者的工資，倒逼企業提高產品知識附加值與技術附加值，消化勞動成本的上升，實現企業轉型及產業升級。

　　產業工人及絕大多數勞動者的工資提高，不僅會倒逼企業轉型，而且會助推經濟增長結構調整，在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所驅動的經濟增長中，以產業工人及絕大多數勞動者的工資提高為標志的全社會成員收入增長，會驅動“消費”這駕馬車跑得更快，消費對經濟增長及發展的主導作用會越來越大。可以說，收入分配改革會徹底改變已有的經濟增長模式，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

　　有助于就業模式轉變與弱化就業壓力

　　全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就業模式可歸納為兩類：一是低工資的高就業率模式，二是高工資的低就業率模式。中國不僅選擇了低工資的高就業率模式，而且在此思維下希望讓每個人都有一份工作，由此導致了中國十分高的就業壓力。與此同時，從城市到農村的“家庭雙人就業”要求，使中國的就業壓力呈幾何數增長。

　　必須看到，經濟比中國更發達的美國、德國、英國、法國，人口約為3億、0.8億、0.57億、0.6億，也沒有做到讓每個人都有工作，中國約13億人口，更不可能實現讓每個人都有工作的目標；美、德、英、法就業政策及思維是讓30%的人拼命工作來供養70%的人，中國應該借鑒并確定“讓45%的人拼命工作而供養55%的人”的就業目標。只有大幅提高工資，才能提高就業者的供養率，當一個就業者的勞動收入能夠供養2個人或3個人甚至更多個人時，就業模式就會發生變化及替代。如果中國的就業模式能逐漸轉到高工資低就業率的模式，會大大緩解中國的就業壓力。

　　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質與緩解城市交通

　　擁堵

　　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勞動收入水平中，產業工人的工資水平有標桿性作用。美國1個產業工人的勞動收入可以供養4.8個人，勞動供養率為1:4.8，與美國勞動供養率1:4.8及德英法的1:6.8、日本韓國的1：3.8相比，中國絕大多數產業工人的勞動供養率達不到1:1.5。假定中國一個產業工人的勞動月收入為2500元人民幣，其按生活價格指數估算的勞動供養率只有1:0.45，而且這個假設是按目前中國產業工人比較高的勞動收入計算，70%以上的產業工人勞動收入達不到這個水平。包括產業工人在內的中國絕大多數勞動者，其勞動收入只能維系生存或基本生活，多數人無法更新知識與提高能力，更談不到全面發展，嚴重制約了中國人口素質的提高。

　　如果收入分配改革能夠大力度推進，大幅度提高工資，把包括中國產業工人在內的勞動者勞動供養率提高1:2.0甚至1:2.5以上，將為中國人口素質提高創造收入條件。除此以外，大多數產業工人及勞動者勞動供養率的提高，將會帶來一些“雙人就業家庭”中一方成員的“主動失業”現象。如果一些進入婚育期的家庭成員有一方選擇階段性放棄工作，將會大大緩解城市交通擁堵。以北京、上海為例，如果5年內大多數人的工資提高3倍，勞動效率提高4倍，估計將會有30%人主動放棄工作，城市交通擁堵度至少會緩解25%以上。

　　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思路與具體量化標準